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
20年后,2010年9月28日下午2点30分,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在香港举行。当日下午和晚上我在旅途中,不能即时得知投票结果。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预测国美争夺战的结果,那天早上4点我起来给《中国青年报》写专栏。我说,黄光裕当胜。结果我错了:在8项议程中,黄光裕家族输掉了7项,没能拿掉陈晓的国美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在第二天的媒体上,多是《黄光裕惨败》之类的标题,唯有《中国青年报》孤零零的《黄光裕当胜》,挺寒碜的。
我之所以坚信黄光裕当胜,没有法理或舆论方面的考量,唯有种种迹象表明,黄光裕得到庇护,否则,如何能以戴罪之身,在铁窗里纵横捭阖号令商场,拉票拜客操控国美如履平地?国美是香港上市公司,法律规则相当完善,如何干预?我不知道。但行政力量总是笑到最后,这在中国30年的股市历史中盖无例外,类似冥冥中万能的上帝——谁敢说,这一回上帝会输掉?
果然,虽然黄光裕在香港输了一阵,半年后,走的是陈晓。如今,黄光裕仍在服刑,身体欠佳;黄妻杜鹃确已出狱,勉力支撑。日月如梭,天凉好个秋。
股爷胡颂华从不炒股
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股票早于沪深两市10年。这物件不是高科技,不算大制作,是红砖。那时大家都盖房子,红砖稀缺。抚顺红砖一厂要想扩大生产需要资金,如何筹集?胡颂华当时是抚顺人行的一个信贷员,他看到了一本介绍外国股票的书,于是他操持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发股票。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发行,被企业认购一空。两年后红砖股票被陆续收回,不付利息。细想,这股票哪有收回的?所以,红砖股票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股票,更接近债券,且是定向发行的债券,甚至像农村集资入股。
30年后,2010年夏天在央视镜头面前,胡颂华言谈舒缓,淡定无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这个操持了新中国第一只股票的胡颂华说:我不炒股,我没炒过股,我这么大岁数了,脑袋不会用了,我儿子在那屋里炒股呢,我姑娘,他们都炒。如今胡颂华还有一张红砖股票,成文物了。而那个抚顺红砖一厂由于地处采煤区,整个砖厂已经塌进去了,沉到地下了。
这让人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一秀才当了土匪,做军师,立下若干规矩。某日,土匪老大的叔叔强奸了一民女,秀才决意要杀匪叔,老大拗不过只好斩。老大那个气呀,照着远去的秀才开枪。迎着夕阳,子弹飘呼呼地从秀才耳边飞过,落在灿烂的田野。秀才不回头,蹲下,折了个野花,闻,神马都是浮云。如此一极品男人怎么个结果?某日擦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
赵希友中南海卖股票
1988年7月,金杯公司发行股票,连哄带劝。金杯董事长赵希友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9月8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在国家体改委办公地22号院支上桌子卖股票,共卖出2.7万元。国家体改委与中南海还隔着一道墙,但9月11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南海里购股票》。当然这不确切,疑似“一位接近中南海的人士透露……”当天总理办公室查问下来:“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
在中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股票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姜昆说相声“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但这只能是相声。
赵希友到北京写检查那是必须的,但这并没有挡住1992年10月9日华晨金杯股票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从开盘价16美元上扬至20美元(这背后有仰融的操办,那人日后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一景)。只是,赵希友又被叫去做检查,有组织无纪律。今日众多中国企业在美国证券市场撞得鼻青脸肿,但几近20年前,愣是被金杯这样一个小伙计拔了头筹。2007年,华晨金杯在纽约退市。英雄末路,夕阳鸽哨。
万科王石青涩执拗
王石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组织的怀抱。1986年深圳在国营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王石大喜,是一个让万科独立的机会。母公司亦大怒,断然拒绝。王石托关系去找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这似是王石走关系鲜见的事例之一。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企业老板。但这并没有给他赢得掌声。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王石立马被口水淹了。王石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万科宣布在未来3到5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2008年12月31日,遵道学校交付使用。一寸光阴一寸金,1300多个孩子,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
