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去中餐馆吃饭。起身要走，老板突然瞪大了双眼：“我的相机包呢？！”排除了落在厕所和旅行车上的可能性后，我打了他塞在相机包里的手机，竟然拨通了，有人接起却不出声，很快挂断。可以确定，包被人偷了。

　　中餐馆会说普通话的领班和不怎么会说普通话的领位员做出负责又无奈的反应：“怎么办呢？我们这里虽然有监控，但负责监控的人已经回家了——他的家在伦敦城外，我们没有监控室的钥匙，而且你们坐的，正是监控惟一照不到的桌子。”

　　只能靠记忆力往前倒。老板坐在我旁边的位置，坐下之前把相机包放在了我俩之间的地上。他的椅背对着过道，后面是个空桌……曾经有两个老外拎着大包小包的名牌购物袋，被领位员带至惟一的空桌。从老板身后挤过，但没有一分钟他们就抱怨位置不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只能是这两个人了。

　　他们是什么时候、怎么盯上我们这伙人的呢？没看见他们低头，竟然瞬间就把两把椅子之间的大包拿走了。厉害！呃，不是感叹的时候。虽然想不通，却好像只能这么解释了。连老板也只能苦笑着骂：“臭小子！该死！”自暴自弃又烦躁地踢着餐馆无辜的椅子腿儿。

　　有人去找警察了，其他人为了调节老板的心情，纷纷帮忙。有人用了添事儿法：信用卡呢？也塞在里面了？停掉没有？手机要赶快停机！有人劝慰：好在护照还没丢，明天就回国了。有人火上浇油：您怎么能只放在地上呢？这么重要的东西，应该搁到墙角啊！有人抱怨：不是说这儿治安还不错么？怎么就被咱碰上这种事啊。

　　在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姥爷以前说的故事。作为共和国早期的摄影工作者，他们在1950年代去过一次苏联。当时就有人告诫他们，去红场一定要小心，小偷很多。于是，在穿越红场的过程中，他们个个都紧握挂在胸前的相机，不敢迟疑也不敢多拍。走到红场另一头、终于松了口气的时候，一位同志大惊：我的相机丢了！打开革制的相机包，里面空空如也——要知道，那种老式相机，不仅伸出的镜头卡在相机包前面的开口上，外面还要扣上盖子，相机两端也设有扣环，要穿过包上专门的搭扣并扣死，这才算放好。可眼前，相机包完整无损，搭扣也扣着，就像那里面放着一台透明的立式相机一样。

　　我讲完这个故事，大家无言以对。幸好这时找警察的那位跑回来了：“巡警不管，咱们得去警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