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的势·式·事

　　党的忠诚卫士，群众的贴心人——对于纪检机关来说，这是定义，亦是承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面对愈加复杂的反腐形势，纪检人的担子不可谓不重，路也并非平坦。

　　不论纪委书记在“升格”与“降格”中牵动的权力砝码、各路反腐招式行驶的“实践轨道”，还是纪委监督工作中的“困局突围”，需要底层智慧，更需顶层设计。

　　改革规划图的顶层眼界

　　◎文/叶茂

　　甘肃“血染校车”事故后，各地调查出的校车隐患极不容乐观。国务院的一项调查发现，目前全国校车仅10.32%符合标准。就在前两日，江西南昌市又查出一辆核载12人的金杯车塞着50个孩子，肩并肩、脸贴脸……

　　为了杜绝悲剧重演，多地的动作不断：北京开始对校车司机进行安全培训；长春对校车发放了安全标识；重庆渝北区成立了首个校车公司，负责全区校车运行……

　　然而，各地的单兵突进，距离这项全国性问题的解决还远远不够。校车运行涉及车辆生产、采购、道路运营等多个环节，与教育、公安、质检等多个部门职能相关——系统性的工程呼唤来自顶层的设计，打破地域与部门的门槛，凝聚合力。

　　不仅校车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错综复杂的“现实语境”。不仅矛盾产生的根源涉及多个层面，政府和社会力量也有庞大而分散的特点。从管理学角度来说，顶层设计就倾向于将对象看作一个系统工程，突出“调动资源、整合力量”的决策学视野。

　　例如，怎样约束一把手权力，有的地方搞教育自觉，有的靠制度约束，有的地方提出党内民主，有的引入群众监督……都不失为突破口，但单个的成效似乎都不太奏效，因此只有采取“顶层设计”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全局推进。

　　“下好一盘棋，就要不忽视每块棋盘，不遗漏每个棋子。”率先提出“顶层设计”思维的学者吴敬琏如是说。

　　2011年全国“两会”时，“顶层设计”思维被写进中共中央“十二五”报告，作为现阶段国家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的重要路径，以保证“先谋而后动”，以自上而下的力量，完成各项改革措施，保持科学、可持续发展。

　　以官员财产公开为例，许多地方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都有各自的探索，但是至今未见成功的完整范例。对于地方政府创新的很多宝贵努力，上面没有动，只有地方局部动，往往人走政息，因此顶层设计是保证整体工程完整的灵魂。

　　当然，顶层设计绝不排斥从基层发源而浮出的精彩思路。邓小平就曾说，我们很多改革的点子都来自老百姓。各地的不断创新的小智慧，在高层整合之后，或可形成大智慧。

　　“顶层设计，基层做起”。就如同建房子，顶层设计犹如规划图，把结构设计好以后，再从地基开始，慢慢往上。这也许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更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逻辑。

　　纪委的势：升格降格

　　◎文/本刊记者 王春

　　最近两年，相继有一些省的省纪委书记由省委副书记兼任。陈文清担任福建省纪委书记5年后，于2011年6月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担任4年广东纪委书记后，于2010年7月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2010年9月金道铭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这给不少基层纪委书记带来了想象空间：是不是纪委书记又要“升格”为党委副书记了？

　　但金道铭、朱明国和陈文清分别于今年3月和11月被免去省纪委书记职务，担任省委副书记，广东、山西、福建的省纪委书记均由省委常委担任。

　　自2006年开始，按照中央“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的要求，绝大多数地方的纪委书记由党委常委担任，市、县的纪委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只是个例。在今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乡镇纪委书记均由党委副书记兼任；但市、县纪委书记仍由党委常委担任。

　　在反腐败形势备受关注的今天，纪委书记的“升格”与“降格”，一直引发世人关注和争论。

　　反腐大势与纪委地位

　　回顾纪委的发展历程，以前是党委常委担任纪委书记。但从2001年起，纪委书记普遍地进行了“升格”，从省到县均由党委副书记任纪委书记。当时体制内外都一致认为，在党内民主实质推进之前，“升格”是为了加强纪检工作，或者通过纪委书记“升格”带来更多权威以利于推动反腐败工作。

