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33岁的里昂小伙能够在中国成功拥有自己的演艺事业,小他2岁的妻子美兰(Mélanie)功不可没。
记者/金 姬
明年1月,一本名为《下有戴亮》的中法双语自传将在中国发售,书的作者是在上海生活多年的法国音乐人克利斯朵夫·易斯冈(Christophe Hisquin)。他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中文名“戴亮”,这个艺名Dantès取自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主人公唐泰斯。作为第一个创作中文歌曲并在中国发行专辑的外国人,戴亮在上海小有名气。除了唱歌,他还活跃在中国的电视荧屏和各大活动中,展现了过人的演技和主持功力。
这位33岁的里昂小伙能够在中国成功拥有自己的演艺事业,小他2岁的妻子美兰(Mélanie)功不可没。“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一直以为自己会娶一个中国妻子,连我的母亲都这么认为。”戴亮说,“但10年前,上帝送来了美兰——她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要娶的女人。”
功夫和崔健
1978年,戴亮出生在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是家里的长子。他从小就喜欢音乐,8岁开始学管风琴,16岁学吉他。记得12岁时,他偶尔看了一部中国电影,被里面的武术深深吸引,于是开始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心驰神往。也正是在这一年,戴亮所在的法国里昂第三大学附中开设了中文专业。当时,老师要求学生们必须选学一门外语,戴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这不光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因为年少的他觉得学中文可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比较有个性。就因为个性和有兴趣,他一学就是十几年。12岁时,戴亮所在的班级有30名同学学中文,很多同学认为学中文太难,到大学时只有4个人还在坚持而未放弃,戴亮就是其中之一。
戴亮第一次来中国是17岁。1995年,他和12位同学作为交流生来到北京大学。在一个月的交流时间里,他碰到了第一个让他难忘的中国人—— 崔健。当时,他们的中文老师(一个法国人)安排他和其他3名同学采访彩排中的崔健。“我当时并不知道崔健在中国乐坛的地位。但是我依然很紧张,因为这是我 第一次用中文采访。”戴亮回忆道,他当时的汉语听说水平还不行。彩排时,崔健的乐队用的是电吉他和小号。“由于我们4个学生也是玩音乐的,还现场给崔健表演了一下。”戴亮说当时的崔健礼貌性地送了他一张专辑,他回去仔细地听了这张专辑,一种奇妙的感觉就油然而生:去中国发展。
戴亮和崔健见面后回到法国,就开始中文歌的创作。他在1999年发表了收录4首中文歌曲的专辑。2000年,作为法国里昂大学应用外语专业的学生,戴亮再一次来到中国。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开始参加各类适合自己的比赛,接拍广告和电视剧。2001年回到法国后,他开始了社会音乐学专业的全面学习。
情定日内瓦
回到法国后不久,也和戴亮一起学中文的越南裔法国姑娘邀请他到瑞士日内瓦游玩。“我要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你是中国通,她可是好几国的专家,尤其擅长俄国文学。”越南裔同学告诉戴亮,那个朋友刚从欧洲最好的翻译学校——瑞士日内瓦大学(UNIGE)高级翻译学院(ETI)毕业,精通六国语言(法葡西英德俄)。这就是美兰,一个知性美丽的葡萄牙裔法国人。
“她并不是第一眼就让我心动的那种漂亮女孩,但她身上的国际化气质很吸引我。”戴亮笑称,当时的自己刚从中国回来,还是一个每月领着300欧元奖学金的学生;而美兰在日内瓦有一份月薪3000欧元的工作。
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旅游、外语和音乐等共同语言很快就陷入了热恋。“我对她是很自然的追求。”戴亮说,他也交往过中国女孩,但可能自己太年轻了,根本没考虑过结婚。“在法国,30岁以前不要婚姻是很正常的事。”美兰让他有了成家的念头,也许这就是缘分吧。但一开始,美兰的父母并不看好这个未来的女婿。
