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属于中国吗？”

　　——纪念中国加入WTO十周年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撰稿 迟宇宙

　　愣头青与救世主

　　《时代周刊》总编辑、印度裔美国学者法瑞克·扎卡利亚就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父亲是印度国大党元老，母亲是印度的传媒领袖。他自己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是《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的关门弟子。

　　28岁那年，扎卡利亚成为《外交政策》历史上最年轻的执行总编辑。从那时候起，他的文章就开始在美国政治、经济界产生重要影响。接下来，当他成为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的时候，印度人开始将他与塔塔、米塔尔以及印度软件业一起，当作印度软实力的代表。

　　作为一位能够影响美国政策走向的专栏作家，扎卡利亚曾经撰写过许多极具前瞻性的文章。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就曾预言到美国在伊拉克将遭遇危机；他还分析过为什么全世界都仇恨美国人。

　　对于中国，扎卡利亚始终保持着充足的热情。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扎卡利亚就已经撰文预测中国的崛起。他说，当人们将目光流连在科索沃、伊拉克的时候，人们忽略了本世纪90年代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崛起。

　　10年后的2005年9月，当扎卡利亚再次密切关注中国的时候，他执掌的《新闻周刊》破天荒地就中国发展的各个层面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的世纪》)。他自己执笔了主文，写下了著名的文章——《未来属于中国吗？》。

　　他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他只是说：“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是一个事实。”

　　美国人崇尚美好的事物，但实际上吸引他们眼球的是一些庞然大物。诸如大峡谷、加州红杉、壮观的中央终端机、迪士尼世界、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军队，GE、双倍的大汉堡(加乳酪)和星巴克超大杯。欧洲人推崇精致和细微的差异，而日本人则喜好微小和简化。美国人喜欢规模，尤其是超大规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沉重打击了美国人自信心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在规模上使美国自惭形秽的国家——13亿人，四倍于美国人口。一百多年来，这个巨大的规模对于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而言，始终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梦——10亿个等待拯救的灵魂，20亿个等待去除狐臭的腋窝——但他们(传教士和商人)从来就一事无成。中国非常大，但是非常贫穷。

　　但所有这些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看来十分迷人的庞大的规模，现在看来变得令人恐惧不安。而且美国人也不知道所谓的“中国威胁”会否噩梦成真。每个商人这些天都得到一些有关中国的令人眩目的统计数据，令闻者顿时陷入缄默且印象深刻。

　　最令人惊异的发展例子当然是上海。在15年以前，浦东，在上海东部，是未开发的乡村。今天它是上海的金融区。它比伦敦的新金融区——金丝雀码头大8倍。事实上浦东的地域只是比芝加哥城稍微小一点罢了。

　　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这称号今天当然属于中国。它生产了世界上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播放器和鞋子。(“还有玩具！”我5岁的儿子必然会要我加上。世界上所有的玩具。)

　　——新闻周刊《未来属于中国吗？》

　　2007年12月31日，《新闻周刊》再次以姚明作为封面，封面标题为“CHINA NOW”，《现在轮到中国了》。扎卡利亚说：“对美国人来说，2008年最重要的是总统选举；而对世界而言，2008年最重要的则是中国。当奥运会揭开帷幕的时候，中国将步入国际舞台的中心。”

　　世界看起来还算不错，次贷危机刚刚浮出水面尚未展示其狂暴的破坏，金融海啸也没有粉碎人们的美好梦想，雷曼兄弟还没破产，它的总裁富尔德还没在健身房挨揍。

　　那时候的中国正在筹备属于自己的奥运会，资本市场正在被一场或许空前绝后的狂欢所笼罩。中国还没遭遇冰冻和地震，人们对未来充满着热望。一切值得珍贵的东西，一切对未来的憧憬与畅想，都没受到任何侵害。

