国考进化论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杨 敏 徐浩程 贺海峰

　　【策划人语】

　　2012年，国考已经18岁，即将迎来自己的“成人礼”。

　　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成人礼”？曾经，它被称赞为“玻璃房子里的竞争”，被各方寄予厚望；当下，纠结，却是许多人提及它时心中跳出的第一感受——没人会否认国考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作用与意义，也没人面对汹涌的“国考热”不迟疑三分。

　　无论是否被妖魔化，国考的确是最容易被随手拿来当做指摘时政的靶子。但如果将国考还原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呢？

　　从最初“把好进门口”到公平性与科学性结合，从6门考试科目到2门，从偏向应届毕业生到侧重基层工作经历……18年，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国考从未停止过调整自己的步伐，从未停止过科学化的进程。这既是其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环境推动所致。

　　也许正因如此，才引来每年百余万人趋之若鹜，才会有“做炮灰，也要给时代留点余温”的感叹。

　　国考不完美。没有一项制度或方式是完美的。重要的是这项制度、方式是公正的、进化的，而不是偏颇的、僵化的。

　　“国考热”终将过去，但在“国考热”压力下逐渐进化的国考终将进一步畅通、完善社会精英进入党政机关的渠道。

　　“盗梦”2012

　　■本刊记者 杨 敏

　　河北师范大学的晚自习教室里，法政学院的大四学生杜鹃正埋头备战2012年国考。对于这个学院的政治系和政教系学生来说，国考几近“集团作战”。

　　一年前，由于法政学院将公务员考试的笔试科目《申论》和《行政职业能力测试》作为大四学生的必修课，曾一度引发媒体热议。

　　“这两门课很受学生欢迎，对我们提高国考竞争力有帮助，没什么不好”，杜鹃说。与杜鹃一样，进入国考倒计时的考生，全国共有133万，他们即将围绕1.8万个岗位展开激烈竞争。

　　“考碗族”怎么看国考，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身处的时代？就在国考报名开始的时候，《决策》杂志与华图教育和中宜教育两家培训机构合作在安徽、广东等省展开了问卷调查。

　　54%的人看重

　　公务员收入稳定

　　“90年代，到美国去，到法加去，到一切不说中国话的地方去；2000年代，到国企去，到外企去，到年薪百万的地方去；2010年代，到党政机关去，到公务员队伍中去，到一辈子不愁失业的地方去。”这是最近网络热传的一个段子。

　　“一辈子不愁失业”，公务员岗位的体制内诱惑，对于杜鹃这样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来说，的确无法抗拒。

　　“多一次选择，多一次机会”，“宁可撞了，不要误了”，“做炮灰，也要给时代留点余温”，网络论坛上，“考碗族”一直不乏自嘲精神。尽管前途不明，133万考生仍趋之若鹜，愿入彀中。

　　“公务员职位哪些地方最能吸引你？”接受问卷调查的167位考生，选择“工作稳定”的占54%，“社会地位较高”的占25%，“权力衍生出的附带收益”为3%，另有18%受访对象选择“其他”项。

　　这几个数据说明，稳定因素和权力因素所构成的“体制内”磁场，产生强大吸引力。

　　“工作稳定性”的择业诉求，在另一项调查中也得到旁证。在经济学家周立群的带领下，南开大学5名本科生组成的课题组，曾对14所高校的1416名2011届本科毕业生做了问卷调查。

　　调查组发现，“进编制”成为毕业生首选的职业规划，其中58.66%的受访者把“工作稳定程度”作为就业时首先考虑的因素，甚至超过了“薪酬”。

　　的确，公务员淘汰率只有0.05%，流动率只有1.25%，而企业正常年度的人才流动率达到10%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小企业遇坎，民营企业裁员，这些“不稳定因素”，成为近几年公务员连年趋热的不可忽视的诱因。

　　国考考生，又是如何把脉国考“热症”的呢？

　　在回答“你认为哪些因素导致近年的公务员热”这一问题时，39%的受访者归因为“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就业难”；31%认为“社会创业环境恶化，人生成功标准单一”；25%认为“传统官本位思想”；还有5%受访者认为因为“报名方式简单，报考成本相对较低”。

