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说真话只是

　　新闻的底线

　　“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

　　本刊记者/刘子倩

　　穿过西客站附近一条小胡同，就到了白岩松工作的地方：一座不起眼的四层小楼。楼道昏暗，室内装饰简单，地板踩起来“咯咯”直响。很难想象，如此大牌的主持人，办公室竟然如此简朴。

　　身着蓝色衬衣，休闲裤，习惯性地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并时不时用手轻扶一下黑框眼镜，屏幕下的白岩松依旧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曾说过，10年前只是姓白，而如今头发也都白了，见面之后方觉并非戏言。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在央视度过了18个年头，最为满意的是什么？他沉吟片刻，答案出人意料：“《新闻1+1》还活着。”

　　“节目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新闻1+1》开播，不仅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刻板的说教方式，而且大胆触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敏感话题。曾有人私下对白岩松说，且看这个节目能活多久。

　　4年过去了，这个节目不但还活着，而且在白岩松看来，它的锐气和精神还在，对新闻和社会的理解并未退步。“节目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还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的确，活着并不容易。“如果只是报道事实，可能不一定特别难，但这是一个新闻评论，而且几乎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评论节目，挑战当然是很大的。既有外在的环境问题，也有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反应速度、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的分寸拿捏。这些东西，每天都是挑战。”白岩松坦言。

　　事实上，自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关于白岩松的传闻不绝于耳。从2009年的“自杀”，2010年的“挂职”，再到今年“辞职”，几乎每年网络上都会有一条关于他的传言。

　　对此，白岩松一笑而过。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在互联网上极不敏感的人，从未开过博客和微博，甚至也从未有人收到过他发的电子邮件。每每关于他的谣言在网上流传，他大多是几天后从同事处获知，哈哈一笑置之。

　　今年，他再次“中枪”。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白岩松在节目中批评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要不停地、不断地、永远说真话，直到大家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事后，这期节目的文字版被网友整理出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网上盛传他因此遭到批评，还写了检查。连同事都来向他求证，白岩松如以往一样大笑：“我多么希望是真的啊！”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辞过职或写过检查。

　　最近，他的一番话又被过度解读。在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当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白岩松说，作为一名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与胡德平的家庭有着没有血缘的血缘关系。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可在白岩松看来，这话再正常不过。“我是1989年大学毕业的，而且我们这代人对邓小平、胡耀邦充满了敬意，之前也看到中央领导写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所以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表达。”

　　白岩松对于引起这么多的议论也有几分无奈，他说他不会把每个问题都想得那么周全。“那会太累，大家愿意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

　　央视代言人还是央视异类？

　　不管白岩松愿不愿意，每有大事，他的评论总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甚至会被解读为高层授意，至少是代表了央视的态度。

　　但白岩松自己却不喜欢这种“被代表”。“我们是在做新闻，不是在做某一种态度。”他说。

　　白岩松向《中国新闻周刊》详解了《新闻1＋1》每天制作的流程：每天中午12点前，编辑会给他报两到三个选题，他选定一个后再跟领导碰头。确定选题之后，他与团队会有一个交流，然后各自准备。下午，他一般都是在准备晚上的直播内容，如果是不熟悉的问题，就会准备得更为仔细。不过，经过20年电视生涯的历练，少有他不熟悉的领域。

　　节目直播前，只有一个提纲，没有成文的稿子，甚至他自己事先都不确定节目上会具体说些什么。也就是说，上节目前，只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和结构，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授意。

　　矛盾的是，在被视为央视代言人的同时，敢说敢言的白岩松又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央视庞大的传播机器中的一个异类，一个体制内的坚守者。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是央视的一员。我所感受到的所有东西也是从央视得到的。”

　　他说，许多人痛骂央视，但对于柴静、崔永元等主持人极尽赞美之词。“最后发现表扬最多的还是央视的。10年前大事看凤凰，如今已是看央视。所以，大家只是借骂央视反映另外的社会情绪。”

　　在他看来，新闻向前走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机缘巧合”出现了节目被取消的情况。“我能够去面对，这又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见得未来不会发生，这就是职业风险问题，否则全世界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天窗这个说法了。”

　　带着理想，说有建设性的真话

　　在同事敬一丹眼中，白岩松是一个“不传播毋宁死”的家伙。“因为我比较傻还比较轴，所以才坚持到今天。”白岩松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历程。

　　1985年，17岁的白岩松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中国广播报》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1993年，他调入央视，成为《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这成为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很快，凭借着出色的表现，他为电视观众所熟识。