　　而在5年前的2006年地方党委换届时，纪委书记在班子成员中由原来的副书记“降格”改任为常委。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曾经撰文指出：“随着法治和民主的进步，权威主要来源于民主和法规制度的授予，而不再主要依靠职位的‘升格’。”

　　由此可见，纪委的地位与反腐败的形势密切相关。那么，纪委的地位对于反腐败有什么影响呢？

　　“纪委书记从副书记‘降格’为常委后，对同级监督更加不利。因为按照中国的官场体制设计，你管不到他，你就很难监督到他。都是一个班子里平级的常委，各自分管自己分工范围内的事。作为纪委的一把手，要履行同级监督的职责，会提醒常委里的一些成员注意分管范围内不要出事情，有的人会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但有的人就不那么注意了，结果出了不少问题。有的人甚至还说你‘唱高调，念紧箍咒，阻碍经济发展’。”日前，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杨君在对记者谈到纪委书记“降格”后的感受时这样说。

　　杨君1999年任乐山市金口河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2002年到2004年“升格”为区委副书记，并兼任纪委书记。后来纪委书记要“降格”，“心里有些失落”的她到乐山市做了市妇联主席，但在2009年她还是回到纪委书记岗位，出任五通桥区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纪委书记“降格”后的滋味她都全程体验了。

　　“现在对纪委的工作要求更高了，而工作的面也更宽，责任更重大，但纪委书记被‘降格’后，话语权却小了。虽然纪委书记是反腐败协调领导小组组长，但在实践中，这个小组里的成员认为组长是虚的，从而导致纪委书记在履职时，协调起来比较困难。”

　　不过，让杨君感到庆幸的是，“虽然纪委书记‘降格’了，但五通桥区委班子里不少人从事过纪检工作，对纪委的工作还比较理解支持”。

　　陈怀乾对此也颇有同感。让时光倒回至5年前，那时他是四川省苍溪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但当年换届后，他成了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当时，记者问他“纪委书记面临‘降格’，你有什么想法”，他回答得很乐观，“虽然纪委书记不担任县委副书记了，但只要按照党内监督条例和相关的党纪党规行事，纪委在反腐倡廉中是大有作为的”。

　　但5年后，他的看法大为改变。“实践证明，纪委书记由副书记‘降格’为常委，对于推动纪委的工作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纪委的地位、权威、协调反腐败的力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在办理腐败案件要协调公、检、法时，表现最明显。这三家的一把手和纪委书记是平级，而且公安局长一般还是副县长。开协调会时，这三家一般都派手下人来参会，一把手不来，而前来开会的人说‘要回去汇报才能定’。有的更是找各种借口，对纪委提出的要求不予理睬。这样一来，反腐败资源不能有效整合，不能形成高效运转的反腐败力量”。

　　“中国目前的监督体制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是以权力监督权力。拿同级监督来说吧，按照党内监督条例，纪委可以监督同级党委，可当你看到党委一把手有的做法不对，向他提出意见时，人家说‘上级让我在这里负责’，言下之意就是‘又不是让你在这里负责’，你就很可能无话可说。况且党章规定，基层纪委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呢。”一名资深县纪委书记颇有心得，“中国是熟人社会，这在县以下的基层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县纪委书记权威不够，原则性不强，上级纪委的支持力度不够的话，很容易让一个地方的腐败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比如，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某人的案情时，有的常委就提出能否轻处或者不处理。有时，县委书记甚至提出‘这个同志贡献大，不查’。纪委虽然使命重大，但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单靠纪委要扭转腐败日益加深的局面是不行的。”

　　这名县纪委书记还告诉记者，该县纪委在监督招投标时，发现有人存在串标行为，就移交公安侦查。当公安把证据移交检察院时，检察院却以各种理由不予起诉，案件最后不了了之。

　　“目前是腐败的高发、多发、易发期，反腐败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纪委面临反腐倡廉和维护社会稳定两大任务。反腐败的力度不仅不能减弱，而且需要加强。从目前的社情民意呼声和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看，需要从更大层面强化反腐倡廉的组织协调，而作为党委常委去协调同级的其他常委，力度就显得小些。”四川省广元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泉说。

