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

　　李书福 吉利集团董事长

　　邱亚夫 山东如意集团董事长

　　张志刚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杜钰洲 原国家纺织工业局局长

　　刘光溪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 副会长

　　李若谷 国家进出口银行行长

　　【正文】

　　记者：十年前我作为记者，在卡塔尔的多哈见证了中国成为世贸组织一员这段珍贵的历史，十年之后，我试图做出一番梳理和总结，看看在过去十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发现，等待我的是一段远比这十年要长得多的历史的穿越。

　　解说：十年前的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结束了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

　　然而很多人在定格这一历史瞬间的时候，会把中国入世和李书福入局这两种说法并列在这一起。

　　记者：实际上你的入局和中国的入世几乎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的？

　　李书福(吉利集团 董事长)：对，对，同步的。这个政策有时候就是一个界线，红线，越过了这条红线，可能就是一片自由的蓝天。

　　解说：很长时间里，李书福被称为“汽车狂人”，这个称呼的背后，是一个草根竟然想要生产汽车的狂想。历史的巧合让这一狂想在中国入世的当口成为现实。

　　然而，同样是面对这一时刻，有些人的心里却是恐惧。

　　邱亚夫(山东如意集团 董事长)：当时是说“狼来了”，那不是“狼来了”，那真是豺狼虎豹，我们面临的像一只小羊羔一样，面临着被人宰割，原来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关税壁垒把它壁到外面，现在没了，而且我们看到放开的第一个就是我们。

　　解说：十年前，邱亚夫带领的山东如意毛纺厂刚刚从滞销和亏损的泥潭中艰难爬出。入世，意味着国门洞开；意味着外国产品的汹涌而入。 欣喜与恐惧，期待与茫然。事实上，这种种复杂的情绪始终伴随着中国入世的脚步。

　　张志刚，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入世谈判后期，国家经贸委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入世方案，然后交由谈判代表团对外谈判。所以，龙永图将张志刚比喻为“在厨房里做饭的人”，而他自己则是“端出去请客的人”。

　　记者：后来当参加入世的相关人员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有这么一种感受。他们就觉得在跟外国人谈判的时候沟通容易，反而跟自己国内的相关职能部门沟通的时候倒很难，当时您的体会是什么样的？

　　张志刚(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我的体会是我们内部沟通确实很难，每一个行业都要协调很多次，还要做出高案、中案和低案。在什么情况下，你就在这个范围里面谈，当时非常担心。一入世就冲得稀里哗啦，怕。我们的家底应该说当时并不亮丽，在这个阶段我们国有企业改制和我们国家职工所掌握的那些生产工具非常地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从大局出发，必须淘汰落后生产力，调整结构。

　　同期：我宣布，全国压缩淘汰落后的棉纺锭1000万正式开始。

　　解说：让张志刚至今难忘的是中国纺织业从1997年开始的外科手术式的结构调整，时任国家纺织工业局局长的杜钰洲也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

　　杜钰洲(原国家纺织工业局 局长)：当时的实际问题是由于国有企业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机制不活，所以有相当一批的企业资不抵债，发不出工资，无法运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调整，所以压锭就是把落后的压掉，甩掉落后的包。

　　解说：用行政手段的方式推动纺织业，淘汰落后产能，那是国企改革进行到攻坚阶段时的痛苦记忆。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的平静生活就此被彻底打破。济宁毛纺厂，山东如意集团的前身，成立于1972年，是当时中国纺织业重点布局的五家企业之一。

　　邱亚夫：因为它的生产什么品种都是上级指令的，就是蓝色、绿色、灰色、黑色四个颜色。

　　记者：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开始松动的？

　　邱亚夫：我以为就是从1980年开始到1984年对我们纺织就完全放到市场上去了，我当时是主管这个企业的经营，就是买东西、卖东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买。资金的概念，价值的概念都是没有。从1986年开始，突然大家改革开放了，产量都上超过需求，所以造成我们全国产品的滞销，另外就是国外的一些面料开始进驻中国，而我们所有的设备不具备生产这些的能力。

　　解说：只用了一年时间，纺织行业砸掉了一千万以上的纺锭，相当于当时纺织业全部纺锭的三分之一。

　　邱亚夫：我觉得当时是大家都哭了，都掉泪了，他不舍得嘛。它因为几十年都伴随着，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天天在修它，修了20多年了，砸掉了，现在历史是那样，反过头来看，中国纺织服装人的观念给砸醒了。