　　4年之后，白岩松迎来了事业的第2个转折点。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大型直播节目，白岩松被选为节目的主持人。在事后的表彰大会中，他成为唯一获得一等奖的现场报道主持人。那一年，白岩松29岁。

　　随后的10多年中，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种荣誉，白岩松越来越从容和淡定。

　　如今，参加各种颁奖典礼前，白岩松都会问上一句：“为何把奖给我呢？”对方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你说真话，坚持新闻理想啊。”起初，听到这话，白岩松都会很开心，可当虚荣心消退之后，他颇感脸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20多年前，他在大学课堂上学到的是，“说真话”是新闻的底线；而到了如今，“说真话”却成为获奖的理由。“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白岩松感叹。

　　前几天，易中天问白岩松，“是梦想重要还是底线重要”。白岩松一如往常反应敏捷：“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制止底线的不断下滑，然后夯实底线，再慢慢抬高底线，站在抬高的底线上，你就会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

　　令他担心的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地方底线都变成了上线，报道新闻时说真话也成了巨大的优点。“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新闻都不说真话，后果会怎样？”

　　他认为，后果就是，年轻一代失去危机感，公众失去了对真实社会的判断，很多年之后，今天的正面报道就会成为负面报道；相反，今天的负面报道，若是带着理想和建设性，很多年后回头看，它就是正面报道了，因为它促成了改变。

　　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更为担心的，是新闻行业的没落。如今，优秀的年轻人都往公务员、大型国企里挤，传媒界中的优秀人才自然变少了。所以他担心，10年之后，如果媒体中成长起来的都是二流人才，那就决定媒体也是二流的。

　　他鼓励年轻人，要以比他更快的速度超过他；他也一直在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几年前，他就辞掉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在他曾担任制片人的《时空连线》团队中，目前已走出3个副主任、15个制片人和5个首席记者。他乐见柴静、张泉灵、李小萌等后辈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成熟。

　　“或许又到推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时候了”

　　白岩松认为，网络让百姓变成了公民，开启了“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但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不能都渴望自由，却滥用自由。

　　若干年前，他曾问启功先生，看到那些假冒他名字的字画有何感受。启功笑答：“有些比我写得还好，署他自己的名字多好啊！”

　　白岩松未曾想到，当年他提出的问题，如今返回给了他自己。

　　在微博上，有不少激进的语言署名为白岩松。“你假借别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话，不同样是作假吗？”常有一些部门来央视核实传言，白岩松跟领导开玩笑说，以后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但不管怎样，他仍将自己定位于互联网的支持者。

　　“或许我们又到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十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开启新的新闻改革，只不过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出现，使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还不是那么自发和主动的，所以新闻也应该有新一轮的、更开放更透明的改革。”

　　白岩松举例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证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新闻不断地改革，提供更快捷真实客观的新闻，老百姓才有知情权。”他说。

　　十几年前，白岩松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渴望年老》——并非希望年华流逝，而是企盼心智成熟。

　　年过不惑的白岩松，现在每周要踢两场球，还喜欢听摇滚乐，甚至比女人还爱逛街。他已将工作与生活严格划分，基本拒绝了外面的应酬，几乎每天都回家吃饭。“如果没有时间陪家人、听音乐、踢球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白岩松说。

　　就在去年，白岩松出了第二本书《幸福了吗？》，以此记录10年来走过的日子。他似乎更喜欢总结过去，而不是筹划未来。他表示，从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现在。

　　正如他将自己的新书送给柴静时，在扉页上写的那句话：这一站，幸福。 ★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白岩松，1968年出生，蒙古族。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至《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先后荣获“中国播音与主持”大奖特等奖、“中国金话筒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奖项。

　　他被视为中国电视媒体的良心，凝重而坚毅的神态，堪称电视屏幕上的中国表情。2011年，他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持续追问，体现着勇气与睿智，尤其“7.23”动车事故之后，他以动情而犀利的电视评论，引起巨大反响。新闻人是时代巨轮的望者，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极其重要的传播平台上，他和他的同伴的努力和坚持弥足珍贵。

　　《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十年长跑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

　　本刊记者/杨敏

　　2011年4月，俄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红轮》中文版第2卷，继去年的第1卷后问世。

　　《红轮》共20卷，每卷2至4部，每部40至70万字，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的一部小说。历史学者秦晖说：“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

　　索尔仁尼琴1937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1965年完成第一卷，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7年，这部小说才最后完稿。

