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 周鹏 孙炯 甘肃庆阳报道

　　11月19日晚上7点，一辆破旧的白色面包车，悄然停在甘肃庆阳市正宁县西郊的殡仪馆门外。

　　昏暗的灯光下，这辆车身凹凸不平的面包车前挡风玻璃下，立着一块白色塑料板，上面印着五个大字——“人生末班车”。这是一辆灵车。

　　半小时后，两名中年男子从殡仪馆大厅走出，其中一人手里抱着一个被白布包裹着的孩子。孩子小小的脑袋耷拉在中年人肩头。

　　在灵车司机协助下，孩子被平放在去掉了后座椅的车厢里。随后灵车启动，在西北旷野的夜雾寒风中，向西南方向疾驰。抱他出来的两名男子乘坐另一辆面包车紧随其后。 他们的目的地在20公里外，一座叫做于家咀的偏僻山村。

　　灵车里躺着的男孩叫武铭意(应家属要求化名)，5岁，来自于家咀村。他是这天晚上，灵车的最后一趟乘客。

　　夜间葬礼

　　三天前的上午，正宁县榆林子镇唯一一所幼儿园的校车——一辆黄色金杯面包车在接孩子上学途中，因一系列违规之举——严重超载、超速、逆行，导致与一辆货车迎面相撞。

　　在那辆挤下了63人的死亡校车里(61位孩子，1位教师，1位司机)，有19名孩子猝然离开了这个世界，另有42名孩童遭受了程度不同的肢体伤害。一同殒命的，还有25岁的幼儿园教师王春娟，和41岁的校车司机杨海军。

　　在那些车祸中遇难的孩子中，有10人来自于于家咀村。武铭意是其中之一。11月16日傍晚，验尸结束后，孩子们的遗体被移放到了殡仪馆。全身被白布包裹着的他们，被整齐地放置在一张张铁床上。白布下面，他们赤身穿着政府新买来的浅蓝色运动服、灰袜子、黑色运动鞋，每人的手腕上都用胶纸贴着一个死亡者的编号。

　　每个遇难儿童家庭可以得到当地政府43.6万元的赔偿金。从车祸后的第二天夜晚开始，这些瘦小的躯体便陆续被运往各自的村庄。

　　灵车司机名叫杨宏刚，是正宁县老杨棺材店的老板，在当地从事殡葬业已十多个年头。车祸之后的三天里，他一人拉了11名孩子的遗体返回各自的村子，其中有7名孩子属于于家咀村。

　　杨宏刚参与了验尸过程，他说孩子们几乎都是因头部和胸腔受到撞击致命。杨宏刚叹着气说，“有的孩子表面完好无损，除了面色苍白外，就跟睡着了一样。”

　　从殡仪馆出来，灵车只用5分钟时间就离开了人车稀少的昏暗县城，一路直奔于家咀村。透过被车灯刺穿的雾气，两旁连绵不绝的低垂柳枝在凛冽朔风中高低舞动。

　　半个小时后，面包车右转上坡进入了于家咀村，这个有着四五千名村民的小山村，位于西北黄土高原间的一片平坦坝子中，东、南、西三面被深达数百米的陡峭山沟包围，只有北面平原与其所属的榆林子镇相连。当地人习惯用坡陡够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样的词语形容自己的村庄。

　　灵车继续沿着崎岖不平的乡村土路向南穿行。此时的于家咀村里，村民们早已家家关门闭户，除了呼啸着穿过掉光树叶的刺槐、杨树的风声和偶尔传出的几声犬吠，四野一片寂静。在气温只有四五摄氏度的初冬夜晚，村民会早早钻进暖和的炕里准备睡觉。

　　这天晚上，杨宏刚是除了武铭意的大伯和二伯之外，唯一给孩子送终的人。但他也不知道，这名男孩的短暂一生在这个夜晚是如何划上句号的。

　　在正宁县乡村丧葬观念中，孩子在结婚前就意外死亡往往被视为“很不吉利的事”。为了避免灾难，只能由几位长辈亲戚在夜间将其草草埋葬。整个过程简短到只需要一个来小时，包括挖坑、下葬、填埋、焚烧遗物。长辈们不会对孩子说告别的话，也没有人哭泣。