　　除此之外，社会学家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了一个例子，现在的大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顾骏说。

　　这个例子看似与“国考热”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生动地说明了教育作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最公平的制度性渠道，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梗塞。社会学家大声疾呼，要警惕社会板结。

　　2004年，一篇题为“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网络博文，曾引起无数年轻人共鸣。彼时，一个贫寒学子读完硕士，就可以有一份体面的生活。7年后的今天，另一篇文章在网络上振聋发聩，“18年又如何？再丰盛的年华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教育可以实现人生突围，从相信到不相信；奋斗可以实现阶层流动，从相信到不相信，这些变化，发生得那么突然。

　　2011年2月，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58.8%的被访者认为社会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仅7.5%的被访者认为机会很多。另外， 65.6%的被访者认为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祸首，是资源与机会分配不平等。

　　职场的“拼爹游戏”，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社会阶层的日趋固化，一个人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今天似乎更困难了。

　　因此，就不难理解，继高考之后，国考成为人们寄望改变人生际遇的又一根“魔术棒”。

　　40%的人认为国考热

　　带来隐形社会成本

　　2012年国考资格审查已经结束，46个招录职位的报考比例超过1000：1，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报考比例居然达到4124:1。

　　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前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命题组组长谢小庆，在接受《决策》采访时算了一笔账。2012国考，1.8万个职位按照5:1面试比率，意味着只有9万人能从笔试突围成功。也就是说，仅笔试一个环节，就承担着高于90%的淘汰率。

　　因此，尽管133万考生，每个人都机会平等手握一个“魔术棒”，但是真正能够点化成功的，少之又少。“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并没有阻碍考生们走进2012国考这个“盗梦空间”。对很多考生来说，在虚幻的、真实的梦境中切换，远比连梦都不敢做的人幸福很多。

　　对于“国考热”这样一个既凶险又绮丽的梦境，考生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在回答“你怎么看待国考热”这一问题时，63%的受访者认为是个正常的社会现象；31%的人认为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现象；另有6%的考生认为“国考”并不热。

　　这项统计结果与另一数据高度吻合，在对于“如何看待国考热的利弊”时，64%的人认为“利大于弊”，36%的人认为“弊大于利”。

　　国考的信度和效度，是问卷调查中认可度最高的两项，38%的考生认为“国考相对公平、透明，提供了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通道”；31%的受访者认为“的确能够招募到一批优秀人才进入国家机关”；另有25%的人认为，“国考提供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一个途径”。

　　但是，在接受《决策》问卷调查的考生中，也不乏对“国考热”的冷思考。在回答“公务员考试制度带来哪些消极因素”时，受访对象的关键词是“成本”和“浪费”，他们认为国考热的“副产品”包括：社会生产和创新不足等隐形社会成本(40%)；社会人才和资源的浪费(29%)；招录过程和事后培训的巨大经济成本(16%)等。

　　“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场”，现在党政机关，硕士甚至博士做些文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已经不在少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指出，一些硕士、博士本可能在自己所学的专业岗位上，作出更大贡献，但受到公务员热的影响都当官去了，他们的专业价值、学术价值、创新价值，有些就不能体现出来，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诚然，中国传统治理理念，视将天下人才收入囊中为最大成功。但是现代社会，如果人才都向政府部门集中，社会活力与创造力就会受到影响。

　　学者朱四倍认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才热衷于当公务员，意味着大家都更愿意去分蛋糕，而不是做蛋糕，意味着人们更愿意把知识与理性主要用于分配而不是生产。

　　“对一个社会来说，当人们不约而同地加入到分配性努力行列而忘记生产性努力时，说明了社会弊病的存在，更说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和公众心理预期的错位。这是应警惕的现象。”他说。

　　国家与社会，在人力资源吸纳上，一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尽可能避免人才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华图教育兼职讲师赵国艮，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提醒记者关注2012年国考的一个新变化，就是设置报考职位的最高学位。

　　“往年要求学士学位的职位，硕士、博士都能报考。但是，今年报考政策明确提出，职位要求的学位乃最高学位。就是说，拥有高学位的考生不能报考低于自己最高学位的职位。”赵国艮说。