　　解说：也是在1997年，邱亚夫第一次出国考察。

　　邱亚夫：那样一年，我站在意大利的一个最先进的厂，看到一个工人看12台设备，一台设备一分钟能500转的高速，我们当时仅仅108转，更可怕的我们当时的面料进步了，一米还在300克以上，而它已经做到120多克了，我们感觉就是不可思议了，我当时给我们，我说我们这一辈子，我可能还能干30年都赶不上。

　　记者：就自己给自己打退堂鼓了？

　　邱亚夫：真是退堂鼓。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差距太大了，我当时决定，不行，再延长40天。在国外深入地看，深入地研究我们的差距到底是在哪里。

　　记者：那你不是越看越没信心了？

　　邱亚夫：结果事情就是这样：在米兰的小酒店里面，我们开研讨会，梳理了我们110条的差距，设备的、人员的、我们的技术的、工艺的、设计水平、创意能力等等，但是梳理的过程是突然我们发现，我们能找到我们的根源了。

　　记者：什么呢？

　　邱亚夫：主要我们差在我们的工装设备的这种先进性方面。

　　记者：技术问题。

　　邱亚夫：技术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国际化的这样一个能力，不行，连我才是第一次出国，而当时的外国人是在全世界地经商，我感觉我们总结了100多条之后，就这两个主要差距。

　　解说：从100多条差距中找到的这两点成为邱亚夫和山东如意日后脱离困境的关键路径。同样是在1997年，李书福买下了四川的一家车辆厂，开始了他的造车之路。

　　李书福：1997年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很地下的，就不是说公开的，这个说起来的话。

　　记者：您用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地下状态的？

　　李书福：1997年的话，我们是买了一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牌照，可以生产客车的牌照，那么我们从内心非常地想生产轿车，那么由于政策不允许，所以我就和有关的主管的部门的领导去申请说我们能不能 生产轿车。当然人家就狠狠地批评我了，就是说你的胆量那么大，你还生产轿车，总而言之就批评我很厉害，我就灰溜溜地说：那我就不生产了，我说我搞研究行不行？他想了半天，他说你要研究也可以，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件极大的喜讯，是天大的喜讯。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越研究越觉得，这里边商机无限，你想想看，一辆桑塔纳卖20多万，一辆夏利卖8万、9万，一辆奥拓卖6万、7万，看来看去，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这个和实际的成本和这个产品实际的价值是不相吻合的。

　　记者：但是对于一家民营企业来说，想做汽车又是没有路，在那种环境和背景下，你怎么想？

　　李书福：我怎么想，就那个时候我认为有希望，因为整个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这个大局好像比较坚定地朝前发展，眼前的这个政策还没有改过来，我认为总有一天要改过来。

　　解说：一边造着小客车，一边研究小轿车，李书福用这样的方式等待汽车产业政策的改变。而此时，中国汽车也是入世谈判中最为纠结的产业。

　　张志刚(原国家经贸委 副主任)：为了应对入世，我们当时组成的两个小组。我带领了一个小组在北方调查，我去到了中国汽车的摇篮或者叫祖师爷的地方，中国一汽。

　　记者：长子。

　　张志刚：长子，在相当一个时期是共和国的独生子。可是我到了一汽却发现：我们快要到了21世纪了，我们连汽车的外形设计能力都没有，我当时确实感到非常地吃惊。

　　记者：您看您去一汽做调查的时候，李书福作为一个民营的企业家，他想做汽车，但恰恰是那段时间连这样的一个孔隙都没有给他留，您怎么看待当时的这种对比？

　　张志刚：体制中的一些藩篱，我认为主要是制度上的藩篱，当时一切都要经过审批，从严控制，这种管理的方式，市场根本没有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今天看起来，那是由企业自主可以做的事儿，甚至是易如反掌的事，在当时都很难，人们在向着新的道路奔跑的时候，原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会拉着你、扭曲你，让你欲哭无泪，可以这么说吧。

　　记者：站在十年这样的一个节点上，我们去回顾中国入世的每一步进程，就会发现：在入世之前，那长达15年的谈判过程，恰恰伴随着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用开放促改革，用改革来加快入世的进程，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渐行渐近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解说：1984年，20岁的刘光溪打算报考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他必须背诵的教科书，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描述是：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工具。刘光溪后来拿到了中国第一个WTO方向的博士学位，并在中国入世谈判最艰苦的几年担任龙永图的秘书，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之一。

　　记者：那为什么说我们加入了这样的WTO这个组织之后，实际上是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当时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还是说后来事后的一种对这种行为的总结？