美兰是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法国化,但她的父母却是典型的葡萄牙人,和传统的中国父母很相似。戴亮记得第一次去依云小镇拜见未来丈人丈母娘时,美兰的父母劈头盖脸就问起收入、买房等实际问题。美兰是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也是父母的骄傲,他们不愿自己的宝贝女儿跟着一个没房没车且收入只有女儿1/10的里昂小子跑了。“我知道当时的自己在收入和工作稳定性上都不能让美兰父母满意,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今后会去中国发展,所以不需要在法国买房。”戴亮的真诚很快打动了美兰的父亲。“他很羡慕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当初为了从葡萄牙移民到法国,选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职业。”
获得家人首肯后,结婚典礼又成了一个大问题。“葡萄牙人的家庭好面子,希望举行一个十分盛大和热闹的婚礼。”戴亮说,他家是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婚礼注重简单、温馨。最后,美兰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她和戴亮2003年1月在里昂的一处城堡举行婚礼,邀请了200多名宾客参加仪式。随后的家庭晚宴只邀请了40人,主要是两家的至亲好友,美兰有很多亲戚从葡萄牙和西班牙赶来。
夫唱妇随
结婚第一年,美兰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两人租住在里昂,房租600欧一个月。美兰每周有2天时间坐一个半小时的火车去日内瓦工作。“放弃日内瓦的生活跟我到里昂,就好像上海人去苏州那样的感觉。”戴亮说,虽然自己每周打工一天,但也仅够付房租,妻子的薪水成为小两口的主要经济来源。戴亮除了念书和打工,把大多精力都放在录唱片上面,做音乐是件很烧钱的事。
美兰一直支持丈夫的事业,虽然她更想去俄罗斯,但还是答应跟着戴亮先到中国发展。“我当时忽悠她,说只去中国一年,然后陪她去俄罗斯。”戴亮说,美兰后来定居上海后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去俄罗斯的事也就不提了。为了更好地在中国生活,美兰在里昂学了6个月的中文,想不到发音比戴亮还标准,妻子的语言天赋让戴亮自叹不如。
2004年,戴亮第三次来到中国,转投上海音乐学院攻读社会音乐学博士,师从陶辛。他和美兰挤在学校的宿舍里,美兰没有一句怨言。她给一家瑞士钟表商在上海做咨询工作,薪水高而稳定,让戴亮没有后顾之忧。
戴亮平时靠拍电视养活自己,他在《恭亲王传奇》中扮演一个叫李泰国的英国商人;在《明天我不是羔羊》中扮演美国商人约翰;在《精武飞鸿》中饰演辰飞;在《曹老板的十八个秘书》中扮演约翰的助手,在《长恨歌》中扮演大使的朋友……
当然,戴亮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音乐上。在这期间,他开始着手计划如何让中国人了解他的想法及音乐,如何用中文表达出法国的文化,用音乐表达自已的思路,戴亮希望通过音乐完成一种超越文化的交流。他曾跑过很多音像店,问工作人员是否有外国人写中文歌的专辑,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戴亮很好奇,有很多中国人专门写英文歌,也有很多法国人写英语歌,可是专门写中文歌的外国人却没有。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有着不同文化的国度,作为一个法国人,在坚持原创中文歌曲的时候,戴亮遇到很多的麻烦。最大的困难就是中法两国人的思维不同。戴亮说,中国和法国人有着共同点,都喜欢艺术,喜欢美的东西。中法两国人又有着很多不同,法国人的思路比较乱,描述一件事情比较喜欢用长的句子,而中国人则来得更直接,用很短的字句便表达出准确的意思。