　　这个政策变化有两重意义：一是体现竞争公平性，以往只要求学士学位的职位，有很多硕士甚至是博士也去报考，显然不利于公平竞争；二是有效改变社会人才资源的浪费，取得相应学位的考生只能报考相应要求的职位，确保考生的学位跟职位更加匹配。

　　52%的“考碗族”

　　自喻“亚历山大”

　　山东荣成的“考霸”黄忠树，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2004年大学毕业后，参加过6次公考。2005、2008、2009、2010年参加过4次山东省省考，2009年还参加过国考，“可惜都没考上，不过今年我又来了”。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黄忠树这样的“考霸”还算不上“骨灰级”考生。赵国艮回忆，在他的培训班上，曾经有位叫做杨斌的考生，先后参加过15次公考。

　　考霸、钉子户、“比基尼”考生、裸考，“考碗族”往往被如此细分。考霸和钉子户，是志在必得的一群；后两种则是重在参与，未作太多准备的群体。

　　现供职于广州海关的江彦，1993年从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一家期刊社工作整整十年。2003年，他第一次参加国考，当时考前培训还未成气候，他只练习了几套真题就“赤膊上阵”。幸运的是，当年就成功考取海关职位。

　　在谢小庆教授看来，国考是一种能力测试，要的是考以致用，“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国考考察的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东西，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而不应该受到短期强化突击影响，更不应该受到辅导机构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谢小庆指出，目前国考有两大尴尬，一是笔试承担不了择优功能，二是命题方与辅导方的博弈，已让国考的效度大大下降。

　　今天，像江彦那样，裸考成功的情况几乎不可复制。那一年，报考人数是8.7万，此后，从10万、50万到100万，仅仅用了6年时间。2012年，1.8万个职位、133万考生，国考惨烈的程度可想而知。赵国艮也坦言，现在不做准备参加国考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承受巨大竞争压力的“考碗族”，究竟有着怎样的自我认知？

　　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67位考生中，第一次报考的占比最大，为59%，第二次报考的32%，3次及以上的占9%。

　　中部某三线城市师范学院大四学生王静，从大二下学期就开始备战国考，她说，就读的高校不理想，她与很多高中同学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参加国考才能填平未来的发展鸿沟。

　　像王静这样主动性强的考生，在这次问卷调查中占比68%，但是国考的“羊群效应”也不容忽视。受访者中，还有13%的人承认是因为“身边有同学、朋友报考，自己也想试试”；另有16%的考生直言参加国考是“父母、家庭的期望和压力”。

　　“羊群效应”作为一种非理性选择，势必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报考人数越来越多的同时，弃考率也居高不下，2011年国考弃考约3成，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二是部分职位冰火两重天，统计近年热门职位不难发现，这些职位的权力色彩相对浓厚。

　　问卷调查还发现，“考碗族”群体的自我认知，负面评价远远高于正面评价，在回答“你怎么看待社会上的考碗族”的？18%的人认为“积极、进取，有追求”；

　　52%的考生认为这个群体“压力比山大，很无奈、很悲摧”；还有30%的受访者觉得“心情复杂，说不清楚”。

　　一位考生在《决策》问卷调查上留言，自称“亚历山大”(压力比山大)，尽管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国考，自己扭转不了“炮灰”宿命，但他还是愿意放手去搏。

　　“国考毕竟是玻璃房子里的竞争，有这样的机会，没有理由不去争取。”这位“亚历山大”说。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考生为化名)

　　2020，我们怎样进入政界？

　　■本刊记者 贺海峰

　　最近，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许小年，与南方一家媒体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对话。这家媒体问他：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许小年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改革开放之初，许小年曾供职于中南海，后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是学界“海归派”的标杆式人物。以这样的资历，进入体制内当轻而易举。

　　其实，在体制外，怀抱政治理想，冀望躬自入局、挺膺负责的读书人，比比皆是。近年来高烧不退的“公务员热”，固然折射了某些时代积弊与焦躁情绪，但那一颗颗青春的、跃动的心，却足以让人振奋与耳目一新。