　　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雄心，人们都热衷于讨论“北京时间”和“中国世纪”。三年转瞬即逝。当中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全球化十年，人们发现，扎卡利亚的预言早已成为事实。中国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廉价产品、更强的增长动力、购买更多的债券、被希望提供力所能及或力所不能及的救助。

　　中国就像是一个“救世主”。

　　这一切与十年前形成巨大的反差。

　　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看起来还像是一个愣头青，正在为突然获得的礼物欣喜若狂。

　　英雄崛起

　　2006年12月8日晚8：30，大约有20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坐在一起，谈论中央电视台的一部专题片《大国崛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同属于一个叫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除了名誉理事之外，大都掏出了一二百万不等的费用，以获得俱乐部的一个席位。

　　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既有柳传志、张瑞敏、马蔚华这样的产业领袖，也有王健林、王石这样的地产富豪，还有汪潮涌这样的资本大亨，以及王中军、李书福这样的“欢乐英雄”。

　　他们掏出的现金，属于个人而非公司资产。他们以这样的姿态、这样的行动和这样一个组织，向人们宣布，他们是一股代表中国向上的力量；他们阳光而健康，是一个大时代的英雄人物，也理应成为一个大时代的代言人。

　　所以在那一天，他们愿意坐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上的愿望。他们相信，这是一种力量与力量的对接、交流和碰撞。还有一种更振奋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使人们确切相信，自2001年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已经准备赢得未来。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无法确切那场讨论的明晰意义，但我们愿意相信，其意义将随时而现。

　　从2001年中国的“全球化元年”开始，我们已经蹒跚着走了十年之遥。

　　在这十年当中，我们拥有了李书福，他的吉利收购了著名的沃尔沃，尽管人们戏谑地称之为“沃尔吉利诞生记”，但我们毕竟攥紧了一个跨国汽车品牌。

　　我们还拥有了柳传志，尽管联想整合IBM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再造几个联想，但在10年当中的某个日子，我们还是愿意为一场虚荣或是赌博进行狂欢。

　　我们也拥有了李东生，他的TCL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曲折艰难，使人们意识到，要从“太差了”(Tai Cha Le)变成“今日中国雄狮”(Today’s China Lion)是多么艰难……

　　我们还拥有了马云，他成功地收购了雅虎中国。他的举动被《华尔街日报》描述为中国主导互联网下一个十年的起点。阿里巴巴和雅虎从夫妻变成了冤家，马云看着阿里巴巴的CEO卫哲下课，又看着雅虎的CEO卡罗尔·巴茨下课。他自己则牢牢地盘踞在王座上，时而扮演“爱国流氓”，时而扮演着“四十大盗”。

　　我们还拥有了姜建清，他使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还隔三差五地在全球进行一些小规模并购，使我们在一片金融的暗夜里看到了零星的光亮。

　　我们还拥有马明哲，他当年宣布的再融资计划成为压垮中国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还启动了那场平安收购富通、被认定为标准的“冲动的惩罚”的案例。幸运的是，审批的程序竟如此漫长，长到了中国平安可以终止这桩收购。

　　腾中收购悍马像个笑话，《南方周末》竞购《新闻周刊》遭拒像个冷笑话。在耗费了并不漫长的十年之后，我们有时候突然变成了笑话的制造者，有时候又傻呵呵地变成了笑柄，希望举起长矛，去救美国、救欧洲、救全世界。

　　就像是那些可爱的河南老人家们高举横幅声援美国人民“占领华尔街”革命行动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美国年轻人的一场狂欢。一位在波士顿留学的年轻姑娘说，她看到的“占领波士顿”只是一场聚会，在聚会的场地里，甚至还有一个帐篷专门提供足疗。

　　但是对于已经结束的十年，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无论柳传志还是李东生，无论姜建清还是马明哲，无论马云还是马化腾，他们毕竟是英雄。

　　在一个英雄辈出和英雄崇拜的年代里，我们愿意见证他们的光亮，并且愿意在光亮的指引下往前走。因为光亮的存在，我们甚至对未来充满了很多虚幻的希望，相信起一些诺言和谎言来。