　　一“降”一“增”之后

　　纪委书记“降格”后，为了强化纪委的地位，中央纪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反腐力量。

　　“一方面强调纪委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机关；另一方面增加基层纪委的编制和人员配置，有的一个县就增加了6名。”杨君告诉记者，“纪委增加编制后，改变了以前有事无人做的情况。”

　　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基层纪委还增加设备、改善办公环境，并按照政法部门的标准增加办公经费。“但还是不够，我当时是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但工作经费却比副县长还少2～3万呢。” 陈怀乾苦笑着说。

　　“中央纪委还加大了对基层纪委的培训力度，为纪委书记充电。这对夯实纪委基础有好处。我还想再接受一次培训。” 陈怀乾2009年5月到中央党校接受培训，中央纪委领导亲自授课。他告诉记者，接受培训后，认识问题的角度和以前不一样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大大提高。“教你思考问题的方法，处理案件考虑的政治和法纪效果，和以前有很大区别。”

　　为了提高纪委书记的权威，中央纪委要求纪委书记的排名在同等资历常委排序时要靠前。不少纪委书记却认为“排名其实无多大作用”。“我们这里，作为常委的纪委书记一般排在常务副县长后面。”杨君说。

　　“如果纪委书记由常委担任，那么就不宜分担更多纪委以外的工作。”2011年11月初，刚调任广元市朝天区任区委副书记的卢达昌对记者说。

　　今年49岁的卢达昌对纪检工作很留恋。因为他从部队转业后曾长期从事纪检工作，担任过广元市财政局纪检组长，并在剑阁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的位置上干了5年。

　　当时县委让卢达昌分管国土、城建工作，但他没有答应，因为他要专注于纪检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一来，纪委的角色很明确，那就是一个超然的监督者，不陷入事务性的利益纠葛里面去。

　　“当时在剑阁县，有举报涉及到常委、副县长、副书记的，我都找他们谈话，纪委还按党纪党规查处了12个局长，其中包括建设局长、民政局长、人事局长。” 卢达昌说，“当时，一些人没把纪委放在眼里。但这样坚持了3年后，接下来的两年我感觉比较轻松，因为其他人都比较自觉了。作为纪委书记，一定要硬气，原则性要强，不要考虑自己的退路，要想到自己还有上级纪委的支持。当然取得党委一把手的信任支持也很重要，我当时与一把手就经常沟通。”

　　“作为纪委书记，还要讲究工作方式。”据卢达昌透露，当时县政府一名局长因为违纪违规被纪委查处，按照规定，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有常委打和牌，提出不要将其撤职，但卢坚决反对，要求其说明理由，并规定把每个常委的发言由县纪委做出记录，并报上级纪委备案。“因为中国还是个人情社会，一些常委分管的部门出了问题，他们就会出来说情，其他人也会做顺水人情而随声附和。我做出这样的规定后，再也没人不讲原则地提建议了。”

　　“今年换届海推投票时，有2/3的投票人把票投给了我，这是我没想到的。” 卢达昌说，“这说明，只要纪委书记行得正，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

　　但也有人认为，卢达昌能大刀阔斧做得这么出色，“是个特例，因为他资历比较老，而大多数资历较浅的县纪委书记会考虑换届时自己的测评得票数，毕竟还想‘进步’嘛”。

　　“升降格”

　　对反腐大势有影响吗？

　　“从反腐败的严峻形势来看，纪委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很有必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需要从更大层面强化反腐倡廉的组织协调，而纪委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就可以从组织构架上强化纪委的地位，可以有效地体现出纪委的权威性和政治地位，从而更有效地协调其他党委常委，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增强反腐败的合力。”陈泉说。

　　陈泉此前是四川省纪委研究室主任，5·12汶川地震后，被派往重灾区——广元市担任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这名有政治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型官员，还是大学的客座教授。对于反腐倡廉，他无疑有着更多的思考。