　　刘光溪(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 副会长)：这个两方面都有，因为中国从1978年到了1998年，差不多有20年，发现已经再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部门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法制体制的改革越来越艰难，步履维艰，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水电、油运、航空、银行业、保险业，这些大哥大要改起来很难，然后我们的60多个部门，国务院组成部门60多个，66个，他们说最多的时候，100多个部委，把世界的部委都设在了北京。从1998年、1999年，就是新一届国务院的领导班子成员组成之后，就重新盘点了中国入世对改革的意义，可以利用入世这个外来的压力来加快国内难以推动的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和国有企业的改革。

　　解说：1998年，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实施了2008年之前，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之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40个减少到29个。要建立一个能够在WTO框架下与国际对接的市场体系，政府必须进行自身改革。

　　解说：1998年，吉利豪情下线，这是吉利生产的第一款车，李书福为此发出了700多封请柬，但应者寥寥，浪费了为此准备的几十桌菜肴。售价只有5.8万的豪情进入市场后，击穿了当时夏利、奥拓等合资微车的价格底线，但它的身份却颇为可疑。因为当时吉利的生产许可证只能生产客车，所以豪情也只能是小客车，虽然它看上去很像小轿车。

　　李书福：那原来我们只能生产客车，它叫6字带头的，比方说6130。

　　记者：这是代码。

　　李书福：这是一个代码，那如果说要生产轿车的话呢，你前面就要变成7，比方说7130，那么从这个6变成7，这个属于跨界，这个界就像界别一样的，好像我说要从男人变成女人了，你这个就性别就要改变了，那这个跨界可是挺难的。

　　记者：难在什么地方？

　　李书福：这个轿车都是国务院批的，那个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路了，国务院我哪找得到。

　　解说：虽然很难，但李书福还是能找到让他乐观的理由。

　　李书福：已经有一些信息，有一些信号，比方说有人来考察，了解调查，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些比较好的信号，包括中央的有一些领导也确实很关心，那个时候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主任来了，我们也跟他汇报。因为有一个公开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说，吉利上轿车是要失败的，民营企业上轿车是不会成功的，我们为了保护你，所以不让你上轿车。最后我就说，你们都认为吉利进入轿车领域是要失败的，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呢？

　　解说：就在李书福发出求败呼声的时候，中国纺织业经由痛苦的砸锭换来了自身的产业升级，指日可期的入世也成为纺织业期待的一次机遇。

　　杜钰洲：在入世以前，我们受限制，就是极端的歧视，以美国为首，设立了配额以后，把中国的份额马上降到1% 2% 3%，我们这么大一个产业不如洪都拉斯，我们的全国出口的牛仔不如越南(出口)为什么？因为配额限制，所谓配额限制就是发达国家利用这个来限制中国一个主要的手段。入世是最好的一个条件，因为它可以打消很多挤压中国的随意性，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这是中国的机会。

　　解说：但是这个机会在邱亚夫看来，却因不确定而充满恐惧，这种恐惧又随着国家纺织业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加剧。

　　就在2001年2月，国家经贸委宣布对自身机构进行重大调整，连同国家纺织工业局在内的9个国家局被取消。

　　邱亚夫：因为当时大家没有意识到市场有多么重要，企业要到市场去锻炼，去经受风雨，没有这样的意识，当时感觉这个企业都是政府管的，突然把我们纺织服装像个苦菜花一样推到市场去了，当时就感觉很冤屈，无依无靠，又有这么多差距，这马上又要入世了，又面临着国外的压力，所以当时就是这个压力。

　　解说：随着入世谈判的深入，人们发现在WTO 23个协议492页的文字中，除了两个条款提到企业外，其余条款均涉及对政府行为的规范。逐步减少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推进贸易自由化是WTO的使命，而作为有权设置贸易壁垒和实行贸易歧视的政府，自然要成为WTO义务的主要履行者。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要入世。

　　刘光溪：中国入世，首先政府，特别是政府的机构、机关和机关人员要先入世，它实际上是一个比喻就是你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律，按照市场的规则，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进行行政执法、立法决策。

　　记者：政府的观念怎么转变？

　　刘光溪：政府的观念应该说，从纵向比，我们还是觉得欢欣鼓舞的，我还记得1988年第一次翻译，Transparency(透明度)的时候，那是颇费苦心的，说中国还要搞透明度，1988年。我们政府运作都是内部运作，所以当时第一次参加谈判，把Transparency(透明度)，这是世贸组织的第一个核心原则之一，任何政府的公务和企业的运作必须是在阳光下，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当时觉得对我们中国，当时我刚工作，对我们有冲击，对我们那些局长和处长有冲击，这个能接受吗？这个帝国主义是不是亡我之心不死？一下子这个警惕就提到了一级战备状态，所以当时翻译这个Transparency(透明度)，是透明度还是阳光化？还是透明？你看现在透明度，谁能想到透明度是个翻译过来的词，包括市场准入，市场还允许你准入，市场是不允许你进入的。李书福就不是很典型的事例吗？你不批，你想进入汽车行业，你的胆子还不小了，你还要做四轮小轿车，没有可能。所以我知道李书福先生筚路蓝缕，创业之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中国入世的前夕和入世之后，他终归获得了进入中国汽车行业到小轿车的特许权。