　　永别了，亚细亚的孤儿

　　现在，让我们重返时间开始的节点，去寻找那些人的足迹，印证他们曾经在十年前留下的然诺，今天是否已经变成了灰烬。

　　2001年夏天，浙江余杭的一家丝绸小厂承接了一个只有几百米的订单，当时，工人们还不明白面料图案上的APEC这4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后来他们才知道，那批面料被裁剪成了20套中国传统的唐装。

　　那一年的10月20日，在上海秋日的晴空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九次非正式会议的20位领导人，身着这些唐装站在了一起。

　　对上海，对中国，那注定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江泽民与各经济体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差不多9年后，胡锦涛也在那座城市，频频地与各国访问者握手，以庆祝世界博览会的成功。

　　2001年9月11日，世界格局因一场恐怖袭击而改变。经过了26天的动员之后，美国开始了阿富汗战争。那一天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国男足世界杯出线。《南方都市报》第二天封面的大标题是：《出线了！》《开战了！》

　　那年的12月1日，世界杯足球赛抽签仪式在韩国釜山举行，中国队与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队分在了一组，这让不少球迷开始对中国队进入16强充满憧憬。

　　中国足球用44年的悲剧性努力展示了自己走向世界的勇气和顽执，而韩国人也为把中国队分在韩国比赛用足了他们的心眼儿，韩国人如愿了。根据当时韩国观光公社预测，在世界杯举办期间，至少将有6万名中国球迷和旅游者前往韩国。有人估计，仅此一项，至少可以让韩国人赚取近1亿美元。中国队小组比赛网上销售部分的门票被抢购一空，韩国大韩航空公司的股票也因此上涨了近10%。

　　足球在制造快乐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财富。

　　那年的7月13日，夏季里的莫斯科给千里之外的中国北京带来了好运——“我们赢了”。

　　当国际奥委会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的时候，世界为中国的未来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为了准备奥运会，北京计划投入28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有人测算在此后的几年中，这将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多增加0.5%，这还不包括其后“经济过热”带来的数字上的膨胀。“奥运经济”一时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几个月之后，中国足球队将与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巴西队出现在同一个绿茵场。7年之后，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将在中国同场竞技。结局截然相反，悲剧制造者依旧以悲剧收场，狂欢制造者在狂欢中庆祝崛起。

　　2001年，中国也进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竞技场——WTO，世界贸易组织。

　　解放

　　中国自1986年7月11日提出复关申请，在长达15年的谈判后，获得了分享全球化的权利。经过了两代领导人，中国才完成了入世长跑，“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

　　复关的要求发生在邓小平时代。在那一时期，中国的政治改革首先进行——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开放，是完全错误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首先被证明是一场政治解放。

　　中国在江泽民时期，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与邓公南巡有关，而根本上则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两代领导人共同导演，完成转型。

　　在那一时期，技术上又有了进展，“新经济”虽然后来曾被认为一个巨大的泡沫，但由信息技术带动的产业革命却不容回避。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并未如同东南亚国家般崩溃，即使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2001年，中国依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由贸易引发的全球合作早已持续了数十年，尽管政治主权依旧各自保持独立，但经济合作方面，不同国家之间已相互依存，分工日益复杂。

　　GATT(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在1948年生效。在此后数十年里，它调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一种开放和竞争的理念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快速传播，它最终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

　　GATT主持了8轮多边贸易谈判，它要求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提高市场准入、增强规则机制的透明度。它推动经济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

　　WTO是GATT的升级，它成为指挥各个经济体的领袖和家长。经过融合与冲突，WTO与中国终于找到了定型的机会。中国的政策与西方工业国不同。在中国，贸易保护是习惯性措施，虽说内中有差别，但仍尽其可能谋取国家最大利益。

　　整个亚洲都习惯于首先保护自己，由于日本“大东亚共荣”之梦的破灭，受战争摧残的亚洲国家相互极不信任。加上亚洲处于多种意识形态交锋之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君主制在多年斗争中，无法形成同舟共济的局面。