　　杨君对纪委书记“升格”为副书记后带来的工作上的便利有着切身体会，“我刚从金口河区团委书记任纪委书记时，是区委常委。后来任区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时，话语权明显加重了。因为作为副书记，可以名正言顺地介入其它常委分管的工作，不管是政府、人大还是政协，看到他们工作中存在问题，一提出来，他们都很重视，改正起来也很快。作为副书记，与常委相比上了一个层次，因为书记、副书记是常委的核心层，上常委会之前一般来说书记、副书记有个‘议’的过程，这无疑加重了副书记的说话份量。而上了一个层次的纪委书记对其他常委可以有效监督，这样就能破解‘看得到的监督不到’的窘境，因为只有管得到的才能更有效地监督”。

　　“中国的政治运作模式决定了纪委地位的重要性，纪委的工作难度大而责任也大，如果不赋予纪委书记相应的权威，就很难推动社会的发展，加强执政根基。”卢达昌说。对于“为什么在人们眼里副书记的权威大些”，他认为，作为副书记，一般会是能力、威望、资历都比较突出的人来担任。在官场人士看来，副书记还有发展预期，可能会成为政府一把手，或者到上级政府任部门负责人。而常委的发展预期可能就是政府的常务负责人或者上级部门的副职人选。这样的心理预期也会在人们心中强化副书记的威信。如果纪委书记由副书记来兼任，反过来还可以强化副书记的权威。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感到，纪委书记的升降虽然对地方纪检监察工作有所影响，但正如陈泉所说，“不管纪委书记‘升格’、‘降格’，纪委职能发挥的关键在于纪委的组织协调能力、工作方式产生的效果如何”。

　　一位长期关注反腐败的人士也认为，纪委书记的升降对反腐大势影响有限。他说，从2002年以来，反腐败问题一直都排在社会最关注问题的前三位，党的十七大将反腐倡廉建设正式列为党的五大建设之一，党的总书记年年都参加中纪委全会并作重要讲话，还有比这更大的势吗？

　　况且，当前制约反腐败的众多难题，并不单是纪委书记升格就能解决的。比如同级监督难的问题。按照现行制度设计思路，纪委是可以监督党委的，但即使现在由纪委书记重新兼任副书记，在现实情况下，也很难做到。“关键还是理顺监督机制；还有，纪委书记个人有为还是无为、能不能逗硬也非常重要。”

　　纪委的式：虚招实招

　　◎文/本刊记者 叶茂

　　在外界看来，纪检监察机关最让人关注的似乎就是查案——一个案件的水落石出、某个腐败官员的落马等等，都是引起社会神经跳动的重大事件，但实际上，反腐工作的招式远不止如此。

　　近年来，在中央纪委多次“不断创新反腐倡廉建设的手段方法”的高要求下，各地纪委从教育、监督、惩处、保护的 “四大职能”范围内，不断寻求适应各种复杂形式的新手段。

　　南拳北腿：各地招式思路观察

　　目前，腐败手段升级，方式也越来越隐蔽，提高反腐科学化程度是一个迫切的解题之需。传统的反腐方法之外，亟需决策和手段的升级换代。在此背景下，各地纪委频频出招。

　　纵观近年来各种反腐招式，在预防、监督、地方纪检机构改革等方面比较集中。跟传统反腐手段比较，现代管理学思维、科技化手段是当前反腐创新的主要取向，制度反腐和科技反腐是主要特点。

　　预防——以2008年5月印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为坐标，中央及各地相继成立了预防腐败局，“治未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当前各地不断推陈出新的廉政文化建设着力于让人“不想腐”， 而在关键环节上创新让人“不能腐”。如四川在灾后重建中各地推广的电子招投标平台，招投标的整个过程由系统自动控制，实现了“信息全公开、评标全封闭、过程全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

　　监督——监督到位，重在使人“不敢腐”。目前在全国推行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着力抓好廉政风险排查、廉政风险防控、建立长效机制三个关键环节。四川省泸州市7个县(区)委书记公开晒风险点，巴中市、成都市一些区县正在推行的县委书记权力公开试点，都体现了“公开是最好的监督”的理念。

　　机构改革——从2004年“张家界模式”的纪委改革开始，地方纪检机构改革的探索持续在进行。近年来如四川成都市的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模式，南溪县撤销乡镇纪委成立“片区纪委”等，都力图在实现异体和同级监督上破题。

　　201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全国反腐倡廉建设创新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认真总结基层创造的成功经验，把经过实践检验、比较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制度，努力形成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效机制”。