王石一直与他所处的环境若即若离,尴尬的青涩,孤独的标杆。好在资本市场成为万科发展的不竭动力。万科每一次大扩张,每一次度过危机,都仰仗于资本市场。这种若即若离的青涩轨迹能够发生并继续下去,也显示了中国梦的广袤涵养力。
尉文渊蹦进上交所
1990年5月,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海外宣布,上交所年内成立。上海的干部听到这个出口转内销的说法时急坏了。正此时,蹦出个尉文渊,35岁。11月尉文渊正式被任命为上交所总经理。
当时上交所第一次开理事会,大家在争理事席位。这时上面不高兴了,说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上海人行居然不往上报。也许当时上海人行并没太看重上交所,一个下属单位,买瓜卖菜的三产的意思,总经理自己还不就定了?后来给尉文渊补报了个手续。
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后,尉文渊去职。离开上交所的第二天是周六,早晨起来突感到不用上班了,空空的不知该干什么了。于是尉文渊把丘吉尔的《二次大战回忆录》完整地看了一遍。蒙哥马利算什么?巴顿算什么?还是丘吉尔、罗斯福能决定大势,决定命运。尉文渊给自己定了个“三不政策”:不在体制内任职,不去外资机构,3年内不进股市。“和同龄人相比,我有机会去成就一番事业,应该满足了。”说不清是尉文渊操持成了上交所,还是上交所成就了尉文渊。
杨百万赚了钱先讨说法
杨怀定自称是中国证券业的社会基础,名片上印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1988年他买卖国库券赚了一笔钱,马上干了三件事。第一是去金融管理部门要说法,“我在银行买卖国库券,究竟合不合法?”回答得也很含蓄:“开放国库券转让,目的是为了提高它的信誉,你说合法不合法?”第二是找税务局的人咨询纳税的事。税务人员一时语塞,想想后说:在国外是要抽交易税的,但我国的交易法还没有出台,不用纳税。第三是从公安局管辖的保安公司请了一位保镖,“以后出了问题,公安局管的人跟我一起做,就没大错。”
李灏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股票发行爆市事件。2008年,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做了详细披露——
“到底出事了。我说,大家有什么好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要不要向上面请示?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就这样定了,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事后我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那死定了。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事后调查组查出,内部截留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12月16日,市长郑良玉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随后李灏也回北京了。
刘鸿儒坐上火山口
刘鸿儒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曾在东北人民大学读书和任教,他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作过系主任,留苏拿了博士,可到人行的第一个工作是做会议记录,连写会议简报的权力也没有。”
1986年11月13日,中美金融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尔街大亨租用美国太平洋卫星向美国国内转播。美方有前国务卿罗杰斯、前商务部长及纽交所董事长凡尔霖等头面人物出席,有20人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一位,就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刘鸿儒1992年10月任证监会主席,不到3年,1995年“327”事件后离任,他说: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因为这就不是市场了。
高西庆大笑复嘬牙花
高西庆和王波明在美国读了书,想把交易所带回北京。结果,高西庆进了体制,王波明潜伏在体制外操持“联办”。
证监会建立之初,高西庆下功夫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中第四章《兼并收购》写得非常详细,“前后都能够对得上”。法制局的人说,这一章没什么用,谁也看不懂,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的事。高西庆反对也没用。1993年4月《条例》出来了,半年后,9月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半夜,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说《条例》无法套用。高当时正在纽约,大笑:“怎么这么快!”