　　日本最为典型，一旦风吹草动，便极不负责任地宣布日元贬值——这与它亚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相符。

　　对中国而言，加入WTO即意味着内敛式经济政策的垮台。开放、竞争、平等、共同承担风险……经济行为需要在新的游戏规则之下成长与扩充。

　　中国经济早期为封锁困扰，领导者却在这种环境下感到舒适。进出口既然不能进行，正常获得外汇的渠道就遭遇封闭。在1970年代以前，既然不能受到西方工业国承认，参与全球化则不可能。况且中国当时深陷“文化大革命”之中不能自拔，终于错过了早期经济发展最好的机会。

　　现在回头“算旧账”，似乎已无意义。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改革开放，此后以经济发展作为政治改革的仲裁，不啻为明智之举。在此后二十多年中，邓小平和江泽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和社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严格的管制既从他们手中放开，经济亦得以快速发展。观念开放也使人们有机会讨论更多问题，最终选择竞争和贸易自由化。

　　第143个成员

　　那一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经过多哈会议，中国成功入世，人们的狂欢之后，开始从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重角度对中国入世展开对话。漫长15年，在获得结果后，意义往往被人忽视。

　　当时一位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博士写道：“既然我们已经下定决心选择了开放与竞争，就没有理由对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满怀忧虑，因为WTO对于我们的最终价值在于，它能够对国人较长时间处于相对凝固和禁闭状态的思想观念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来说，“双赢”已经被找们谈论了太多的时间，历经15年艰苦的谈判，这种“双赢”终于被浓缩于多哈短短的8分钟，被定格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镜头中。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在签字仪式之后，曾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说：中国入世，是我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然而，我们发现，出现在多哈会议上的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面对全世界的目光，除了微笑，更多的是平和。他们清楚，15年艰苦的谈判之后，中国只是赢得了参与制定比赛规则的机会，而不是比赛本身。中国加入世贸，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承诺，更是国家对国家的承诺，是法律对法律的承诺；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是机遇与挑战的共存。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巨变当中，在一个充满无穷可能性的大时代里，我们和我们的英雄们甚至来不及往前看，未来就跑到了身后。

　　在曾经冀望的未来当中，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在前一天晚上，外经贸部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加入世贸的法律文本。没有仪式，没有掌声，中国就这样平静地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第143个成员。

　　伴随着中国大陆加入WTO的，还有台澎金马的入世。它们的入世，意味着整个“大中华区”都告别了“亚细亚孤儿”的时代，可以集体享用全球化的盛宴了。

　　“双赢”

　　让我们继续回头看。

　　在15世纪，中国人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才华，一名叫郑和的太监率领着政府的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了当时的奇迹。这七次壮举曾被认为中国寻求世界范围承认的努力，而事实上，明成祖朱棣仅是希望炫耀武功，广布王道。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建文帝流落海外，而作为叔父的朱棣则非要得到他的死讯方能心安。

　　得到不见得由衷的颂扬与敬仰，失去滚滚白银——这种入不敷出的开放行为并未得到持续。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斯·布尔斯廷在《发现者》一书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世界的门槛上后退并回到本国的。中国人不得不作出努力，甚至制定一种政策来撤退。”

　　马戛尔尼勋爵因为不肯对乾隆皇帝叩头而导致了使团在北京逗留的时间缩短。天朝被得罪了，两个民族开始对抗。为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而来的马戛尔尼发现，清帝国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文化无动于衷。

　　对西方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封闭落后和拒绝自由贸易的看法由此产生。所以在1840年，他们选择了发动战争。

　　在160年前，中国被迫卷入自由贸易，她是那么不情愿。但是今天，我们却发现，中国是如何突然和固执地从本国迈进世界的门槛的。经过了长达15年的谈判，在2001年11月10日，中国真正意义上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有两个原因注定入世的曲折：它曾作为西方模拟的对手；它的开放程度并没有西方预期的那么高。

