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大城市的成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得到遏制并呈缩小趋势
文 | 东仁
作为西南地区唯一进入中国服务型政府十佳的城市,成都在所有子维度的表现都比较平均,和有的城市在某几项表现特别突出,在另外几项表现有差强人意的情况颇为不同,从一个角度说明成都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政府效能建设和社会管理等诸领域协同发展的特色。
成都,中国四川省省会城市,面积1.2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05万,辖9区4市6县,是中国西部的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也是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引擎城市、中国内陆投资环境标杆城市、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引领城市。
成都是一座国际化的区域中心城市。美国、德国、法国等9个国家在成都设立使领馆,超过20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于此。成都开通了东京、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班加罗尔等18条国际直飞航线,分别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美食之都”和“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未来10年发展最快城市”、被《财富》杂志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
近年来,成都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确定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力推进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基层民主和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同时紧紧围绕市民需求,始终坚持服务人生全程,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系列民生工程,初步建成全国领先、西部一流的城乡居民满覆盖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体系。
民生成就
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成都市自2003年以来,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民生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民生最为迫切的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推动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市公共优势资源向农村覆盖,探索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制,使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业有所就、学有所教、住有所居”的美好图景。
在推进民生改革的基础上,成都推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农民进城不以放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等原有利益为代价,农民的各项权益不因居住地的迁徙、职业的改变而受到侵害。“农民”这个称谓,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再是一种身份。这场被舆论称为“最彻底”的户籍改革,标志着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本制度框架。
八年来成都不遗余力的改革,探索出了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形成了一张城乡并轨的社会保障网,惠及全市1400多万城乡居民。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比较研究显示,作为特大城市的成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得到遏制并呈缩小趋势。持续八年的统筹城乡实践,让成都成为“幸福之城”,荣获“2011年中国民生成就典范城市最高荣誉奖”。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
为使政务服务效率最高、企业投资成本最低,政府服务方式最规范、成都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于2002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行政流程、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努力建设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勤政高效、清正廉洁,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
2004年成都在全国率先开展乡镇综合管理的改革,撤并了30%乡镇、47%行政村。2010年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分别较2002年精简91%、79%,成为全国同类城市中审批事项最少、审批效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外商投资座谈会定期召开
为创造良好经商环境,成都每季度定期召开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由市政府领导向外商投资企业通报成都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关情况,通报上一次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落实情况;外商企业代表在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整理,提出分类解决意见。
对座谈会上外商投资企业提出的有关问题和建议,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每月召开一次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协调会议,按职责落实到部门,限时办理和回复。负责办理的部门、单位落实专人,走访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深入了解情况,及时、认真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意见和建议;对因条件所限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向企业说明情况,做好解释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将办理情况和回复意见书面报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市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整理归类,并逐一书面答复有关外商投资企业。
权力公开运行
为深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成都健全重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成政务审批服务平台和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编制公布市级部门7437项行政权力清单,电子监察系统与行政审批通用软件、网上政务大厅实现无缝衔接。2010年市政府门户网站在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中排名省会城市第二名。
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2009年制定《关于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实施意见》,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权力进行全面清理,共清理出行政权力7437项。在此基础上,2010年再次对行政权力进行了清理和精简,取消、调整行政权力549项,精简率达7.4%。完善部门权力清单,对权力清单进行统一编码,编制办事流程图。
公民参与民主法制建设
从2005年成都市首次召开“《成都市公园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政府立法听证会”以来,制定的每件规章草案均通过“三会一网”(专家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互联网)公开征求意见,切实提高了政府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成都市建立健全年度政府立法项目向社会公开征集制度、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通过各种形式,广泛收集社会公众、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实行立法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近年来成都大力倡导用心想事、用心干事、用心谋事的工作作风,形成勤政务实、创先争优、开拓创新的良好风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灾后重建、土地出让、政府采购、国有资产等重点领域监管,强化预算执行、地方政府性债务、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资金、经济责任等重点领域审计,深入开展教育医疗乱收费、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商业贿赂和小金库等专项治理。
成都八年来坚持不懈的改革,得到民众、媒体及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2011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上海浦东召开的“2011年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会议”认为:成都市从改变城乡外在形态的“三个集中”,到创新城乡关系内在机制的“六个一体化”,最后深入到以农村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四大基础工程”,取得了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经验和创新。如统筹城乡规划、开展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颁证、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创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管理(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体化机制、加强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建设等,已初步具备了转化为政策和制度的条件,可在适当的范围内试验推广。
相关城市资料
1、厦门市
厦门市政府于2006 年开始发展社会保障性住房,其中在2007年至2011年间, 全市兴建20000 套社会保障性住房。最终将为全市40 % 的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住房。早在2004年,厦门就获得联合国“人居奖”,这在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以及省会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截止到2010年底,厦门市的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9.21平方米)、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6.7 %)、全市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 %)等主要“宜居”指标在同类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2、青岛市
青岛市从2003年开始推行“市办实事”,每年在城乡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重点推行十数项的惠民项目。2009年青岛开展对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对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获高校取录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每人资助3000元。学生进入高校后,可得到助学金和无息贷款。环境保护也是青岛市“市办实事”的一个重点。例如,2010年政府更新尾气未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公交车1200辆。使青岛市公交车辆尾气排放总体达到国家标准,改善了市区大气质量和居民出行条件。
3、苏州市
苏州市从2003年开始建设服务型政府,借鉴新加坡城市公共服务的有关经验,设立公共服务企业,通过合同或政府订单方式把部分公共服务转包给公共服务企业。这些企业进而在与同行的竞争过程中不断地提升服务素质。从2007年 3月开始,苏州市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在苏州政府门户网站开通视频直播。市民可以通过电话,短讯和网上留言等方式直接参与热线。这种开发式的管治方法,令苏州在政府透明度和市民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维度方面获得很好的成绩。
4、济南市
济南市政府2009年开通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市民可以便捷地通过12345热线电话寻求并获得相应的政府服务,同时也可通过该热线对各类政府服务发表自己意见与建议。服务热线每天24小时接听市民来电,目前有60多位接线服务员每天大概接听3000多个市民来电。济南市政府也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蔬菜直销点”就是一项很有成效的民生服务。济南城管设置百个周末蔬菜直销点,将济南地区周边菜农的蔬菜以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卖给市民,减少中间销售环节,从而大幅度减低零售价。
5、重庆市
重庆市政府从2003年开始建设服务型政府。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是GDP增长不再是政府工作唯一的目标。相反,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2011年,重庆市全年计划开工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量将位居全国首位,将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为全市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近年来,重庆市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的积极政策使得全市的公共服务无论是量、还是在质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
6、贵阳
贵阳于2010年探索构建 “一委一会一中心”的社区治理架构。一委即社区党委,是社区社会事务的领导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社区议事协商机构。一中心即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党委书记和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通过 “公推直选”产生。市民普遍认为公推直选的社区“当家人” 能够为社区多做实事,将小区环境改善得更加满意。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公推直选,保障了社区党员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增强了党员意识和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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