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文化创新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对此，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肖鹰撰文指出，一种文化产品被共享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它的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为前提的。要全面开拓中国文化生产深层次创新思维，必须从三个层面深刻认识并确立文化生产理念。

　　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文化创新将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新的课题。

　　回顾中国既往30年以来的文化生产，可以说是一个在产品类型和数量上走上普遍繁荣的进程。以近年的影视制作和文学产品出版总量而言，中国或许堪称全球第一文化大国。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产品不仅在当代国际文化范围远未产生一流的影响力，而且在中国国内文化生活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接受和认同。

　　比如，商业化运作的国产大片制作已有超过10年的历史，但无论就票房还是影评，都没有进入国际一流电影的行列，而在中国却总是处于“叫座不叫好”，实际是“票房虚火”的尴尬处境；而中国文学创作，以年产数以千计的长篇小说的生产量为标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产状态，但是，近十年以来，几乎没有一部作品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而中国重大的文学奖项虽然按年度在持续进行，却进入了被普遍淡忘的“冷冻状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繁荣而缺精品”、“高产量而非高效应”的现象呢？抽象地讲，可以归结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多重效应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众多原因中，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生产，在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表象背后，缺少深层次的文化创新。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一种文化产品被共享的深度和广度是以它的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为前提的。陶渊明的诗歌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曹雪芹的《红楼梦》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能够超越时代和民族而永传人世，就是因为他们在美学和思想上的伟大创新赋予了作品不朽的品质。缺少深层次的创新，文化产品就局限于机械复制性的生产，这样的产品，必然对内缺少文化感召力，对外缺少影响力。

　　日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公开表示：“中国的文艺作品创造力不够，90%作品是复制品。”也许，表象层面的“复制”是容易判断，也是容易纠正的。但是，在表面花样翻新下的无美学创新和思想创新的“复制”，即“隐性复制”是难以判断的。近十年来，中国文化产品在表象层面，无论就新技术还是就新题材而言，堪称是“与世界领先水平同步”了。但是，在美学和思想层面上，却并没有展示出真正的创新气象。在众多文化产品中，表现出文化生产者以贪多、贪大、贪奇、贪怪为“创新之路”，一味地援用新技术和新手法“翻新”文化产品的表现形态，并誉之为“创新”，殊不知就是隐形的“机械复制”。因此，要期待这样的文化产品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是不可能的。

　　在当下文化体制改革和拓展文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生产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深层次的文化创新为原动力。应当说，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本身就是解放文化创新力。但是，如果对文化创新没有正确理解，不能从表象层面深入到实质层面，大家可能会看到，中国文化生产不但不能走出普遍复制的困境，反而在似是而非的“创新运动”中“将复制生产进行到底”。

　　全面开拓中国文化生产深层次创新思维，有三个层面的文化生产理念必须得到深刻认识和确立：

　　其一，文化创新要着眼于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根本差别在于：文化产品的价值是以文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的创新，要以文化精神的拓展为内涵，它的目标是丰富和提升人的文化生活品质。着眼于文化的内在价值，就是要认识到文化生产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坚持文化本位立场，要从品质提升上而不是数量扩张上发展文化生产。在人类文化史运动中，所有伟大的创新都是产生于自由而超越的文化创作中。文化创新力的式微、文化复制生产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功利主义地对待文化生产，把文化产品工具化。

　　其二，文化创新要具有深刻的国际文化视野。人类文化的伟大创新历史，是伴随着跨民族、跨文化交流展开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起源则是一种交互作用的产物”。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国际交流对文化生产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只是在技术运用的层面上利用国际交流的机会，中国的文化生产就只能以“花样翻新”的机械复制回应国际交流。中国文化创新的新纪元(或是汤因比所说的“创造的起源”)，必须是在深入到文化精神和理念的层面、理解和应对全球文化的挑战的运动中产生。所谓“深刻的国际文化视野”，它提供的是应对国际文化挑战的创新原动力，而不是模仿和复制的欲望。

　　其三，文化创新要内置批评的机制。批评对于文化创新的根本意义在于：创新的本质是突破，没有批评就没有突破。批评不仅为文化创新提供技术性的判断，而且为它提供超越性的理念。在文化生产中，批评是文化理想的表达。文化创新的根本目标是追求文化理想。无论纵观人类创新的历史，还是审视当代国际文化创新，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个体层面，亦如社会层面，伟大的创新总是在同样伟大的批评运动中展开的。我们看到反面的例子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生产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批评环境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一个普遍复制的时代。

　　在人类的五千年文明史中，直到16世纪，中华文明一直是居于文化创新的前列的。如果中国的文化生产能够重建正确的创新思维，中国文化创新的新纪元必有可期之日。 

　　作者：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肖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