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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赴日研修调查:3年纯收入15-40万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25日16:35  《环球》杂志
环球杂志2011年第23期封面 环球杂志2011年第23期封面

  赴日“研修”实情调查

  《环球》杂志记者/焦东雨 易萱 张月

  驻东京记者/冯武勇

  驻济南记者/滕军伟 邓卫华

  实习记者/苏莹

  “日本蘑菇女工!无押金!无抵押!无担保!”“日本西红柿女工”“日本缝纫女工”“日本印刷男工”“日本电焊男工”“日本水产男女工”……

  这是一家赴外劳务网站的招募广告,令人眼花缭乱,暗示着日本劳务市场的繁荣。

  赴日“研修”真实情况到底如何?《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一些曾经赴日的“研修生”,实地探访了雇佣中国“研修生”的日本农户,并且访问了相关学者、专家及业内人士,希望能揭开赴日“研修”的神秘面纱。

  15万~40万的诱惑

  如果现在有一份工作,上岗只需具备高中或中专学历,年薪却比现在从事的工作更高,且工作在日本,你会动心吗?

  这样的机会似乎俯拾皆是。

  《环球》杂志记者通过QQ联系上了济南一家劳务公司,网页信息显示该公司“专业办理赴日留学、赴日‘研修’业务”。记者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要去日本“研修”有两个关键:一是要有最初级的日语基础,二是手头起码要有3万块钱(人民币,下同)。

  对方如此介绍,“去日本必须是(国内)日语4级才可以,或者是有学习日语150个小时的证明;费用约需3万1千元(含签证)。先交1万2千元的签证费,如果办不下来会原数退还。剩下的等暂留资格证下来,您可以顺利出国劳务时再交。”工资“每小时约56元,一天8小时,一周6天。加班费比平时工资高50%。”

  这些情况,在赴日归来的几位“研修生”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基本得到确认。

  宫海云是山东青岛人,中专学历,2007年办理赴日手续时,向中介公司交了2万3千元,外加2万元押金(回国时退还)。没有日语基础的宫海云还花了3500元接受了日语基本会话的培训。在日本“研修”期间,宫海云从事蘑菇装箱的工作,2010年11月回国。她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三年总计收入20多万元。目前,宫海云自己经营着一间十多平米的休闲男装店。

  通过宫海云的介绍,亲戚周信辉于2008年加入赴日“研修”大军,在日本做印刷工。仅仅晚了一年,周信辉多花了不少钱,他交给中介公司的费用将近4万元,另外还有4万元押金(回国一个月后得以退还)。2011年5月底回国时,他也赚了20多万元。赴日前,周信辉在纺织厂工作,回来后在青岛一家服装公司打工。

  山东泰安人刘传福,2002到2005年在日本“研修”,他从事的是机械加工。由于比较能吃苦能加班,三年下来刘传福赚了50多万元。现在刘传福自己开了一个小型中介公司,目前还不具备单独派遣劳务人员的资格,于是依托一些规模较大的、信誉较好的中介公司,替他们招聘想去海外劳务的人。

  刘传福赴日前在泰安一家台资企业工作,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元左右。刘传福家里条件比较差,抱着“能多赚点钱,也能见见世面”的想法,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日本。宫海云、周信辉赴日“研修”基本上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环球》杂志记者从山东省威海市商务局了解到,“研修生”在日本3年,平均合同纯收入为15万~40万元。农业种植等行业收入相对较少,机械电子等需要学历和专业技能的行业收入相对较高。

  做印刷工的周信辉在日期间的具体收支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年月薪约5000元,第二年通过技能考试,转为“技能实习生”后,基本工资提高到月薪约9500元,加上加班费一个月差不多能有1万2千元左右。吃饭自己做,每月花费不到1500元。房租每人每月1000多元。再除去缴纳健康保险(报销70%),厚生年金保险(类似中国的养老保险,共交了两年,回国时有专门机构办理退还)等各种支出后,每月能剩1万元左右。

  比较周信辉、刘传福、宫海云三人在日“研修”期间的住宿条件,周信辉算是最好的。他与另外一人合租的房子有五六十平米,一人一个卧室,客厅用来做饭、洗澡等,水电费不超过一定限制则免费。