　　无论如何悲痛不舍，孩子的父母亲都不能参与下葬。按照当地风俗，他们往后也绝对不能上坟祭奠孩子——除了徒生伤悲，这还被认为会对家庭不好。一位村民说，在过去，有的小孩甚至是赤身裸体地被埋葬，“就像埋小猫、小狗一样”。

　　在送葬前，家人们通常会事先通知村里人途经的路线和时间，以便让邻居们能提前做好准备——他们会在自家门外堆放起一堆秸秆、木棍，当送葬队伍途经家门时，就会点燃柴火堆。这个被当地人称为“打火”的习俗古已有之，人们认为这样做能驱灾避祸。

　　早逝孩子的下葬时间都选在夜间。只有少数人家会提前通知村民们“打火”，大多数人家则会静悄悄地将孩子埋葬。孩子们从来都没有坟。长辈们会在村庄某个朝南的偏僻山坡角落挖个约一米深的狭小土坑，放下孩子遗体后，随即用泥土将坑掩埋压平，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去。

　　要不了多久，当新翻出的泥土被雨水冲刷变暗，当杂草开始四处生长时，就再也没人能找到这里了。

　　孩子生前的衣服、书包、图书、玩具将被亲戚们悉数焚烧，除了为数不多几张照片外(有的家庭连照片也会烧掉)，他们在世上曾经留下的痕迹会被完全抹去。

　　杨宏刚的灵车，最终停在了于家咀村最南端一条大峡谷般的深沟边上。在这片野草丛生，树影稀疏的黄土高坡上，武铭意在漫天繁星下结束了他的苦短一生。

　　武铭意的尸体被他的大伯从灵车上抱下来，他那被白布缠裹着的小小身躯，在星光下分外醒目。没有人说话，几个长辈迎着高原刺骨的寒风，步履蹒跚地抱着他埋头向山坡下走去。

　　一天后，于家咀村的10名遇难孩子都被永远掩埋在无人知晓的荒坡泥土下。当他们的遗物燃烧殆尽，这些逝去的孩子留在这个世界的，只有深埋于父母内心的苦痛回忆。

　　苦短的童年

　　当武铭意被掩埋时，他的母亲彭明云正躺在正宁县人民医院住院部的病床上。床头挂着的小卡片上，注明这名刚失去儿子的母亲的病症——癔病。一位邻床的患者说，彭明云整日一言不发，就是泪流不停。

　　在医院值班室的病人护理栏上，这样的卡片随处可见。一位医生说，病人遭受强烈刺激后，就可能出现这样的病状：长时间沉默、哭泣、神思恍惚，甚至还会胡言乱语。

　　11月22日下午，在办理完出院手续后，彭明云在丈夫武爽搀扶下哭着回到了悲伤的于家咀村。他们的家位于于家咀村西南边的一片平地上，四周散落着邻居们用砖瓦砌成的小院。

　　五年前，武铭意出生在这个只有两间平房的贫寒之家。比他大六岁的姐姐武静，此时已经能帮着爷爷、奶奶做点轻松的家务活。

　　去年，正宁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超过3500元。但在于家咀村，武铭意的家庭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过去四年中，只有初中文化的武铭意父亲武爽，一直在百公里外的砖厂里做烧砖工，每个月只能挣一千多元。武爽与从外乡嫁来的妻子在村里只有一亩耕地，不外出打工，这个家庭连温饱都难以维系。

　　武爽每隔几个月会回家探望下家人，请村里朋友到家吃饭。一位参加过聚会的村民说，武爽只抽两元一包的香烟，喝的白酒不到十块钱一瓶。

　　生下武铭意后，彭明云结束了早年间在北京小饭馆做服务员的打工生涯，在家照看体弱多病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靠丈夫寄回的微薄家用和田间产出的玉米、土豆维持家庭生计。

　　一间厨房和两间起居室，就是这个六口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于家咀村的村民们几乎都住在窑洞里。这些祖先们留下的家业大多有三五间屋子，散布在于家咀村的山沟旁、平地下，用泥土砌成的土墙围成一座座富有西北山区特色的农家小院。