2000年11月某日,我与高西庆对坐,有电话来,显然是一基金老总,抱怨《基金黑幕》。看高西庆的表情,极为难,嘬牙花状。高说:如果失实,你可以告它呀,人家是传媒,有这个权力呀。此时高是证监会副主席,副部级。
陈峰占尽资本便宜
海南省副省长鲍克明抓住陈峰主持海航,开办费910万元人民币,不够买半条飞机翅膀,其时1990年5月。
靠租飞机晃了1年多,海航跑进了海南省政府的32家定向募集的股份有限公司试点行列,股本金变为2.5亿元,国家股被稀释,只占总股本的5.3%。陈峰给美国人讲故事,1995年7月海航与美国航空有限公司达成募集2500万美元购买海航1亿外资股的协议,占海航总股本的25%。1997年6月,海航7100万B股在上交所上市。1999年10月,海航2.05亿元A股在上交所上网发行。在STAQ系统,1993年6月海航9605万法人股上市,这是进入STAQ系统的最后一家;及至1999年海航在A股上市,海航又第一个逃离STAQ沉船,胜利大逃亡。
海航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却腰包鼓鼓。海航的发达,几乎全靠资本市场。其间,像陈峰这般左右逢源机遇占尽者,几无出其右。
万国管金生虎狼之啸
把一个硬币扔起来,猜猜是国徽还是数字?万国证券管金生猜错了,对他的惩罚是17年的牢狱。1995年2月,管金生要猜的是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库券是不是要加息,这一期国库券的代号是“327”。2月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这对管金生来说是晴天霹雳,生死抉择。下午4时22分,万国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争分夺秒连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40元。万国证券瞬间从亏损16亿元变成盈利42亿,而多方从挣了8亿变成穷光蛋。全场目瞪口呆!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有国债利息浮动利益空间巨大的诱惑,有国债期货金融工具提供的可能,管金生及他的对手们体内的本能暴躁起来。怎么形容这种本能呢?实在不是对管金生们的不敬,而是找不到更生动的比喻——比如一条饿犬抓住一根骨头,粗气大喘,喉音低颤,两眼凶光,此时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包括它的主人。这叫“护食”。
管金生输了。上交所裁定万国恶意违规,宣布最后8分钟所有“327”品种期货交易无效。如果是万国的对手中经开输了会怎样?——不会的,没有人会相信。股份制的券商万国,怎会赌赢财政部的亲儿子?2000年7月,有人在上海一间监狱里见过管金生,说进去5年了,管金生已不像刚开始时的躁怒,心态平和多了。2003年后,管金生保外就医赋闲。
阚治东狂炒陆家嘴
阚治东掌控的申银证券在“327”事件中幸免大损。阚治东是个温和的人,并不十分喜欢与人拼斗。管金生倒了,万国尽入申银囊中,阚治东被成为上海证券界第一猛爷。
1996年9月,深市交易量一下子超过沪市,此时阚治东在加拿大,接到电话说领导到申银证券现场办公,要求申银万国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多做贡献,把自营的盘子加大。阚治东回国后申银开始炒陆家嘴,阚知道这样做危险,于是紧勒着缰绳,要求每天拉升两毛钱就歇手。但领导不高兴,送他一个“阚二毛”的外号。这样,阚治东被逼上梁山成为“猛人”。终于,高层坐不住了,一团团冷风吹来,《人民日报》评论员也连声喝道“不托市”。沪深两市满盘皆绿。
阚治东的命运半年后有了结果。1997年6月,阚治东被免去在申银万国的职务。阚治东说自己“领导责任肯定要负的”。其实他自视高了,他要负的是被领导责任。阚治东投入地笑一回,忘了自己。2006年3月,阚治东因南方证券案被拘。在看守所要裸体检查,阚刚迟疑,一个看守训斥道:“怎么,你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老总?给我蹲下!”