  三人中住宿条件最差的是宫海云,“一开始人少,五个人一个房间,最后人多的时候就换成大的房间了,十个人一个宿舍。”

  他们都是自己做饭吃。“周日休息时去买好一个星期的菜,自己做饭。日本的菜比较贵,但经常有打折的蔬菜,常吃的包括白菜、土豆、豆芽等。自己做饭比较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也省钱。”刘传福说。刘的周日安排除了买菜,还“经常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海边溜溜,约朋友聚聚,吃饭喝酒聊天等”。

  在日本主要农产品基地茨城县鉾田市,《环球》杂志记者探访了两家农户,他们分别雇用了5名中国“研修生”,从事的工作是农业种植。由于鉾田市地处偏僻,中国“研修生”除了劳作外很少有娱乐活动,只有晚上看看电视,但也都是日语节目。

  当然,也有像宫海云这样的“研修生”利用闲暇时间学日语。2010年7月,她在日本参加考试,只差三分没能通过日语能力考试二级(一级为最高级)。

  刘传福说,“同去的有人达到了日语一级的水平,回来之后很多人都在日企或从事跟日本有关的工作。”

  日本农户高根泽家的中国“研修生”万珍珍则希望,回国后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对象,然后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做个小生意。

  “就是打打杂,当当下手”

  按照招募时通常的分类,来自山东的宫、周、刘在日“研修”对应的工种分别是“蘑菇女”、“印刷男”和“机械男”。

  对于“蘑菇女”的称谓,宫海云解释说,“其实不是种蘑菇,是日本农户将收获的蘑菇包装后,我们把蘑菇装到箱子里面去。”当然,从事纯粹装箱工作的“也有日本人”。能由机器代劳的,比如“封箱”,就由机器替代了。她觉得,“这个工作三年下来都不是很累。”

  周信辉在名古屋的一家印刷企业工作,印刷类似于传单、小杂志、小书、儿童报之类的东西。在他看来,“中国人去了不可能安排很好的工作,就是打打杂,当当下手。”

  刘传福说,赴日后并没有什么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一些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如电焊、缝纫,日方都是要求工人在国内已经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我原来在国内的厂里做机械加工,去日本之后就从事性质相近的汽车配件加工。”

  在山东省,威海市派出的赴日“研修”人数占全国总数的1/4,算是赴日“研修”第一大市了。据该市商务局介绍,赴日“研修”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涵盖了农业、水产、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电子行业等。

  然而,旅居日本、因披露“在日‘研修生’非人待遇”而知名的作家莫邦富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尤其是“3K”行业——繁重(kitsui)、肮脏(kitanai)、危险(kiken)的工作——如农业、畜牧业、食品加工、海鲜加工、电子、运输、纤维制造、机械制造等,通常被日本本国劳动者不屑一顾,而中国赴日“研修生”则填补了这个缺口,成为这些行业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他们也逐渐沦为“低薪劳动力”的代名词。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赴日“研修”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来自威海市商务局的统计显示,赴日“研修生”中以初中、高中毕业生居多。

  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的赴日“研修”人员中,宫倩倩算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一位,毕业于青岛某旅游学校商务日语专业,大专学历,曾于2008到2009年赴日在温泉酒店“研修”一年。与社会上自主报名赴日“研修”有所区别的是,宫倩倩是通过学校选拔参与的“研修”。

  宫倩倩在校期间学的是商务日语,而赴日“研修”期间所从事的是在温泉酒店整理客房、摆料理、做向导、点菜、撤洗餐具等工作。对于工作强度,这位1989年生的女生表示,“说实话,有点累”。

  加班的期望与纠结

  如刘传福所言,许多人赴日“研修”就是抱着“能多赚点钱”的想法。他向《环球》杂志透露了3年赚到50万元的“秘密”:每天固定工作8小时之外,选择加班多赚钱,加班费每小时50多元,“我一般每天工作15个小时。”

  其实,在2010年7月日本修改相关法规之前,在日“研修”3年中的第一年是不允许加班的。宫海云说,“在国内签的合同就写明了第一年(约合人民币)4500元一个月,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周休息两天,不许加班。第二年转为技能实习生后才可以加班。”