2006年后,戴亮在中国发行了双碟《我记得你》。“我很荣幸自己是唯一一个用中文创作歌曲的外国人。”戴亮说,唱片的法文名字叫Parfums d'Extrêmes(意为“遥远的香水”)。这张特殊的唱片是他和意大利录音师罗马诺在法国录制的。录制一张这样的唱片,起码需要4万元人民币,除去罗马诺自告奋勇地承担1万元,剩下的3万元就要自掏腰包了。对于没有稳定收入的戴亮而言,妻子的支持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爱音乐,爱上海
《我记得你》发表后,戴亮受到了中国音乐界及媒体的一致好评与鼓励。从那以后,戴亮成了各大电台和电视台的常客,他还在上海法语培训中心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时,美兰的事业却出现了波澜,她和瑞士钟表商的合同到期了。
那一阶段,夫妻俩时常有些小口角。“美兰希望周末能够留给家人,但我的工作性质很可能今天接了电话,明天就要到其他地方去表演或主持。”戴亮说,他们从来没有为了钱而不开心,但是欧洲人很注重休息时间和家庭观念,他的这种不固定的工作时间让美兰有些难以适应。而且,长相帅气的戴亮也有许多女粉丝,有时还会发来短信,这让美兰产生一丝危机感。
为了和丈夫有更多的时间相处,美兰曾一度成为戴亮的经纪人。“我太太其实并不胜任这份工作。”戴亮坦言,美兰是一个性格开朗、朋友遍天下的人,但她做事风格很西化,并不适合和注重关系、言语含蓄的中国人打交道。戴亮后来还是请了更为专业的人士来帮忙。
“我有时主持的时候,活动方也会要一个女主持,我就会推荐美兰。”戴亮说,像美兰这样可以流利说7国语言的人很少,美兰的形象也不错。“但她太紧张了,有时会为了某个主持活动好几天睡不着觉。”后来一段时间,美兰选择在家当一个好妻子。
“我们2006年搬到卢湾区的建德坊三室一厅的房子里。美兰喜欢粉色,她把我们的小屋重新粉刷了一次,这一开始让上海房东有些困挠,因为中国人的墙面很少使用这种颜色。”戴亮说,幸好他们长租到现在,而且美兰是一个有洁癖的人,家里一尘不染,这让房东比较放心。美兰还做着一手好菜,只要有空,她就会下厨做法国或葡萄牙大餐。她也很会织毛衣,有时穿着自己织的毛衣出门,立刻就会围上来一些上海阿姨,和她交流编织技法。
戴亮在中国的出镜率也越来越高。2008年,他多次作为特邀嘉宾在上海外语频道的节目中献唱。上海生活时尚频道也曾邀请他担任嘉宾主持。同年,东方卫视播放了戴亮的传记短片《下有戴亮》,介绍了戴亮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及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媒体也开始对戴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8年底,戴亮取得了里昂第三大学的博士学位,被法国音乐界称为“21世纪初的中国音乐界专家”。
2009年戴亮出版了第二张双碟专辑《下有戴亮》,打出“上有天堂,下有戴亮”的口号。在这张专辑中,他融汇了从民谣到法国香颂的多种音乐风格。那一年,他在法国里昂举办了个人演唱会,这让美兰也感到十分骄傲。她也开始公开给丈夫加油助威。2009年8月,戴亮和美兰参加了《全家都来赛》节目,参赛口号就是“美兰加戴亮 爱情有力量”。
去年,戴亮出版了单曲《上海》的中文版和法文版,并拍了MV。美兰也爱上了上海这座城市。
如今,美兰是在上海一家法语学校教德语。精通七国语言的她,抽空还在学习日语和韩语。她每天6点出门,坐车一个半小时去青浦上班,从未觉得辛苦,因为教语言是她所擅长的事。“幸运的是,她的这份工作是和法国方面签约的,她可以拿到法国的保险。”戴亮说,之前两人虽然经济上不成问题,但是没有一份法国保险,就好像上海人工作没有“四金”那样心里不踏实。美兰的工作不但解决了她的保险问题,按照法国法律,作为丈夫的戴亮也可以享有同样的保险。
除了教书,美兰每年有4个月的假期。戴亮则答应妻子每年抽出2个月的时间陪她回法国,并到世界各地旅游。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中法两国的亲朋好友都很羡慕。“我们努力工作,也能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戴亮说,明年1月是他和美兰结婚9周年,他计划带她去印尼旅行。“我们还没有要孩子的打算。现在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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