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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环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28日13:08  CCTV《新闻调查》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2011年11月27日播出《CSA实验》,以下为节目实录:

  解说:10月6日,北京西北六环外的一个名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地方热闹异常,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城市人已经远离的活动——赶集。

  同期:你从哪儿来?

  同期:从甘肃天水。

  同期:来这儿是卖苹果?

  同期:卖苹果。

  同期:顺平县。

  同期:带了些什么?

  同期:带了鸡蛋。

  同期:鸡蛋、小米、玉米糁。

  同期:四川。

  同期:四川。

  同期:什么地方?

  同期:成都郫县。

  同期:今天带了什么东西?

  同期:土黄豆。

  同期:土黄豆,怎么叫土黄豆?

  同期: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品种,就是多年的。

  解说:说是市集其实更像是一个聚会,因为每一个卖家面前并没有充裕的产品。

  同期:您今天就带了这些?

  同期:还有米,我们从四川到这么远来,我们不带很多东西,我们就是想带过来展示一下,我们也在做这个生态农业。

  解说:所有的卖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自己的产品是生态种植出来的,不点农药、不点化肥、不点除草剂,全是用沼气、堆肥、麻枯,这样子做出来的。

  同期:那怎么让人相信您呢?

  同期:你不相信,只有这颗心。

  同期:只有这颗心。

  解说:这些农户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看上去却像熟识的朋友,他们在互相交流着各自的问题、想法,其中最忙碌的是这个姑娘,很多人不停找她谈论着问题她就是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园长石嫣。

  石嫣(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 园长):其实今天这个市集最主要是我们不是10月的7日 8日要开一个全国的CSA大会嘛,然后这些从各地赶来的这些农户,顺便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农产品。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来开会的大多数是在做社区支持农业和城乡互助工作的这些农户。

  记者:什么叫社区支持农业?

  石嫣:社区支持农业就是由农民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而且是在做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

  记者:这个改良是指什么呢?

  石嫣:改良主要就是比如说过去很多农民都是用比较多的化学品,比如说农药化肥,现在大多数经过这几年的耕作之后,都已经完全不用这些化学品了。

  解说:10月7日一早,市集上那些农户和一些知名的教授坐在一起分享这个主题——CSA,CSA是英文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的缩写,翻译成中文是社区支持农业,这个名词究竟是怎样的由来?这些农民和CSA有什么关系?他们做了什么新的尝试呢?记者第一次听说CSA这个名词就是从石嫣这里听来的。

  记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具体来解释的话。

  石嫣:消费者其实,我们叫做份额成员的概念,你其实也是农场的一个主人,然后你和农场等于是要共担这个风险,就是你要在年初的时候,你要把今年的这个钱先交到这个农民手里。

  解说:石嫣介绍这种方式起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瑞士。当时,因为食品安全问题,一些消费者找到农民,希望农民为他们提供安全的食物,从而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直接的联系。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农产品的贸易模式并传播到世界的其它地方。

  石嫣:它的意义是在于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农业和食品它的重要性。

  解说:社区支持农业强调消费者和生产者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消费者需要提前预付生产费用和生产者共同承担未来一年可能出现的风险,而社区支持的农业是健康的向有机转化的农业,从而消费者可以获得生态种植的健康农产品,这样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进入中国的?这些农户又是如何开始的CSA之路的呢?

  同期:你做了多久了这个?

  同期:六年。

  同期:六年。

  同期:我们是7户人,做这个还是艰难的,开头是11户,最难的时候只有3户。

  同期:还能坚持下去吗?

  同期:能坚持,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

  同期:为啥呢?

  同期:保护了环境,也保护了自己。

  解说:这位农户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安龙村,在四川郫县。

  同期:回头我们去您的村子里,到您家里去看看,好不好?

  同期:可以。

  解说:安龙村是一个有着典型的川西林盘风貌的村子,一条河绕村而过,这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现在有9户农民从事CSA生产,谈及眼下在做的事情,这些农户很愿意分享他们的想法。

  李芝兰(四川省郫县安龙村 村民):收入还是比以前好一点,还有做这个事,心里轻松愉快。

  高盛建(四川省郫县安龙村 村民):我们希望这个良性的循环能够真正地循环下去。

  解说:这几户农户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放弃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品,现在他们的土壤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记者:现在这个地里的蚯蚓多吗?