  宫海云加班并不多,每天最多一个半小时。加班费根据地方富裕程度有别,她所在的地方算较高的,一小时约70元。“不加班的时候也会去找领导,让他们给我们加班。”宫海云说。

  周信辉的表述更直白,“其实心里都想着加班,因为加班有加班费,但人家不给你安排你也没办法。”

  一些赴日“研修生”将“拼命加班”视为赚钱的秘诀。这让人联想到那些“研修生过劳死”的新闻。

  2005年赴日“研修”的江苏人蒋晓东在一家金属零件电镀厂工作,2008年6月在宿舍睡觉时突发心脏病死亡。蒋的考勤卡显示,他病发前三个月内每月加班时长100小时左右,2007年每月平均加班150小时,甚至一度高达180小时。

  2010年日本相关机构认定蒋晓东因长时间工作导致过劳死,这成为日本首次认定的“研修生”过劳死案例。

  日本外国“研修生”问题律师联络会指出,“蒋晓东的过劳死只是冰山一角”。

  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JITCO)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在日“研修生”死亡35人,其中16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2009年死亡27人,9人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另有日方相关统计显示,尽管在日“研修生”多为青壮年,并且在出国前通过了体检,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比例却相当于日本同龄人的两倍。

  除了付出健康的代价,赴日“研修生”的加班也存在其他令人纠结的问题。

  山东人李青智2007年底赴日“研修”,希望能学学如何做日本料理,不料被分到一家家具工厂,工作主要是打扫卫生、焚烧垃圾。根据公司记录,第一年李青智总计加班1180多个小时,加班费约30元/小时,总计3万多元。然而,这笔加班费却被一拖再拖,在他和工友的多方投诉之下,直到2009年7月老板才支付了一半,另一半要等他们回国时才支付。

  宫倩倩在温泉酒店的加班费标准与李青智相似,大约为30元/小时,这个标准低于日本最低工资标准一半左右。而与宫倩倩一起工作的日本学生,加班费则约为70多元/小时。宫倩倩很不平,“(日本学生的)工作也比我们少,他们一天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

  工资被“代为保管”?

  在《环球》杂志采访的几位“研修生”中,宫海云和刘传福表示没有遭遇过克扣工资事件,但周信辉的情况有所不同。

  “公司压我们的工资,每月扣约2700元,三年一直如此。比如第一年月薪5000元,发到手里只有2300,其余的据称给打到我们银行卡里。如果要往家汇钱的话,得跟公司协商,他们会把钱取出来给你寄回家。要有急事用钱,也得申请,几天后才发下来。”

  “说好听点是人家帮你管着钱,说不好听点就是压工资。”周无奈地表示,“刚去时我们也向‘组合’(日方中介)反映,但不管用,你改变不了。”

  与劳务人员相比,以学生身份赴日“研修”的宫倩倩在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她告诉《环球》杂志,“每个月发约1000元生活费,其余约2000元由会社代为保管,要等到回国那天才发”。

  中国驻日使馆商务处工作人员李璋发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这实际上是变相占用这笔钱作为自己的流动资金”。

  对于日方克扣工资,莫邦富如此分析,大型的日企一般管理比较正规、福利待遇也比较高,加上出于名声考虑,都极少雇佣“研修生”。而“研修生”所在的农业、渔业等低端产业,多为大企业下端供应链上的小型企业和手工作坊,他们为大企业提供原材料,被上游企业压榨。同时,这些小企业、小作坊管理相当不规范,很难给予“研修生”与日本普通劳动者同等的劳动保障和待遇,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工资会被无故克扣,甚至需要超时加班才能领到薪水。

  中国劳动法研究会理事彭光华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其实中方的派遣企业也存在克扣“研修生”工资的情况,日方企业将钱支付给中国管理方,却被扣除了高额管理费用。日本有一些社团帮助“研修生”跟违法的日本企业打官司,赢了以后得到的钱,比如一百万,中国管理方有可能扣去很大的比例。