　　解说：历史总是比事后的讲述和人为的演绎要曲折和复杂。2001年9月，国家经贸委颁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依然没有吉利的名字。此时，中国入世在即，根据相关协议，到2006年7月1日，进口关税将降到整车的25%，零部件10%的目标税率，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制造业获得了6年的保护期，在这6年中，所有国有及外资汽车公司必将完成重大布局，出生草根的吉利如果拿不到准生证的话，意味着多年的梦想和多年的投入都可能会付之东流。

　　李书福：很无奈，实在是没有办法。因此那个时候我们是摇摆不定的，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还有其它路可走。所谓的其它路可走的话，不是说生产汽车了，我不生产汽车了，是不是搞其它东西去。因为我们的命就是搞实业的，其它的我们不懂。好，这个时候就是说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中央呢，怎么商量我也没听见，可能是说反正外国企业也都到中国来要生产汽车了，那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让它生产汽车呢？

　　解说：2001年11月9日，就在中国结束入世谈判的前一天，国家经贸委突然增发了一批汽车许可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榜上有名，人们愿意把这一天定为李书福入局的日子。或许正是因为巧合能让加入WTO后，汽车产业的开放更加戏剧性。但实际上，6字头仍然是指小客车，而李书福梦寐以求地是能够进入到7字头的行列，因为7代表的才是小轿车。这一次的等待没有太久，一个多月后的(2001年)12月26日，吉利集团生产的轻型客车HQ6360、MR6370和三厢式轿MR7130名列第七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上，实现了从生产两厢轻型客车到生产三厢轿车的跨越。至此，吉利汽车终于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记者：那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由6变7，这里面这实质性的一跃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李书福：我认为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原因，这个后来人家传出来都是这么说的，要不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汽车工业是不可能放开的。汽车工业是资金、技术、人才高度密集，民营企业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实力，因为什么都没有嘛。但是我认为呢，什么都没有反而好，我们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自由的天空，那是用钱买不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自由想象，你说资金、人才什么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话，全部可以通过市场调节，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魅力，所以我们认为叫力量在风中回荡。

　　记者：入世十年，我们看见的是中国在方方面面融入世界，而我们看不见的是观念的转变和体制的进步，对我们来说，这看不见的变化恐怕更为重要，因为它会在更深层次上影响我们的未来。

　　解说：2009年，在全世界最具权威的面料流行趋势平台，法国第一面料视觉展上作为惟一一家来自欧洲之外的企业，山东如意集团董事长邱亚夫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邱亚夫：七几年建立的法国PV(第一面料视觉展)是不允许中国参加的，因为说中国的纺织服装企业只能做大路货，没有原创能力，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考察我如意五年，最后的结论这是中国有原创技术的一个代表企业，先进企业，在博览会我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说这块面料是当今世界上目前为止，只有我中国企业，只有我中国的如意能做的一个高水平的面料，不可替代。我当时说目前没有，是惟一，不是之一，我说请注意翻译，要准确，不是之一，是惟一，最后没有人反驳。

　　解说：让邱亚夫如此自信是一项名为“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的技术，这项技术能够纺出全世界最细的毛纱和棉纱，而且不同材质的纤维可以随意组合。

　　2010年，“高效短流程嵌入式复合纺纱”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纺纱技术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这项技术的另一个名字叫如意纺，属于山东如意集团。

　　解说：1997年，当他在米兰的小酒店里从100多条差距中找出技术和市场这两个关键点时，他不知道，这其实是经营企业的常识。而当中国入世在即时，他同样不知道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不光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邱亚夫：这是我在入世的十年锤炼当中，我是历练了一个自己找差距 追赶、创新、跨越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十年，我一个邱亚夫还是在原来那种眼光，原来那样的一个境界，还是没有这样一个参与，把自己放到一个国际的竞争舞台上，去直面他们去竞争，学习竞争的过程，我想我们如意不会有这项技术的发明，我也不会有这项技术发明的那种动力和压力。