  王成(四川省郫县安龙村 村民):现在这个季节应该还可以,这就很多,有机肥的田块它就挺疏松,蚯蚓一般都在地的表皮。

  解说:蚯蚓应该是土壤中常见的生物,但如今在很多农村的田地中,已非如此。王成说:之所以他的地里蚯蚓这么多,是因为他在4年前

  就已经放弃化学品。就在不远处,其他使用化肥农药的农地中,状况就大为不同。

  记者:确实是,一个也没有,这块地是长期的用化肥和农药?

  王成:长期用化肥、农药,现在有二十公分深了。

  记者:还是没有。

  王成:还是没有,下面的地块更板。

  解说:同样的湿润程度,土地踩在脚下的感觉却有不同,使用化肥农药的土地踩上去很硬,而王成家的地踩上去松软而有弹性。

  记者:这个(用化肥的地)颜色就会发白是吗?

  王成:对。农家肥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特别天干的时候,施用农家肥,地表土就会回润、湿润,用化肥的,它时间越久,它就会成这个颜色。

  记者:这个板结也就是这个意思是吗?

  王成:对。

  解说:其实这种因为长期过量施用化肥、农药造成的土地板结在农村很普遍,而安龙村的这几户农民之所以走上CSA之路,是从当初成都市河流研究会对成都河流污染状况的调查开始的。

  田军(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 秘书长):我们看见我们的水的指标检测下来的结果BOD 、COD、总氮、总磷,我们一分析这个东西,来源贡献最大是什么?农业。那么我们就开始调查一亩地,原来施好多化肥,现在投放好多化肥,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告诉你,这个化肥不怎么好用,我得加倍用,那加倍用,用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好像没有,今年涨一点,明年涨一点,后年涨一点,整个老百姓生产生活方式都是这样的状态。

  解说:成都市河流研究会隶属于成都市科委,他们当初是在府南河的治理过程中发现了农村污染对河流的影响。2005年前后,他们希望找一个靠近河边的村落做试点,说服农民放弃化学品,从而减少污染排放来改善河流水质。安龙村距离郫县一个小时的车程,位置偏僻,村边恰好是府南河的支流走马河。

  田军:当时我们就说如果是我们过来跟你们一起,来保护你们的家园,又能够让你们的生活变得好一些,又能够保护河流,你们愿不愿意?他们说当然愿意啊。

  解说:但当河研会的工作人员希望村民放弃化肥、农药种田时,农民的表现是矛盾的。

  田军:今天摆这个龙门阵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不喜欢农药化肥的,农药化肥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卖出去的菜,我肯定要放药,为什么呢?我没有那么多精力,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仅靠这块自留地,我自己吃,够不够都没有关系,这块地是生计的需要,如果不靠菜去卖钱的话,我的孩子要上学,学费从哪儿来?我的油盐酱醋茶的钱从哪儿来?

  解说:农村的污染,除了化学品残留,还包括没有任何处理的生活污水,这些污水通常就通过沟壑直接排放到河流当中,河研会开始了对农民生活设施的改造,包括兴建沼气池,盖生态旱厕,建立生态的污水处理系统等,这些都得到了农户的响应,但要农民放弃化学品耕作却应者寥寥,尽管河流研究会承诺在土地转换的前三年给予几百元的补贴,也仅仅有20户人家报了名,高家和王成家都是当初最早响应的农户。

  李芝兰:她就说这个化肥农药投在地里会渗透在土壤里边,知道了这个理念以后,对,是这样的,一下子就觉醒了。

  解说:李婆婆说之所以会一下子觉醒是因为高大爷,原来是村里的技术员每次喷洒农药回来的不适,记忆深刻,只是那时没有自觉。

  李芝兰:打农药的时候,喷洒以后,中午、下午,人的头昏或者说昏倒。

  记者: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真的谁回去停用这个东西是吗?