　　贫瘠坡地间出产的小麦、玉米、土豆就是他们维持生存的根基。但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居于其间的村民们乐天知命。人们会在小院大门上写上类似“贵在自立”、“勤俭持家”之类的话来自励。少数条件不错的人家还会在窑洞的弧形门楣上嵌上一排青砖，村民们将之称为“漂窑口”，认为这会让窑洞更体面。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城市化加速和沿海制造业蓬勃兴起之后，从来只能看天吃饭的于家咀村村民终于等到了改变命运的机遇。武爽在外出打工潮中独自流落到了北京，在一家小饭馆做厨师。此前，他曾跑到山西渭南县学了几个月的粗糙厨艺。

　　大约在2000年之后，村子里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已常年在外打工，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两三年才回家一次。这一年，在北京闯荡数年的武爽带着彭明云回村摆了结婚喜酒。此后，他一直在陕西、甘肃境内的烧砖厂里挣扎，而彭明云则长期在北京的饭馆里谋生。

　　时至今日，像中国内地无数的“空巢化”乡村一样，于家咀村的年轻父母们大多都流离在异乡打工挣钱，将年幼的孩子留给了家中老人照看。由于大多只有中学甚至小学文化程度，这些村民几乎都只能在工厂车间、建筑工地、餐馆饭店里从事收入不高的体力劳动。他们有时候自身难保，有时候能给家里寄回一张小额的汇款单。

　　依靠这些从外面寄回的资金，以往住在昏暗窑洞里的于家咀村民，陆续在平地上建起了一座座砖瓦搭建的小院，电视、收音机、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也逐渐开始在村民家中出现。

　　除了从外面汇来的钱，如果能承受住繁重的烤烟种植和烘烤工作，村民们近些年还能挣取到比种植玉米、高粱、小麦更划算的收入。于家咀的村民家庭大多都有数亩土地，技术好的村民全家劳作一年后，一亩地能产出四五百斤烤烟。今年，当地烤烟的收购价是7元一斤。人们通常还会种些小麦、玉米、高粱，以此作为全家人一年的口粮。

　　但贫困像宿命一样始终笼罩着武爽一家。一位熟悉武家的村民记得，在搬进现在的平房之前，武家六口人一直住在一间只有约四十平方米的窑洞里。武爽家是最后一批搬出窑洞住进平房的家庭。在他们的平房里，除了几件自己用杨树木头打的家具外，最值钱的物件是一台有十多年历史的18英寸彩色电视机。

　　今年年初，彭明云再次远赴北京打工。单靠丈夫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已负担不起家庭的开支。

　　在曾经活过的5年时间里，武铭意没有经历过父辈们那样极度的穷困。至少他没在一下雨就遍地泥沼的窑洞院子里滚打过。而与他有着相似家境的同龄人，在于家咀村并不少见。

　　这些孩子一年四季的主食是馍馍、面条、萝卜、土豆，几块钱一件的小塑料手枪、布娃娃是童年时代的宝贝。在上幼儿园之前，于家咀村孩子的多数时光，都在屋里炕上和门前的小院里度过。县城商场里那些漂亮的电动玩具、精美的童话书，从来不属于他们。

　　武铭意偶尔能吃上一些糖果。但到了秋季，当苹果、梨、枣子、柿子挂满村里果树枝头时，姐姐武静就会用长竹竿打下果子，让弟弟每天都能吃上甜美的水果。

　　孩子们有时候也能收到一份父母送的大礼——例如一辆童车。武铭意就有一辆紫色的童车，那是今年年初彭明云出门前送给儿子的礼物。一位村民说，那辆童车做工比较粗糙，估计最多只值一百来块钱。但在此之前，武铭意只有一件玩具——一个小小的塑料机器人。

　　武铭意喜欢男孩子的游戏，临近村民常常看到他跟一群同龄孩子四处玩耍。母亲外出打工后，这个小男孩失去了往常的干净整洁。

　　他的爷爷已经年近七旬，偶尔屋里有村民来访，这位老人与对方交谈时常常会忘记刚提及的话题。而奶奶同样体弱多病，这位长期舍不得到村卫生所看病的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武铭意姐弟俩每天早晨上学前有一碗稀饭，晚上有一碗面条或是几个馒头。

　　虽然家境贫寒，但除了衣服经常沾满泥灰，村民们完全看不出武铭意跟村里家境好的孩子有何区别。“他从不害羞，不怕陌生人，别人问啥说啥”，他的叔公武平阳这样形容这名后辈。