  据李璋发介绍,现在“研修生”反映扣护照、扣薪水等问题比以前少多了;同时,“研修生”在法律和维权意识上也比过去强多了。

  2008年12月,国际组织人权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日本对剥削“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雇主“予以惩罚和制裁”,并建议日本考虑修改“研修生”制度。

  劳务链条上的四个角色

  在中国国内,赴日“研修生”的招募流程一般是,派遣机构与县劳动局等当地政府部门合作,通过电视等媒体广告招人,招到人后由派遣公司向日方接收单位通报,后者再派人前往中国面试,面试过关后,赴日“研修生”需要在国内接受3至6个月的培训,包括日语、日本生活习惯、相关“研修”制度等。根据2010年7月新出台的“研修”制度,“研修生”出国前就要与接收单位签订用人合同。

  开放“就劳”会取代“研修生”吗

  《环球》杂志记者/张月

  实习记者/苏莹

  赴日“研修生”制度是日本在特殊时期、特殊国情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政策产物。

  中国劳动法研究会理事彭光华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日本开放“就劳”(在日本就业)政策的完善,“研修生”制度或许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据彭光华介绍,赴日“研修生”计划的出台源自当年日本自民党的政治策略。上世纪70年代,在两次石油危机和电子革命的大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在国际上大举扩张,但国内很多中小企业都濒临倒闭,根本招不到人。而自民党是农林牧副渔行业的中小企业的利益代言人,为了救活这些中小企业,便设立了“研修生”制度。

  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日本中小企业无需向“研修生”支付最低工资,那时候“研修生”的工资要比最低工资低很多。

  然而,日本一直严格限制“外劳”的进入,舆论认为外来务工者会抢了本国人的饭碗。所以日本政府向民众宣传说,“研修生”是来“学习”的,等他们把技术学到了以后,会回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务。这样舆论才能够接受。

  过去,在日本获得工作签证非常难,单纯以“就劳”为目的的工作签证是不被认可的,但是去日本“学习”的“研修生”可以取得入国资格并在当地劳动。所以,最开始实行的赴日“研修生”计划相当于一种法外的政策,是自民党特别许可的非正常制度。

  彭光华介绍说,目前,日本政界、法律界和学术界对于“研修生”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就是不鼓励。

  从政界来看,民主党上台以后,直接提出了开放“就劳”的法案(目前还未通过),认为“研修生”和一般劳动者没什么区别。“研修生”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产物,除了签证方面有一个特殊渠道之外,其他方面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而现在日本国会里面也有人提出开放外国人“就劳”,这样就相当于要废除“研修生”这种特殊的制度。

  从法律界来看,日本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告诉日本社会,“研修生”必须与日本普通劳动者享受一样的待遇,不能受到任何歧视。这意味着,现在“研修生”也适用于《劳动基准法》,要对其执行最低工资标准,这样日本企业吸收“研修生”的利润空间就会降低,基本已经无利可图。

  彭光华认为,从整个趋势来看,日本将来可能会废除“研修生”制度。任何外国人,只要满足一定条件,都可以办理去日本的工作签证,这样才会有更多、更高层次的人以更多的形式去日本正常工作。

  “研修”的演变

  日语里“研修”二字与中文类似,意为培训、进修,但并非简单劳动力的代名词。

  1981年,日本政府正式推出“研修生”制度,起初的规定是外国人在日“研修”为期一年。1993年,在日本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推动下,建立了技能实习生制度,“研修生”在完成一年的学习或劳动后,可以“技能实习生”身份在日本再工作两年。

  2010年7月,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原本要等一年后才可转为“技能实习生”的“研修生”,在新制度下一个月后即可取得“技能实习”资格,作为劳动者受到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保护,并在最低工资、劳灾保险等方面依法享有与日本劳动者同等权利。

  中国驻日使馆商务处李璋发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介绍,中国从1993年开始对日派出“研修生”,目前在世界各地对日本的劳务输出中,中国是规模最大、也是最稳定的一个来源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林新奇告诉《环球》杂志,中国人赴日“研修”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早期,一些学历、素质相对高的中国人,都愿意做“研修生”,只要能出去就行,因为那时候到日本打工赚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有吸引力。现在,赴日“研修”对学历高一些的中国人来说吸引力已经不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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