  高盛建:没有,没有这个理念,没有反应这个,增产就对,只要吃得饱就对。

  解说:当初王成家愿意,也是因为王成妈妈多年类风湿,身体非常虚弱,每当有人喷洒农药时,她都要赶紧躲到屋里,那个气味对她来讲就是要命的毒气。

  虽然化肥、农药在合理的时间施用并掌握合理用量会相对安全,但这都依靠农民自己掌握,并无硬性的监管和规定,在实际生产中,为了追求高产或迅速见效,往往会超量使用,这同时会导致农作物对于化学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当这些CSA农户停用这些化学品之后,田地就像一个虚弱的病体之躯,再没有能量抗击自然的攻击。

  记者:第一年没有经验的时候?那时候虫害最厉害是个什么样子的?

  高盛建:红皮萝卜就没收,吃光了。

  记者:全部没了?

  李芝兰:吃光了,只有指头大。

  解说:放弃化肥农药的头三年是虫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坚持的农户,一度只剩下了四户。

  田军:他的红辣椒叫什么朝天椒,很卖钱的,已经有人订了,他整个田全部种的是,但是虫来了,他马上就可以摘了,马上可以变现了,他不用药怎么办?它就会马上烂掉。农民会告诉我,他的孩子在读大学,他必须要有这笔钱。

  记者:你还有力量去劝说他?

  田军:没有,我尊重他的选择。

  解说:而虫害严重、肥力不足,长出来的蔬菜卖相也不好。

  赵富贵(四川省郫县安龙村 村民):你说生态菜,他不相信你的,还说你,你唬鬼呢,我说我不要你的钱,你拿把去吃,看味道一不一样,他还说,我不稀奇,不稀奇,再多菜我不拿去卖了。

  解说:那时候,农户们还不知道有CSA模式,更不懂得如何去找消费者,他们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呢?就在那时,远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一个学习农业经济的博士生正在为没有确定博士研究方向而踌躇,他们不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的未来将会因为他们共同的一个尝试联系在一起。

  2008年,正准备读博的石嫣得到了美国一个农业研究所的邀请,到美国的一家农场去做半年的实习生,之所以去这里实习,石嫣是想了解这家农场采取的一种经营模式CSA——社区支持农业。

  石嫣:那个农场确实是一个,就是面积还不算很大的一个农场,它大概有一百多亩吧。

  解说:这家农场位于明尼苏达州是一家家庭农场,农场的样子和石嫣之前对美国农业的理解并不相同。

  记者:在此之前,在你去美国之前,你了解的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子的?

  石嫣:我们整个其实,我们专业叫农业经济管理,其实整个农业经济体系的大的框架都是建立在就是美国的整个它的大的农业的那种方向,比如说工业化、规模化、工业化、规模化、单一化,只有产生规模效益,你才能有规模经济,你的边际收益才会提高。

  解说:现代化的农业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是规模化、机械化,而美国的大农场模式也被认为是提高农业效益的发展方向,但石嫣实习的这家农场,首先规模不大,在耕种方式上还放弃了化肥 农药以及除草剂等化学品。

  记者:大家是出于对于环境的担忧还是什么?

  石嫣:就是在整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应该说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就是社会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一些新的选择或者说价值观的改变,有一方它会强调我这种规模化、产业化,其实是为了生产更多的食物,比方说做可持续农业的这一方,我们更多的会强调说这种农业形态才是从根本上保证人类食物安全的,而不是一个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补救的一个方式。

  解说:除了放弃化学品,这样的农场产出的菜品没有经过中间商,直接供应给周围小镇的居民,从消费者这一端。

  石嫣:我当时的调查来看其实很多人也都表示,他可能比以前,他到超市买或者是他不知道从哪儿买的时候,他会更珍惜这些蔬菜,比如说他浪费的就少了,甚至有很多人生活习惯也会有改变,原来比较多的到外面去吃饭,现在在家里吃饭的时间多了。