　　实际上，各地基层纪委不断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创新的招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央以及省级决策层的思考层面，最终形成“自下而上”的创新格局。尽管各种创新举措成效不一、褒贬有之，然而这些尝试都大胆迈出了步子，为全国性的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见招拆招：招式效用的争议点

　　近年来各地创新反腐败招式的新闻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有的确实在预防、监督和基层纪委机制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有的却无法达到预期的反腐效果，或偏离了设计者的轨道，在社会的公共空间里不断发酵和接受争议。

　　今年7月，山东省梁山县通过对水浒文化进行“深挖”，最后提炼出了水浒反腐“十八招”。水浒英雄——反腐先锋？将二者联系起来还需颇费一番头脑。

　　这样的反腐招式，被指责为花架子、空架子，效果存疑。还有如广东省龙门县的“廉洁自律保健操”，让领导干部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心灵的拷问，同样被质疑为隔靴搔痒。公众质疑，是否文强当年要是跳了这套操，就不会有今日了？

　　不切实际，也是创新中的一大误区。“脱离实践，就会脱离方向。”四川省纪委原常委欧可智认为，有的所谓“创新”属于漫天空想，不考虑操作上的逻辑可能和现实可能，“听起来”和“做起来”相差太远。

　　他说，在2004年曾经有个“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小组，提出设立一个全国退赃的公开账号，退赃者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县以上国有商业银行匿名退赃，无需公开本人任何情况。主动并如数退赃者，无论职级高低和问题大小，无论问题将来是否暴露，一律不给任何处分；拒不如实退赃者，一旦案发，将按最高量刑标准处罚。

　　这个当时所谓的“反腐高招”甫一出笼就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这个办法好比是让老虎把已经吞进肚子里的肥肉吐出来，而且还是让它主动地悄悄地吐，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式的幻想，注定会冷清收场。”欧可智说。

　　还有的如江苏泗洪县纪委曾公开招募68名“特别监督员”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外实行隐性监督，这些“特别监督员”被称为“便衣纪委”。这个举措当时就引起极大的争议，被批评为既违背法治原则，又无可操作性，最后无疾而终。

　　“反腐是一个严肃碰硬的课题，而浮躁、务虚的政绩观中催生的招术必然是‘娱乐化’的。”四川省纪委一名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多年的人士指出，反腐败没有捷径，不可能通过某一项具体的机制创新一招制敌、彻底根除腐败；相反，一味标新立异，追求“眼球效应”，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务实推进；其带来的负面公众效应，反而让老百姓质疑其反腐的诚意。

　　不过，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说，我们应该给予各种反腐招式宽容的态度。尤其是预防腐败思维要求营造氛围、形成文化、内聚人格，因此其产生的效果不能指望立竿见影，而需要从长远来评判。

　　当前，人民群众最期盼的反腐成效还是要“眼见为实”，特别是对一些多年沉疴的治理。比如“上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公款吃喝；还有公车改革也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难点热点。虽然昆明、杭州、成都武侯区等地方也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但从大的层面来说效果不彰。比如近期两则关于公车的新闻：一是国庆期间，云南一干部驾驶一辆农业执法车出现在老挝首都万象的一处景点；二是湖北广水市官员调任时带走28辆公车仅追回8辆。

　　一名反腐专家对记者说，当前反腐败亟待攻坚克难的题目还很多，如腐败高发的岗位如何实现有效监督，党务政务村务公开怎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官员财产申报何时才能实现等等，这些“硬骨头”考验着纪委的智慧，并且都不容回避。

　　“纪委尤其应当在严格党章党纪、令行禁止、强化执行力上想办法、下功夫。”他说，现实中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冷藏”。很多党纪法规明文规定禁止的，但就是有人就在眼皮底下违反也得不到追究，这样如何能让人信服？

　　回归实践：如何练就绝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任建明认为，如果是在深入调研、科学论证基础上做出的创新决策，严格执行并最终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这些“反腐怪招”就是管用的“绝招”，否则就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的花样翻新。四川省纪委宣教室主任李清也认为，真正站得住脚的反腐招式应当“在实践上行得通，在理论上站得住，在制度上管得牢”。