张大生死因诡异
人人都知道上市好捞钱,眼瞧着就赶不上这拨儿了,赶紧找人做手脚吧。大庆联谊是这样做的:向体改委请示成立联谊公司,将请示时间倒签提前3年,批复时间也倒签提前3年;工商局修改发放营业执照的时间;证券登记公司向证监会提供假情报,比如虚报1.6亿元利润;帮忙的还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主承销商……
能让这么多猫围着自己转,大庆联谊董事长张大生本事老霸道了。1997年4月,大庆联谊果然上市了。为了感谢这许多猫的帮助,张大生从500万股职工股中拿出200万股外送。大庆联谊股票发行价是每股9.87元,上市后平均价位在23元,是个香饽饽。后经查实,大庆联谊共送出94.15万股股票,1094万余元溢价款,涉及中央国家机关、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和大庆市共76个部门和单位的179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4名,厅局级干部17名,包括大庆市原市长。
诡异的是,当年正送着股票,1997年11月,张大生突然病故。但据说,张大生不是病故,是伤故。大庆联谊上市后的首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夜,张大生突遭枪击。张侥幸未死,但住院20多天后,出院前猝死。
曾荫权负重港股保卫战
1998年8月,国际金融对冲基金强攻港股,抛售港元达460亿。香港金管局奋起救市,到10月30日,香港恒生指数重返万点大关,港股保卫战结束。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率众交战,也承担着道德的考验。战事将完,曾荫权写给在加拿大弟弟的一封信公开了:“今次政府在股票和期指市场有所行动,是迫不得已的决定。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因这政策决定被判上了破坏自由经济的罪名。面对种种指责,我当然不好受。你知道我向来奉行自由经济,因为我认为这是香港成功的基石。香港是投资者的天堂。但试问一句,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受人操控,令利率和资产价格与经济基调脱轨,更令市民、本地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终日人心惶惶,担心港元会因承受不起冲击压力而脱钩,这是我们所愿意见的自由经济吗?”
2010年8月23日,菲律宾人质案造成香港游客8死7伤。其时曾荫权任香港特首,他亦以家书的形式表达哀思,宽慰人民。
善庄吕梁人间蒸发
2001年1月1日晚,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的家中,吕梁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他坐庄操纵康达尔(1999年底改名为中科创业)重组,最终一泄千里的故事。吕梁又名吕建新,记者出身,玩媒体于股掌之间。1999年春,吕梁以K先生的名义,在媒体上发表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讲政治,做大势”,堂而皇之地为自己抬轿子,据说最多时吕操纵的资金达54亿元之巨。吕梁自称为善庄。
从1月1日见了记者之后,吕梁一直坐在自己家里接待友人,接受采访,整理文件,写作。据说,春节前他已写了6万字。但是,当公安人员找他时,他失踪了。在他的办公桌上,有几张纸,写满了经常往来的记者的姓名、电话。害得公安还得向记者打探:吕梁去哪了?
在中国股市中,庄家有之,赚了钱跑到国外买房子买地过日子的也有。笑嘻嘻地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庄家,然后就失踪了,吕梁是第一爷。
吴敬琏是不是地球人
吕梁毒化了股市空气,吴敬琏拍案而起。2001年1月13日,吴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把中国股市好一通说,后被概括为:中国股市像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中国股市市盈率太高。吴敬琏成了唱空的代表。
很多人对吴敬琏不忿。过了春节一开市,股市连拉阴线,一些股民在网上指斥吴敬琏把股市打下水,断人财路。其实,大多数股民是同意吴的说法的,也痛恨黑庄鱼肉散户,但也反对吴讲话造成的后果。脑袋想长远,屁股坐眼下,屁股永远指挥脑袋。2月11日,被号称股市唱多派的梦之队出场了,厉以宁、董辅礽、肖灼基、吴晓求、韩志国5将出马研讨会,引得记者把个会场围得水泄不通。严格说,研讨会上唱多派的发言言之有理,但这五对一的形式一出现,唱多派就输了,大家同情弱者,形式突然就决定了内容。
不论是学者还是传媒或股民,大家都痛恨政策市,都在理性地批判政策市的弊端,但在做事时,又无不在瞄着政策,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或曲解政策,去放大政策的能量。吴敬琏动了感情:碰到中小投资者不能理解我时,我就常常忍不住引用捷克一位新闻记者伏契克的话,“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疑似上帝的声音。媒体的回应是:吴敬琏是不是地球人?