  解说:石嫣了解到社区支持农业这种模式,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从日本瑞士传到美国,尽管这种农场在美国还占少数,但已经发展到几千家,在美国农场实习的这半年,石嫣学会了除草、育苗等一整套农业种植流程,她甚至学会了开拖拉机在和当地人熟悉之后,美国人却向她表达了对她来美国的不解。

  石嫣:就有很多那个农场的朋友和农民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来美国?然后我当时还会觉得很奇怪,我说我就是来学习你们这个经营模式,然后他说为什么你会来学习我们?我当时确实最初的时候,我理解不了他们为什么这么问我,而且他们还觉得我挺可笑的,到我临走的时候,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他问我,他说石嫣,你应该看过那本《四千年的农夫》吧?然后我说不知道。

  解说:《四千年农夫》是出版于1911年的一本书,作者是富兰克林·金博士,他曾经是美国农业部土壤研究所所长,书中记述的是金博士在1909年春到中国 日本和朝鲜三国考察三国的农耕体系所得。

  石嫣:他就是因为觉得为什么美国仅是在这一两百年的农耕史上土壤的退化就如此之严重,他是说为什么中国或者说整个东亚在几千年来的耕作中,虽然说也会有所破坏,但是它却维系了这么多人口几千年来的这个生存,所以他把这个反思带回了美国。

  解说:在这次旅行当中,金博士发现了东亚农业模式和美国的区别,他认为东亚的传统小农经济从来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而且可持续发展,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当时建立的水利灌溉、种养结合、废物利用等循环系统,石嫣没有想到,一个外国人曾经这样详细地考察过中国传统的农耕系统,并传播深远。

  石嫣:几乎我接触过的所有美国在做这种可持续农业的人,不管是农民还是学者都知道这本书,并且很多人都阅读过这本书,所以他们就认为应该是我们来学习你们,而不是你来学习我们的农业。

  解说:实习结束,石嫣把这本书带回了中国并译成了中文。

  石嫣:我们也觉得,我们更多地应该把这样一种形态、一种理念,让中国人更多知道。

  记者:但是也可能有人会说难道你要让我们回到这种小农时代吗?

  石嫣:首先我会告诉他,不可能回到。因为历史总是向前的,我们更多地应该重视或者说珍视中国传统的这几千年来的一个农耕的文化吧,再结合我们很多现代的东西传承下去,而不简单的只是说照搬国外的东西。

  记者:但是也可能有人会说,那个太低效了,然后现在我可能的要迅速地看到很高的产量、很好的产出。

  安全的这种生产这个食物的根本还是要有健康的环境和土壤,如果你一旦破坏了,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是可以吃得饱,吃得好,但是我们下一代人子孙后代,我们该如何去对待他们?这个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记者:那你觉得我们几千年这个农耕文化当中那些精华的部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石嫣: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多样性。

  解说:石嫣回国后,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CSA模式的农场,放弃化肥农药,直接对接消费者让消费者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那时,恰逢海淀区政府和人民大学在准备要筹建一个产学研基地,石嫣加入了这个团队,和安龙村那些放弃化学品种植的农户相同的是寻找理解这种理念的消费者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石嫣:因为我们几个人当时的那个社会资源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你只接触了学校、老师,这个群体,你也没有单位,也没有很多的这种朋友。

  解说:当时因为有媒体报道了这种新的模式,一位钟先生辗转联系到了他们,并表达了希望能够成为他们会员的迫切。

  记者:我听说当时您是第一个给他们写信的客户?

  钟声(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 客户):对。

  解说:当时农场还没有撒下一粒种子,按照约定,客户要提前支付一年的菜金两千块钱。

  记者: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一般都是我要见到这个东西,我才能付钱。

  钟声:对,是这样。

  记者:我怎么可能会提前把这个钱付了?

  钟声:因为它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市场交易,市场交易的原则大家是公平交易,风险是各自承担,但是我们的风险是共同承担。

  记者:你为什么作为一个消费者会愿意去为他们来承担一份风险呢?