　　这是因为，执政党人才战略的指归，恰是“野无遗贤”。而要做到“野无遗贤”，必须提供让人才自我涌现和表现才能的机会与舞台。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申明，要致力于“打破人才身份、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

　　那么，未来10年，政界迫切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除了参加公考，年轻精英还有哪些机会进入政界？

　　延承既往路径

　　2011年10月14日，深圳一次性公布了18位“70后”区级党政副职人选名单。其中，3人来自市属国有企业，2人来自事业单位，5人来自群团组织，8人来自党政机关。

　　《公务员法》第64条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这条规定，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精英分子跃入政坛，敞开了一扇便捷的大门。

　　比如，现任福建省省长苏树林，就曾在国有企业与党政机关之间，进行两次切换。早在2006年9月，他从大庆油田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位置上，调任辽宁省委常委，同年10月兼任组织部长。但是这段从政经历非常短暂。2007年6月，苏树林被空降至中石化，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党组书记。2011年3月，再转仕途，调任现职。

　　像苏树林这样，由国企高管出任地方高官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前，卫留成、郭声琨、竺延风、李小鹏、苗圩等一大批国企高管纷纷步入政界，让中国政坛涌现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国企CEO”群体。

　　政经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国企高管从政具有多项优势。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发展，需要更多懂市场、通经济、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不懂经济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尽管身后会有各种高参，但都不能替代管理者个人的职业判断。企业高管从政，与单一的政工、理工出身的官员可形成互补，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基于这些考虑，从中央到地方，对国企高管的培养选拔力度正在不断加大。2007年，中组部特意在大连建立中国高级经理学院，专门培训国企、金融行业高管。

　　而事业单位，原本就是国家机构的重要分支。由于承载着广泛的社会服务职能，事业单位可谓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新华社记者伍皓，就因善主笔政，得到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赏识，被擢拔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生于1970年的伍皓，大学毕业之后相继在新华社西藏分社、云南分社担任记者，历时11年之久，晋升到副总编辑(副处级)。他的“改行”，只是缘于一项临时任务。2008年7月19日中午，云南省政法委书记亲自致电伍皓，称孟连发生群体性事件，省委书记白恩培指令政法委和新华社一起来处理该事件，并称是省委书记点名要伍皓参与报道。

　　伍皓带着一名记者迅速赶到孟连。他很快作出了结论：孟连事件刚发生时只是一件小事，但当地党委、政府把它定性为“被一小撮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聚集与对抗。

　　故此，他建议用一种公开透明的方式，如实地写出民众的抱怨。他引用省领导的话嘲弄一些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伍皓的报道显然安抚了民众，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省委书记对伍皓的表现极为满意。3个月后，伍皓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从副处级直接提拔为副厅级。

　　江西省副省长谢茹的升迁之路，同样颇具传奇色彩。

　　1990年，走出大学校门，她进入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此间，谢茹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了专著《新中国农地制度述略》。作为组织着意栽培的无党派人士，她很快就被破格提拔为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999年，谢茹挂职浮梁县副县长。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有省领导来到县里考察工作，对她印象深刻。挂职期间，她参加了副厅级岗位的竞聘。“虽未成功，但进入组织视野，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才。”

　　两年挂职期满，谢茹打点行装准备返回南昌，突然接到通知，告诉她已被上级安排为景德镇市副市长候选人。2008年，谢茹再攀高峰，迁任江西省副省长，时年不满40岁。

　　更广大地开源

　　严格地说，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属于“准体制内”。而事实上，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仍然横亘着一堵无形的高墙，挡住了许多体制外精英进入政界的通道。

　　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情势已在发生某些变化。譬如，改革开放以来负笈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开始跃上政治舞台。

　　这个群体的代表者，包括路甬祥、成思危、徐冠华、周小川、张业遂、蒋作君，仅副部长级以上就有数十人之众。而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海归派从政也渐成风潮，仅上海每年就增加200多名海归官员。

　　新一代“海归”从欧美带回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管理技能，对其所从事的工作形成了独特影响。“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法则，民主观念、法治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受到了更多的锤炼。”一位学者评价。