　　小说中文版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1998年，时代文艺出版社买下版权，直到2010年，第1卷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出版。

　　10余年间，9位译者中两位因病去世，当年点灯熬油的“年轻”译者已退休赋闲；原编辑安春海曾携《红轮》前三卷书稿，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无果。他自称“怀抱和氏璧”，而10年不遇。

　　1996年，长春

　　199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安春海，在策划一套宏伟的“巨匠丛书”。有意思的是，当他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纳入这套丛书时，这部鸿篇巨制还未完成。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古拉格群岛》等著作在西方公开出版，他被以“叛国者”的罪名驱逐出境，直到1980年代末，才被祖国恢复名誉，1994年得以携家人回国定居。

　　《红轮》的大部分写作是在他流亡海外的20年里进行的。

　　安春海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找到索氏的代理人，拿到了《红轮》作品的优先授权。随后，跟俄国文学资深翻译家、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的何茂正签订了头三卷的翻译合同。

　　1998年，何茂正迅速组建了翻译团队，包括东北师大的朱宝宸、张达民、武学善、胡真真和李万春，吉林大学的林全胜、夏广智和李青，共9人。

　　“翻译是二度创作。要对《红轮》这样独特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其难度之大，简直难以想象。”何茂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红轮》共涉及几百个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均冠以真实姓名，力图还原“全部准确具体细节”。比如为写俄帝国陆海军部长古奇科夫，作者除了利用全部公开资料，还利用了未发表的信件和家族成员的证言和口述。

　　翻译时，需要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而且它不是按事情发展的逻辑，跳跃非常多，不是常见的写作手法。一开始真的是在啃，硬啃，后来就慢慢有乐趣了。”胡真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翻译了第一卷第一部的后半部分，和第三卷的第三部，共60万字。

　　因为白天要上班，她只能在晚上干活。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翻译。一个人在家会心慌，她习惯开着电视做翻译。“好看就看两眼，不好看就让它开着。每晚大概得到1点左右。”胡真真说。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三年。

　　刚开始翻译时，胡真真还不会使用电脑，都是手写。“稿纸大概都有这么厚一摞。”胡真真拿手比划着，大概有25公分。之后，再将几十万字一个个敲进电脑。

　　何茂正负责统稿。仅仅统一人名，就耗费了他大量时间。“以一个人的名字来说，俄罗斯人有时称呼名，有时称呼姓，有时称呼名和姓，有时称呼全名，还有小名、尊称、卑称。”何茂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译成不同的汉字发表，读者会以为是些不同的人。在这方面，统稿时一点也马虎不得。”

　　何茂正花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统稿。2001年，头三卷的翻译终于基本完成。

　　其时，责编安春海已调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红轮》的出版陷入僵局。

　　安春海原本对《红轮》的出版寄予厚望，甚至策划好了让普京为中文版写序言，“因为能找到和普京私人关系很好的人”。但这一切都中止了。

　　安春海仍然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几年内，与清华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五六家出版社谈过《红轮》的出版，都未能谈成。

　　每一次有关出版的消息传来，译者们都争相转告，兴奋不已，但希望一次次落空。“后来真绝望了，等了快10年了。”胡真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学善生过一次病，病愈后，不太会说话了，但俄文说得呱呱的，经常唱俄文歌曲，好像把中文给忘了。”

　　在等待中，译者武学善和夏广智相继离世。

　　2009年，南京

　　一次，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黄孝阳和学者秦晖聊天，秦晖向他推荐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称此书是百年来世界文坛最重要的巨著之一。9月29日，他收到秦晖的邮件，得知《红轮》前三卷已经翻译完成，翻译统筹是东北师大的何茂正。

　　次日，他便与何茂正取得联系，又通过何茂正，联系上了安春海，拿到了稿件。

　　在黄孝阳看来，没有任何一部俄国小说，比《红轮》更深入到了曾经的苏俄帝国的黑暗世界中，但很奇怪，《红轮》的文学性常被人忽视。

　　“复杂性是文学的最高追求。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非线性地相互作用着，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却共同构成了这株树的形象。在我看来，《红轮》就是这种写法的典范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黄孝阳提出了《红轮》中文版的出版计划。一周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此开了两次会，但“基本上都是质疑和批判”。

　　在写给社长黄小初的邮件里，黄孝阳针对政治敏感和经济效益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政治方面，有《古拉格群岛》中文版在前，所以《红轮》的压力应该不大；关键是经济方面，是否能够实现盈亏平衡，乃至盈利？