　　任建明还指出，国外的一些反腐招式也可以“拿来主义”，供我们借鉴和启发，例如重视反腐承诺，重视可持续性的反腐败策略，更好地激励公众参与等。

　　一名曾在某市纪委多年担任领导职务的离休干部赵维告诉记者：“对于地方纪委的决策而言，一般都存在这样的选择：A方案是某种程度上比较讨巧的，成本低，大家都乐于支持；而B方案则是去触碰一些老大难的核心问题，例如权力监督、公车管理等等，这类决策一般需要很大勇气，不讨巧，政治上的成本也高。A还是B，要不要去碰硬，往往决定于一把手的魄力与智慧。”

　　“任何一项反腐新举措都要沉下心来，不做作。” 赵维告诉记者，不做作就是不刻意，生搬硬套地搞亮点、标新立异地创新招，这些不但是回避真正的问题，而且还会从某种意义上减弱纪检机关的威信与严肃性。

　　“对创新成果的评价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理性。”赵维说，改革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而应该在探索中逐步前进，只要方向正确，步子迈出去就值得鼓励。走出改革的第一步很重要。比如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中给公务员发适当的车补，被舆论批判是变相加薪，但客观效果上与改革前比较，就是一个进步。“过于求全责备，可能会挫伤改革者的积极性，反而导致裹足不前。”

　　赵维说，还应关注反腐败创新中“叫好不叫座”的现象。我们看到，一些地方好的经验做法，受到公众热烈欢迎，但却应者寥寥。比如新疆阿勒泰地区公开官员财产、四川巴中白庙乡网上公开账目的做法，前者在主事者去世后没了下文，后者也始终是一个孤单的背影。

　　纪委的事：有为有不为

　　◎文/本刊记者 叶茂

　　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广泛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纪委，其工作的领域覆盖方方面面。我们看到，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的推进或重大敏感社会事件的处理中，都离不开纪委的身影。那么，纪委到底应当是什么角色？要做什么？不做什么？

　　主业意识：种好自己的田

　　2010年8月某日晚上，若干执法人员突击检查了四川某县县城里的几家网吧，并吊销了5家违规网吧的文化经营许可证，其中一家被罚款15000元。但令网吧业主们错愕的是，前来执法的并非他们的管理者县文化局，却是该县纪委。

　　纪委的角色是什么？记者在多个地方的走访中发现，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并不少见的困惑。事实上，“纪委的事确实越来越多”，是一些纪委干部的真实感受。特别在2008年中央发布惩防体系建设五年规划后，纪委的工作内涵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预防和宣教这两块，要求越来越高”。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纪委的基本工作定位。在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中，纪委经常担当“攻坚”任务或是“护航”使命。比如对经济软环境的治理、提高行政效能建设等，“党委的工作重心在哪里，纪委的监督就到哪里”。四川省在近年来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督查之责就落在纪委肩上。这样一来，纪委的工作量也就相应大增。

　　“还有一些工作，由于与纪委职能有延伸和交叉而逐渐成为纪委肩上的‘担子’。例如党务公开，这项工作以前属于组织部，现在都交给纪委了。”某市纪委综合研究室主任李一平告诉记者。当然，公开是最有效的监督，纪委抓这块是题中之义。

　　“只要是职责所在，工作再多再累，也是义不容辞。但在有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纪委的权力被用来干了本不属于纪委的事。”李一平说。

　　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有纪委干部的身影出现在了自己职能以外，或一些模糊地带。上述查网吧事件就属于纪委被临时抓差的一个典型例子。还有一些“老大难”的工作，推动起来有难度，例如拆迁、工程进度、信访难题等等，领导需要纪委这样的强力部门来推动，“谁也不敢得罪查案子的纪委啊！”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纪委书记还分管了其他工作的话，那么纪委就可能长期承担许多本不属于其职能范围的内容，如经济、招商等方面的工作。“领导的精力是有限的，管的事太多，必然削弱纪检监察工作的力度。”李一平说，“有时想汇报工作，可三天五天见不着人。领导可能在外招商，也可能在企业调研。纪委的工作就只能等，领导没有拍板，怎么开展工作？并且从事具体工作，监督也就难以超脱。”