　　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认为，不论是同日韩等东亚近邻国家或中国历史比较，当前海归官员还是太少。在他看来，现有的干部选拔制度，仍有改进的余地。

　　某地曾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副厅级干部，媒体以“优先考虑海归”为题进行了高调报道。王辉耀当时颇兴奋，但他留意一下招聘条件，发现赫然写着：申请者需担任正处级干部满一年，或者副处级满4年。

　　“实际上还是面向体制内，绝大多数海归都被排除在外。那么多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业经理人，那些有国外政府工作经验和公共管理经验的人，他们没有体制内处级干部的经历，能不能报考呢？有没有能力担任这些职务呢？”王辉耀反问道。

　　按照他的设想，如果政府能够将中高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尽纳优秀的海外留学人员于政府之中，政府的行政职能转换绝对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

　　政经观察人士普遍相信，未来一段时期，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越来越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这一代海外留学潮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中国的影响是空前的。再过10年、20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而民营企业家跻身政坛，也曾在海内外舆论界引发积极的回响。

　　2003年，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个从私营企业主阶层选拔的省部级试点高官。多年以前，他只是一个穷苦的农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有了后来的传化集团。1998年，几经周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党委。无心插柳柳成阴，从未想过当官的徐冠巨，却由此引起了高层的垂注，成为时代的宠儿。

　　让舆论界印象深刻的是，就任副主席后仅50余天，他大胆呼吁加快非公经济的发展。专访他的《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作为民营企业家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徐冠巨开始发出自己阶层的声音”。

　　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同样也将迎来他人生的华丽跨越。2011年9月，作为中共十八大候补委员候选人，他接受了组织部门考察。

　　“民营企业家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并非特殊现象。这表明了我们党在参政议政的制度上没有障碍，对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增长都有很大鼓舞。此外，亦可视之为党内开放民主的一个信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判断说。

　　而在县市层级，打破人才身份、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也在持续探索之中。

　　2009年11月，四川省遂宁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拟从遂宁籍外出务工及返乡创业优秀农民工中，定向公开选拔3个副科职领导干部。这在全国是开先河之举。

　　这次公选的主要依据是《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该规定第26条明确指出，“海外留学回国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人员等，其报名条件和资格由组织实施公开选拔的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根据有关政策确定”。

　　4个月后，37岁的杨加林，完成了从农民工到副科级干部的身份转变。“不可思议。真是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一波三折。从我个人来说，今后会更加努力工作。我们成功了，就可以推广了。”

　　政经观察人士评价认为，选拔优秀的农民工进入政府，将更加有利于反映社会各方面意见和诉求，同时让更多的阶层、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猜想2020

　　未来10年，体制外精英进入政界的路径是否畅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人事体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2009年，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撰文指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干部竞争择优机制不够完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渠道不够畅通，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关键在改革，希望在改革，根本出路在改革。”李源潮强调说。

　　如何改革？一些学者认为，首先要确立我国的“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当前许多国家共同采用的一种人事制度。他们把官员队伍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政务官，由选举或任命产生，有任期的限定；一类是事务官，也称文官，一般通过考试进入政府，属于常任官员。

　　前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副司长王振耀曾建议，我国迫切需要区分政务官、事务官，将人大常委会和党代会选举、上级组织任命的官员划为一类，而将广大机关干部划为一类，“为干部能上能下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学家华生甚至设想，党委只管理政务官，政府和人大管理事务官。“党内应取消行政级别……党内没有爬台阶的行政级别，党可以不拘一格吸引和选拔全民族的优秀人才。”

　　这一主张无疑过于理想化了。不过，国外的政坛“旋转门”机制却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也即政务官有着充分的自由，职业不再从一而终，可以在官、产、学之间自由流动。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稳妥推进。从我国现实情况看，路径已经非常明晰。一是加大从基层一线选拔公务员的力度，包括村(居)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和工人、农民；二是推进分类管理和聘任制试点；三是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

　　一个典型的实例是，2010年，安徽省委组织部制定了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的硬指标，规定通过竞争选拔方式产生的厅局级以下委任制党政领导干部，到2012年不少于1/5，2015年不少于1/3。同时，将范围扩展到了海外留学归国人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