刘姝威600字打破蓝田神话
2001年11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给《金融内参》写文《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之后各家银行纷纷停贷蓝田,蓝田股价一路下跌。12月13日,刘姝威接到蓝田集团所在地湖北省洪湖市法院的传票,案由名誉侵权,索赔50万元。刘问法官,你知道《金融内参》是什么密级的吗?报送范围是什么?法官愣了,说知道。刘说,你们怎么能拿着蓝田窃取的国家机密作为证据来立案?12月12日《金融内参》软了,声明说“本刊第16期刊载的《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一文,纯系作者个人观点”。2002年1月,蓝田瞿兆玉被拘。
赤裸首富丁磊尖叫
2003年10月13日下午3时59分,网易(NTES)股价雄踞70美元高位。丁磊是网易创始人,32岁,58.5%的控股大股东。70美元股价时,意味着丁磊的财富达91亿人民币。与中国以往的富豪相比,丁磊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开拓网络新空间,寻找挣钱的新天地,不像传统的房地产商批地拿贷款盖房子;他们交到NASDAQ的财务报表面临严格的监管,不像此前红色、灰色甚至黑色资本家的发家史,其中总有一些不宜为外人所知。丁磊们是赤裸的,从投资、运营到发财,丁磊们都是干净透明的,是没有原罪的理直气壮。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丁磊们是第一批纯粹的市场经济新生儿。
陈久霖巨亏5.5亿美元
2004年11月,中国航油股份有限公司在石油期货交易中损失5.5亿美元,陈久霖被新加坡初级法院判刑4年。2009年初陈久霖出来了,他第一个感觉是委屈,责任不应一人承担,中航油做石油衍生品交易,是经过集团董事会、证监会和民航局批准的。2010年,陈久霖出任中国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名字也改为“陈九霖”。国家不仅兜下了中航油的亏损,也兜下陈九霖这位爷。
杜双华借股市出难题
日照钢铁集团先前乃民营钢铁大佬,然而日钢难逃被国企山东钢铁重组的命运。风声日紧,2009年5月杜双华急购入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股权,后开源控股以52亿港元的高溢价收购香港誉进发展股份,而誉进间接拥有日钢核心企业30%的权益。几番腾挪,日照钢铁的30%成了香港上市公司。这就给山钢重组日钢出了难题,上市公司要以股票市值作为并购价格的依据,而不能以企业净资产价值为准,这意味着山钢重组日钢要掏更多的银子。日钢的评估价为242亿元,杜双华认为应为280亿元。杜双华借着资本市场给政府出难题,但政府决心依然。到2010年底,早已过了山钢重组日钢的期限,因为山钢没钱。
从此王健不上会
1989年10月王健去职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一肚子气。之后他被“绑”去,和禹国刚携手筹建深交所。1991年7月10日深圳开救市会,会上王健突发大面积心梗,从此退居二线。
1992年王健成为证监会发行委员会的首批委员。王健回忆说——第一次让我去北京开审批会,第一天就给了十几家上市公司的资料,资料里还夹有某领导的条子“我认为这个企业不错”,暗示让评审会过关。我还就认真看了这个公司的材料。第二天我没客气,说“既然有领导条子,我们还走什么形式,不用审算了”。那是家吉林企业,拼凑业绩,我坚决反对通过。第三天我还是不同意。以后再也不让我去开会了。
之所以把王健列为此文最后,是因为2011年9月27日王健病逝,享年61岁。读书到20岁,工作20年,退出江湖养病20年,一个人能干事的时间真不多。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股爷天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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