　　在区县一级这一现象并不少见。如此一来，纪委就处于“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的状态。因此一名从事组织工作的官员建议，如果确实需要纪委书记有分管的话，应尽量给予其政法方面的工作。

　　“主业意识”——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向辉礼提出这是纪委干部需要时刻紧绷的一根弦，在意识上有一个高要求，“首先要种好自己的田”。“纪委应当有自己的工作思路体系。”他特别强调，“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

　　履职意识：不做场面人

　　对于纪委应当“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实际上包含了为与不为两个方面，但是记者听到一名曾任纪委主要领导的退休干部的话，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常年以来，‘为’这一方面，也常常没有‘为’到位，没有力度。一项新机制，在制度层面本是一个不错的设想，执行的时候却逐级减弱。”

　　在基层纪检机关工作了20年的郭庆感慨，虽然现在各级都在说重视监督、强化监督，但现阶段的一些监督工作，程序到位易，实质到位难啊！有时纪委仿佛只是成了按例列席的“场面人”，让人感觉比较尴尬。

　　郭庆对记者说，作为监督部门，他们常被拉去参加招投标会议，但一些时候，只是在场面上走程序。“有时候上午接到相关部门的电话，说下午就要招标，什么情况都不清楚，这叫什么监督？”遇到这种情况，纪委的干部只能将文件、政策规定念一遍，对一些存疑的问题不表态。“以前有一个工程项目后来出事，翻当时的会议记录，还好当时参会的纪委干部没有签字认可。”

　　查处案件同样也面临着一些困惑。郭庆说，现在中央纪委要求“谁也不能压案不查，谁也不能瞒案不报”，地方纪委办案考核也很逗硬，保持高压态势，体现着反腐的威慑力。但在实践中一种普遍的困境是，同级的案子很难查，往往省市纪委查县级，市县纪委查乡科级，比如涉及县委书记的案件，很多都是由省纪委直接查办。“还有就是主动作为不够，有点‘后知知觉’，比如现在先网络曝光再查处的一些案子。这也说明平时的监督不到位。”

　　采访中记者听到有纪委干部发出这样的感慨，纪委是反腐防腐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纪委都不能守住，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谈。

　　“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于这些困惑，四川省纪委研究室干部曾明奇认为，纪委和其他不同的是，需要一种正气和勇气，要敢于碰硬。他认为，要科学理解 “有效服务大局”，敢于坚持原则，拒绝“配盘”，该出手时绝不能手软。还应当建立完善的工作督查制和考评激励制，全面、科学检验纪委干部履职情况与目标完成情况，确保纪委的角色不模糊、力度不变软、监管不敷衍、制度不走样。

　　责任意识：“有为”才“有位”

　　“纪委要问责别人‘不作为’，纪委就必须‘有作为’。”眉山市纪委副书记王世林认为，“首先要在党委领导下，善于向党委借势、借力、借威，拿出勇气来，通过查案来树立纪委的威信。眉山市纪委就因纪检监察工作突出而提升了纪委地位，从纪委调出去的6名干部都当了其他部门的一把手。”他强调：“‘有为’才有‘有位’，二者相辅相成。”

　　纪检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纪检干部的党性强不强、业务精不精、作风硬不硬，是能否干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央纪委专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也都加强了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培训。纪检干部队伍的素质和结构有了明显提高。但基层一些地方情况仍然不够理想。记者在采访中听一名老干部介绍说，他所在县纪委干部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的比例较低，年龄结构不太合理，老同志比较多，面上的培训也不够。还有一些纪检干部习惯于开会、听报告、传精神，不愿真正发力、啃硬骨头。

　　他向记者感慨：“纪委力道有点‘露怯’，还有一个隐衷。”他说，“当年我调到纪委几年来，朋友就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官场的朋友，都敬而远之，叫出来喝茶吃饭还行，但是聊天就不那么随意了。毕竟，许多坚持原则的事情我们纪委还是得坚持做。”记者发现不少纪检干部都有他这样的感慨。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的局面，担当重任的纪检人如何才能以反腐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近日，履新不久的四川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怀臣提出了纪检监察干部要进一步强化“五个观念”，即政治观念、大局观念、责任观念、群众观念、自律观念，站在战略高度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