　　解说：2009年，吉利的一个战略选择让人们再次想起了李书福曾经的绰号。这个像卖大白菜那样卖汽车的狂人，这一次演绎的却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

　　在世界汽车发展史上，沃尔沃代表的是安全和环保，在宝马和奥迪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沃尔沃就已经是有口皆碑的豪华车的代表。

　　李书福：我们为什么那么地瞄准这个沃尔沃，也就是说中国的汽车工业，在自主创新这个方面的能力还确实是比较弱的，那么如何很快地能够提升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那就要全球性的，就要在世界范围之内如何寻找创新能力和中国进行对接，所以要想并购一个企业总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简单的财务性的投资，像我们这种是属于一种战略性的安排。

　　解说：2010年8月，吉利完成了对福特旗下沃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这个举动其实并不是吉利的第一次海外并购，从2007年，收购英国锰铜汽车公司；2009年收购澳大利亚变速箱公司，吉利步步为营深入到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

　　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背后是政府兑现入世承诺的决心。早在1999年，中国就启动了修改、调整并废除和停止实施违反WTO国民待遇原则的所有现行法律、法规及其它措施的工作。到2005年底，中国制定修改了《对外贸易法》等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入世3年内，地方政府就清理出19万件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措施，并根据WTO的规则和入世承诺分别进行了修改或废止。

　　2004年 《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截至2005年底共清理行政许可依据25554件，废止3981件 ，修改2493件，这些举措与WTO协定确定的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三大基本原则相契合，一个符合WTO原则和市场经济总体要求的统一、公正、透明的经济法律体系得以建立。

　　刘光溪：《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这些法律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我们在2001年，我们有了《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的核心精髓就是中国入世后最伟大的进步。不论政府的机关任何政府部门，没有全国人大的授权，不能随意设置行政许可，只要政府入世了，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法制经济的逻辑，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依法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过去手舞足蹈，乱伸乱摸，把它收敛，缩回以后，它必然在有限的空间当中，把市场经济这只创造财富之手，无形之手，有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活灵活现，所以实际上中国入世之前和入世之后这25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两只手在不断博弈的历程。

　　解说：入世十年，中国给了世界一份亮丽的答，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1万亿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近40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超过10%，数字并不能充分表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背后附加值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增长。

　　李若谷(国家进出口银行 行长)：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入世以前是不一样的。中国1994年当年大概机电产品占整个出口额的12.6%，去年2010年 机电产品，而且大多数都是高端机电产品了，已经占到了中国出口的90%，我们过去也支持纺织品的出口，现在纺织品不需要我们支持了，我们就退出这些行业。支持什么？支持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支持中国航天科技这样的企业，支持船舶这样的企业。

　　记者：从你们这些年支持的，这些产业的行业的领域的变化，您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

　　李若谷：它逐渐向高端发展，而且越来越明显，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越来越多，而一般的产品越来越少。

　　解说：2010年中国纺织出口总额达到2065亿元，比入世前2000年的560亿美元，增长了268.75%，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纺织第一大国，而在杜钰洲眼中还有一个数字同样有价值。

　　杜钰洲：我们整个投资的比重，国家投资只占了百分之一点几，社会投资和外资占了绝大多数。

　　记者：今天的纺织业能说它是竞争最充分的一个行业吗？

　　杜钰洲：如果说充分还有不充分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棉花资源，现在还是在政府调控，政府直接决定纺织工业进口多少棉花，什么时候进口，最好的价格时候，企业没有资格进口，因为国家拿的配额，这配额掌握在国家某个部门的手里，这个部门配额给谁，由它来定，连我们协会都不知道。

　　记者：现在仍然是这样。

　　杜钰洲：我们协会都不知道，这个配额什么时候发，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结果呢，就使我们去年一年，我们纺织工业用的棉花的价格，比国际市场的价格高23%，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就说我们要不要把棉花资源控制得这么死，现在什么产业的资源都是市场化了，唯独我们的棉花不是市场化，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就是总书记讲的我们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了，我们认为，我们市场化还是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解说：人们有理由期待，期待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发挥得更加充分，十年前的中国汽车工业，满是对面临全球竞争可能全面溃败的担忧和对“狼来了”的恐惧，然而，从2000年的产销量200万辆到2010年实现产销1826万辆，中国汽车工业不仅没有被冲垮，而是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

　　张志刚：如果这个体制方针不调整，到现在这个汽车工业还是发展不起来，我们还有很多领域竞争并不充分，制度还是比较陈旧的，任务还很重。李书福身上发生这个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力量，也看到了方向。

　　解说：开放没有回头路，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然而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在着眼未来是在寻求未来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