　　11月16日上午，这名小男孩早晨就着咸菜喝了一碗稀饭后，背上脏兮兮的深蓝色塑料书包，蹦蹦跳跳地走上了从此一去不返的上学路。

　　死亡校车

　　武铭意所在的幼儿园有个好听的校名——小博士，在2004年2月由榆林子镇下沟村村民李军刚和妻子高宏霞创建。李军刚和妻子高宏霞多年前有过四处卖年糕、摆服装摊、帮人拍照的小商贩经历，直到2001年才带着不多的积蓄回到家乡创业。

　　在今年年初收购了另一所民办幼儿园后，小博士成为拥有三万余人的榆林子镇唯一一所幼儿园。这所颇具规模的幼儿园有东、西两个园区，其中规模较大的东区是总园。四辆漆成黄色的校车天早晚在园区和镇里12个村子的小道上不停穿梭，将超过1100名的儿童迎来送往。

　　现在的小博士幼儿园总园铁门紧闭，悬挂在园内屋檐下的小铁钟，再也不会被敲响——在车祸发生两天后，它被政府取消办学资格。

　　这间隐藏在一排临街商铺背后的幼儿园，由十余间教室和办公室、厨房等其他房间围绕成长方形，中间是一片由砖铺成，有四五个篮球场大的操场。

　　在榆林子这个刮风时灰尘弥漫的小镇里，小博士幼儿园就像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尽管简陋，但足以对儿童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幼儿园内四处摆放着刷有鲜艳油漆的转盘、跷跷板、秋千、吊环之类的大型玩具。左右两侧各五间教室外墙上，除了张贴着儿童自己创作的彩笔图画，还刷上了众多动物、水果的卡通漫画。

　　在贴满各种图画的教室里，一排排塑料椅或小木椅围着低矮的桌子整齐摆放着，孩子们的作业本还规整地堆放在教师课桌上。每间教室内都有一架电子琴和一个铁炉子。在车祸发生之前，武铭意和同伴们的歌声每天都会伴着有些呛鼻的煤烟味从教室里传出。

　　这些三到六岁的孩子在这里，每个学期需要支付680元的学费，将获得从语文、数学到音乐、美术、舞蹈之类的多种学前教育。大多数孩子中午都在幼儿园吃午饭，他们的碗里永远只有馒头、面条、米饭等主食，和看不到几片肉的水煮土豆丝、大白菜。

　　在过去七年中，李军刚夫妇依靠不停的借贷，将最早只有62名孩子的小博士幼儿园发展壮大到现在的规模。但在李军刚的抽屉里，压着从信用社到私人多达50余万元的债款，其中部分债款的利息高达五分。似乎，李军刚夫妇一直陷在一个怪圈里：孩子增加——开销增大——幼儿园规模扩大——孩子继续增加。

　　在每天接送上千名幼儿的压力下，小博士仅有的四辆校车全部被改装过——除了前排驾驶员和教师座椅外，这些面包车的后排座椅都被两条细长的条椅取代。事实上，在接送孩子的高峰期，所有孩子都只能人贴人地站在车厢里。

　　武铭意最后一次乘坐的那辆面包车限载9人，但11月16日上午，车里挤进了63人。

　　小博士幼儿园距离武铭意的家有六七公里，在这条半小时车程的路的两端，是他人生的两个主要舞台：位于于家咀村的家，位于榆林子镇的幼儿园。他在这条路上快乐地往来了两年。今天，这是他在这条路上的最后一次来回。

　　于家咀村村民李燕霞在当天上午将孩子送上车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但司机告诉她，还有不少孩子要去接。李燕霞的孩子当天上车后挤到了车厢最后部，幸运地从车祸中幸免遇难。

　　这名24岁的母亲原本打算过完2012年春节就外出打工，车祸发生后，她取消了这个计划。11月21日下午，她摸着孩子头上的青疙瘩说，“我想多陪陪儿子”。

　　这样的心愿，彭明云再也无法实现。

　　在冬季凄凉的于家咀村，在一扇扇大门紧闭的家里，不时有阵阵绝望的号哭声随风而逝。

　　杨宏刚的“人生末班车”，已经结束早几日夜里的忙碌，又静静地停在了棺材店的门前。

　　(文中涉及的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