　　中国的入世是一种表面曲折而内中顺利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未从计划经济中走出，应对市场挑战便不可能成为事实。1986年，中国表达善意时，对于世贸组织而言，姿态并非唯一重要的条件，他们要求中国扩大开放。

　　而当日的中国政府，依然进行着计划经济的管理，迷恋于数目字和行政安排，维持一种罕见的平衡，绝不可能让国外资本对刚刚振兴的国有企业发生致命冲击。虽然这种冲击，理论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外部市场开放之前，必须开放内部市场。这个调整，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时完成。此时中国已从自我抑制，开始展开制造业扩张。计划的数目字既然无法控制市场需求，便寻求市场的自我调节。

　　计划经济的衰退不难解释：国有企业缺乏增长动力，私营企业则不能得到政策庇护。简言之，市场需求与计划调整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10年前的11月10日，在中央电视台采访龙永图的节目中，一位观众问龙永图：“作为谈判专家，您在进行入世谈判时，有多少协议高出您的底线，有多少低于您的底线，有多少是在底线附近的？”

　　龙回答说，谈判说到底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关键是找到一个利益的平衡点，就比如一个妇女到商店买衣服，通过货比三家，她已经知道这衣服的市场价格是80元，但她到大商场人家却开出100元，怎么才能做成买卖呢？她出价时不会从80元开始，她会说60元，不行，她又说70元，对方还不答应，这时她就再让一步说80元，对方也满意，买卖做成了。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赢”。

　　十年过去了，我们像是真的双赢了。

　　被时代选中的海盗

　　1967年8月7日—8日，当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这个致力于国家合作和自由贸易的组织，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推动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准备向纵深发展，年轻人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工厂停业、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种潮流。

　　在衰败不堪的青岛电机厂，工人们热情洋溢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仅有的生产也只是为了按时完成政府的计划。而作为他们支柱产业的电冰箱业务，自1959年起就已经陷入破产的地步。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青岛电机厂在1980年与青岛第四工具厂合并改称为青岛日用电器厂，生产电机和吹风机，后又研制了洗衣机。经营多年，终因生产的洗衣机质量不佳，在同行业产品评比中败下阵来。1983年，他们开始研制电冰箱，翌年，试制成单门直冷式电冰箱。

　　开放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1985年11月，在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的15条电冰箱生产线后，更名为青岛电冰箱总厂的日用电器厂最终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它变成了现在的海尔集团，而它的CEO张瑞敏，则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领袖。在中国政府的计划中，海尔集团正在朝着跨国公司的方向前进，而张瑞敏则被认为是亚洲企业家新的典范。

　　2003年，网名“成一虫”的一位分析师开始撰文系统性质疑海尔。海尔起诉了他。这桩丑闻上了美国《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叫做《海尔为什么要让这个人闭嘴》。然而这丝毫没影响海尔在海外的扩张，更没影响到中国会出现一部叫做《首席执行官》的影片，竭尽所能地对“凌敏”进行奉承。

　　这是足以颠倒乾坤的十年。

　　当年，著名的唐万里、唐万新兄弟操控的德隆系曾经风光无限，他们也曾意气风发地在德国收购机场。突然之间，并购行动失败了，像傅成玉掌握的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样失败了。

　　如今，旧日的大佬下了狱，风光不再，留给人们的只有传说和回忆，以及出狱之后试图东山再起的各种传言与谈资。

　　2001年的时候，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触目惊心。10年之后，中国工商银行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该剥离的不良资产都剥离了，该上市的都上了市，通过一场股权分置改革，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牛市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熊市，刚刚崛起的中产阶层被成功地套牢。

　　2001年，大连万达的王健林已经离开了足球。他目睹了中国足球最悲催的“金州不相信眼泪”，也目睹了中国足球的最后狂欢。可是在2011年，他以救主的姿态重新回到了足球，成为中国足球最大的金主。然而他依旧没能拯救这个破败的梦想。足球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个破球。