  钟声:当时他提出来这个在国内目前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就是社区支持农业,我们也愿意帮助他们。

  解说:钟先生还动员小区的其他十余户居民参与进来,小毛驴市民农园第一年共招募了50户客户。

  记者:交了钱,你还在不断地在关注农场的进度吗?

  钟声:基本上每周的话都来。作为消费者最希望知道自己吃的东西是怎么种出来的,从哪儿来的,谁种的,种的过程怎么样。

  记者:交了钱,农场建立起来了,到吃上这个菜大概过了多长时间?

  钟声:两个多月。

  钟声:长势怎么样?

  钟声:长得还是很不错,他们刚开始也是经验不太足,就是有某种蔬菜他会种得很多,结果我们某一段时间就天天吃它,比方说种西葫芦种了好多,结果天天都是西葫芦,西葫芦切片、西葫芦什么做汤、西葫芦,反正全是西葫芦。

  记者: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们有没有抱怨过?

  钟声: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刚开始需要扶持一段。

  解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样的理念,而且人们习惯了卖相漂亮的蔬菜,而放弃化学品卖相不佳的蔬菜,在人们眼里通常是等外品。在安龙村,为了让消费者认可生态农户的蔬菜,成都市河流研究会做了不少推销的工作。

  田军:刚开始我们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我们把菜给拉出去,然后去传播,在城市里办集;另外一种,我们把城市里边的人拉到乡村来,让老百姓看到农民种这种生态农业的代价,你看这个地颗粒无收,这个地,全部是虫眼子,然后跟他们讲,你看看那片田它就是用药的,你们愿意要什么。

  解说:以前只知道把农产品拉到农贸市场的农户们,也创造机会邀请更多的人到他们的田地里来看看。

  李芝兰:城里的人,他随时可以到我们村里来看,不打电话随时来,看我们怎么种,怎么下肥,怎么管理。

  解说:慢慢的,安龙村这些生态农户的菜往外运的越来越多。

  田军:当时我那车因为是小车嘛,也很紧,还不能装太多,后备厢装满了,然后前面,除了驾驶室位置没放以外,全部堆得满满当当,刚开始我们还没有计名,就是所有这些人(的菜)在一起,比如豇豆一起,然后根达菜、什么茄子、苦瓜一起,后来农民慢慢开始有一点想,责任自负,贴名字,这是肖家的菜,这是王家的菜。

  记者:这是农民想出来的?

  田军:对,因为他们想撇清责任啊,他们自己很坦然,我敢把我的菜拿出来。

  解说:随着消费者越来越多,农户也开始把种植面积扩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更多的CSA实践者建立了联系,他们相互交流,重新温习被遗弃多年的农耕智慧,他们现在用间种种植香草、辣椒水、大蒜水等很多办法来对付虫害,虽然不能完全控制但已经不会对供应产生大的影响。

  李芝兰:实际上大自然当中,它是安排得很好的,它是比较平衡的,这么多年普遍都打农药,它失掉了生物链,本来这个它这个生物,它也是相生相克的。

  记者:但是现在只有你们这小一块还有几户农夫的地能够有所恢复吗?

  李芝兰:我们就想慢慢地把我们自己做的那个恢复,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做的话,那就更多人这样做,那就更快地恢复。

  解说:而用在地里的肥料,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循环的系统,沼气池的沼液、餐余、生态旱厕的粪便、洗碗的米糠、地里的菜叶,他们都有办法处理成底肥、追肥、叶肥,现在他们的客户,虽然也是有来有往,但基本稳定。和小毛驴一样,他们每周给客户配送两次,每斤菜约6元,但消费者要在每季度初预付菜金,几年下来农户的经济收入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消费者之间,再不是买卖市场中的陌生人。

  记者:你觉得这些消费者和你原来到地摊上去的,来买你菜的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成:这个完全不一样。

  记者:怎么呢?

  王成:以前在普通市场上认识的朋友,他们都是想来买便宜的或者是想来多带走一点,但是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他们来就不一样,他们首先关心,王成,今年你们的蔬菜受灾没有?虫害严不严重?或者是其它,非常关心我们。

  解说:我们在高家采访时碰到了一位消费者,因为高家中午要来客人她正在帮忙。

  记者:你刚才到高家的时候,你帮他们忙这忙那,刷碗等等。

  李星:对对对,

  记者:看起来不会像是一个他们的消费者,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客户?