　　那个被褒奖为教父的柳传志，在10年当中，他掌控的联想集团曾经风光无限，市值高达千亿港币，也曾因收购IBM而陷入低谷。他曾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又成功复辟，出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突然之间，他又放弃了主席的位置，回到家里，回到农田，准备老老实实地去做一个“果园老农”，就像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要联想学习苹果一样。

　　2001年开始的中国互联网“黄金十年”突然之间戛然而止。2000年的纳斯达克股崩传导到中国时，已经过了漫长的一年。但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丝毫不受影响，在1999年中华网上市之后，新浪、搜狐、网易纷纷上市，组建了华丽的“中国军团”。

　　可是现在，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中华网在2011年宣布退市，“中国概念股”遭遇空前的做空，浑水公司轻松地腰斩了分众传媒。2001年叫嚷的“互联网的冬天”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冬天，真的降临了。

　　中华网用“退市”过冬，新浪用“微博”过冬，盛大用“私有化”过冬……张朝阳从摄影师王景春镜头下的“大男孩儿”变成了“老男孩儿”，还在描述着他能够活到150岁的老年生活；丁磊养起了猪，尽管传言中“丁家猪”已经被提前数年预订一空，但谁也没见过它们的真实面孔；马化腾的腾讯倒是掌握了话语权，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海盗模式”；在经历了与雅虎不幸福的婚姻之后，阿里巴巴试图整体收购雅虎，但人们听到的故事却叫做“爱国流氓”发动“淘宝伤城”……

　　那时候，硅谷的“海盗”们被称为“英雄”，所以《硅谷海盗》会被译为《微软英雄》。可是比尔·盖茨退休了，他逃匿到了慈善事业当中，寻找救赎，传播福音；史蒂夫·乔布斯退休了，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教上帝如何进行创新。人们总是在说：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乔布斯啊？

　　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即或曾经像海盗一般罪行累累，但他们被时间选中，改变了时代，改变了世界。他们代表着我们不灭的希望与向心力。他们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充满了偶然。他们的行动像这个国家一样，常常令外人捉摸不透。

　　在长城和空城计之间

　　“中国的行为常常令别人捉摸不透。它曾在千百年间自居于它自己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对欧洲的强权政治及其引起的国际法充耳不闻。今天它却捍卫着一种纯粹主义式的、起源于欧洲的国家主权观念。”

　　这是美国的政治研究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对中国的看法。他们在其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一书中提出了上述观点。

　　事实上，中国花了10年时间脱离“空城计”，而形成自己的长城，这种观念上的长城已非昨日用以抵御外族入侵的万里长城，更不是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象征。“长城”现在变成了有原则的开放、有步骤的改革和趋于简单的组织结构。

　　2001年，因为中国加入WTO而成为中国的“全球化元年”。10年之后，中国从全球化的参与者变成了屹立潮头的领导者。

　　这10年会让人想起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会让人想起苏东坡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会让人想起黄庭坚的《寄黄几复》，“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会让人想起陈奕迅的《十年》，“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在这10年当中，在全球化从若隐若现变成滚滚洪流的变化当中，在一个世无英雄的年代里，竖子都暴得了大名；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中，出类拔萃之辈的光亮相互遮蔽，使我们看到了温暖，也看到了阴翳。

　　10年之间，在长城和空城计之间，我们徘徊了许久。终于，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回到那疑问当中——未来属于中国吗？

　　《未来属于中国吗》透露：乔舒亚·库珀·拉莫在与高层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会晤后，撰写了一篇名为“北京共识”的文章，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国新外交政策的迷人图画。“中国的目的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成功地制定战略，有效地控制局势，结果自然有利于中国。这种思想源于中国最早的战略家——孙子，他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写道。

　　法瑞克·扎卡利亚援引了他的话，得出了属于自己的结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中国的智慧。现代化中国崛起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