  李星:是是是。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以后,我们最想说的是,我们能帮到你们什么?因为确实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活就是简单、繁琐的一个生活,很操劳的一个生活。

  解说:李星说,她来安龙村才真正理解了农民的辛苦,尤其是这些坚持放弃化学品的农户,不用化肥,就要堆肥、挑粪,不用除草剂,杂草就要一根根靠手来拔起来,甚至有些菜上的虫子也要靠手工来抓。每到周一周四的晚上都是安龙村这些生态农户最忙碌的日子。因为第二天要给消费者送菜,前一天夜里要把所有的蔬菜称量、打包、装袋,从下午开始,这样的准备工作要忙到夜里12点。

  第二天,负责送菜的高一程通常是一早就要出发,因为除了他家的,他还要负责送合作小组的其他六户人家的菜,满满一车菜送到郫县、成都的每一个消费者手里,送完回家通常要到很晚,这样的生活一年到头,全年无休。

  几年间,因为物价的上涨,安龙村的农户也有过几次的提价经历,蔬菜从最初的2元钱一斤,到今天的5元 6元,而这些提价并不是由生产者提出的。

  田军:有一次涨价过程,我经历的,就是最近的,就今年的冬天不是整个物价都在上涨。

  记者:对。

  田军:上涨之后大家觉得,王成的菜还是大概4块钱,4块5,大概是这个价钱,消费者觉得,我们很多(市场上的)菜已经4块钱了,如果是你们还不涨价的话,大家就……很多人打抱不平了,那天王成请大家,想回报消费者,农民现在已经成一个传统了,新米品尝会的时候或者是过年杀猪,就会请大家来吃一顿饭,感谢大家的辛苦支持,消费者是我们的一个媒体朋友,她从采访我们认识安龙村,从此就变成志愿者,随喊随到,然后她就拿一个板凳放在院子中间,各位消费者,对不起,我是《成都晚报》的某某,然后我就跟大家说说,我觉得现在物价都上涨了,我提议我们是不是怎么怎么,把价钱涨一下,消费者自己觉得担心农民的付出没有回报,这样也是不对的,这种是不能保护他的积极性。

  高盛建:所以外地有人来问我,你为啥你们要坚持,人家都不坚持,我说我们是利己利人,既合乎环境保护又合乎食品安全,还创建人与自然处得和谐,人与人处得和谐,我们不单纯是生意人,买卖关系,只要赚钱,我们也不想赚很多钱,我们就是个简单生活。

  解说:高大爷说,现在订他家菜的5斤的多放半斤,订十斤的多放一斤;在王成家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纸,上面记满了消费者的喜好。

  记者:这样一种关系好像很难见到了?

  李星:对。

  记者:可能在很多的城市人看来,很多人会看不起农民。

  李星:是,不然的话,怎么会农民都想做城里人呢?拼命地想做城里人,就是他们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

  解说:10月7日,高一程和全伯伯代表安龙村的生态农户在北京参加了市集和CSA大会,这已经是CSA全国的第三次大会了,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贸易形式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为消费者能够获得健康的食物,减少农业的面源污染,建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信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如果没有看到这些农户背后付出的辛苦,不免会对这些产品的价格有所疑虑。

  记者:大家可能还很关心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不是它是一种价格很高,普通的老百姓可能消费不起?

  石嫣:其实怎么说,就是现在平均来看,我们这个农场的菜,如果是订一年的话一个月大概是300多块钱。

  解说:而在安龙村,这些生态农户的蔬菜现在是每斤5元或6元,按订菜最多的消费者,每周十斤计算,一个月的菜金是200多元。

  李星:我真觉得不贵,我并不是说那种很有钱的什么的,好辛苦的,他那么累地在做这个事情,如果是再没有一定的回报的话,那这个工作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解说:李星说,作为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虽然要多付些成本,但反而会更加珍惜食物,而且可以让这些从事生态种植的农民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并改善环境,她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者也希望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理解这样的观念。

  石嫣: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过去农业为工业提取剩余的方式,低成本的,这些就是让农民获取这些农产品收益的话,那农民他的公平和公正也受到危害。

  解说:在采访中我们得知:高家的大儿子高一程其实原来一直在成都打工,多年的打拼已经在城市有了较为稳定的根基,但2008年他又重新回乡当上了农民。

  记者:当初为什么要回来呢?

  高一程(四川省郫县安龙村 村民):大家都在讲,就说农村没有出路,但是我就想,生态农耕既然对环境好,对健康也好,又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应该讲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尝试,看如果一个方面实现我们多元的价值,本来人不是只是经济收入这方面,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让大家反思。

  解说:高一程说从事CSA生产让他们看到了务农的希望,在他之后,他的弟弟妹妹也相继从城市回了家。

  记者:这几年搞这样的一个农业,会对农民、农村的面貌会有改变吗?

  田军:农民有自信心,农民觉得他有价值,我农民就是该这样子,当我们告诉他们农民也可以这样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这样的生活。

  解说:CSA的实践者主张健康的土地加健康的产品才会有健康的人,但是道理听上去虽然简单,接受起来却并不容易,即使在生态农户家庭内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采访河流研究会的田军时生态农户全伯伯的老伴正好路过过来和田军打招呼。

  同期:她在北京采访了全伯伯的。

  同期:这样,你好。

  同期:这块地是谁的地呢?

  同期:这是燕子的。

  解说:大妈说的燕子就是她的儿媳妇。

  同期:喊燕子也参加生态农业嘛,不要去用农药。

  同期:她这个差得很,她不想。

  同期:不想。

  同期:就是嫌地里的草不好弄,是不是?

  同期:要拔草。

  同期:要拔草,年轻人就不干,他们就不愿意付出这个劳动。

  同期:他们是说生草了就打药,就没有了。

  解说:其实这就是农民现实的选择,选择做生态农业必然要付出大量的辛苦才行,而现在愿意吃这个苦的并不多。

  除了劳动力成本高,还有受众人群小,生产风险大,这些因素都限定了CSA模式不可能成为未来农业的主流。

  记者:究竟这样的一种方式,会对整体的农业有什么样的真正的建设性意义吗?

  石嫣: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它现在不是很主流的方式,它未来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农业的形态,但是它的意义是在于通过这样一种模式,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农业和食品它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这个农民或者说三农问题它的真正背后的一些问题。

  解说:石嫣认为,中国的熟人社会正是开展这种小规模种植的基础。

  石嫣:这样的一种形态它适合中国的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的形式。解说:目前全国有一百家左右的CSA农场,现在安龙村的这几户农户开始越来越广为人知,几乎每个月都会有参观、学习的人,这些农民甚至走上国际农业论坛,和其它国家的人分享他们从事生态农业的心得,而小毛驴通过三年的发展已经成为CSA模式的标志,他们的配送份额客户已经由2009年的50家到2011年的400户。

  在我们即将离开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时候,在农场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发现了一头毛驴,石嫣称之为形象代言驴,它不仅仅是农场名字的由来还和几年前他们一起到乡下实践时的一场争论有关。

  石嫣:当时大家就说到底是应该我们像美国那样全部机械化,大规模的那种,还是说我们还是应该使用这个畜力来耕作,两拨年轻人争论得非常激烈,后来温(铁军)老师就说,说你们别争论了,然后我买一个毛驴,后来那个村庄中,白天会停电,然后地里就浇不了水,然后还有的时候,可能遇到就是你用不了拖拉机,拖拉机坏了,这个时候呢,村子里就得用毛驴,这个争论反而变成大家就逐渐理解,说我们并不是绝对化地说完全不用机械就退回到几十年之后,而是逐渐就是让这种,毛驴本身它是一种替代性,它可以在你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也能够持续地耕作。在这个体系之下我们越是多样化,这个体系本身就越是稳定。

  记者:它的存在也代表了一种多样化的意义。

  石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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