　　他写道：“《鲁迅全集》卖给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如何有效地找到他们，并实现销售？”

　　黄孝阳建议，向图书馆发征订信函，开展图书馆的直销工作。他查了数据，除去高职院校、中学、企业图书馆、监狱图书馆等，全国共有2698家公共图书馆。他甚至表示，如果发行部门不愿意办此事，他可以来办。

　　社长黄小初看了《红轮》译稿，最后拍板：赔本也出。

　　2009，北京

　　为了争取盈利，江苏文艺出版社希望借助民营出版公司的营销能力，选择了跟北京的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他们看中了时代华语在渠道尤其是“馆配”(图书馆直销)上的能力；而时代华语刚从做党建图书转型为大众出版，对《红轮》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双方一拍即合。

　　三个月后，当《红轮》第一卷100万字的一审稿编辑加工完时，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人、《红轮》责编之一姚常伟已用废了整整6支红笔。他在编辑后记里如此形容自己的阅读体验：“我仿佛是一个惊慌的探险者，每走一步，就要停下脚步回想一下刚才走过的那段道路是否还完整存在，是否会出现坍塌的可能。然后，抬起头，继续在历史的尘埃中蹒跚而行，直到那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出现微弱的光芒，我才松了一口气。”

　　2010年6月，《红轮》第一卷出版。年底，获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和深圳读书节年度“十大好书”奖。销量持续递增，加印了一次，实现了盈利。

　　“我当时想，哪怕只卖3000套都是好的。就算亏一点，也值。5000套就盈亏平衡了。”黄孝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又一起运作了《红轮》中文版第二卷的出版。尽管在送江苏省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时，他们充满担忧，但春节过后，出版局就下文：《红轮》第二卷审查通过，可以出版。这简直是春天般的好消息。

　　第2卷出版后，时代华语在万圣书园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学者止庵等人出席。

　　姚常伟给止庵寄书时，老人非常高兴，再三强调：四个角用牛皮纸包好，千万不要把角给折了。 ★

　　《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后的、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作品。《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这一群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人、译者，历时10多年，苦心孤诣，坚持不懈，终于使这部巨著得以跟中国读者见面。

　　《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从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前编辑和策划人安春海、9位译者，到最后接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与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是一支涵盖老、中、青三代的庞大队伍，也是一支再也无法聚齐的队伍，因为其中两位译者已经去世。

　　“《鲁迅全集》卖给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红轮》责编之一黄孝阳

　　张立宪：独立传媒江湖

　　他有“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本刊记者/马多思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的民国元年的小学教科书被影印再版。

　　这套老课本由11册线装教科书和6册与之相配套的平装《教授法》组成，封面用的是传统线装书常用的瓷青纸。制作者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带精致小竹片的蓝印花布书袋，用于包装全套书，以至于有人说这书“美得让人发呆”，甚至有人埋怨“过于精美，舍不得翻阅”。

　　把这套书做得如此极致的，就是出版人张立宪。

　　1969年出生的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长得浓眉大眼，就像样板戏《红灯记》里的男一号李玉和。他出书一向有着“不惜成本”的名声，有人说，他这种苛求只有当年国家搞样板戏时才有过。

　　但张立宪认为值得。他说，通过这本书，就能解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书，被公认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套小学课本，有“公民教育读本”之誉。

　　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打磨

　　2011年11月，历经3年努力，张立宪的团队精心修复、再版了初版于1912年的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作为老课本系列修复计划中的第一套。

　　第一次看到《共和国教科书》上的文字，张立宪的内心非常震撼。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文字很简单，一年级的小学生就能读懂，但在张立宪看来，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美感和力度，胜过万语千言。

　　老课本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让张立宪看到，母语曾经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过。“中国的文字在当时真的是有一股勃勃生气在里面，它的正大光明的气象，后来很少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无论是社论还是小学生作文，都是在遮遮掩掩，或者是一些套话、空话、言不由衷的话，要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些貌似聪明的人说一些抖机灵的话。”张立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那时起，张立宪产生了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想法。2010年春天，他南下杭州，与对学者傅国涌见了面。

　　对民国教育颇有研究的傅国涌，为张立宪推荐了商务印书馆晚清民国时出版的3套老课本，其中首推《共和国教科书》。他认为，小学教科书远比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更加重要，因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再版次数超过2560次，发行量达七八千万册，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知识精英们阐述了14条编辑要点，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确定出版计划后，张立宪和他的团队要做的第一步，是把这套课本找齐。但他们发现，这个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图书馆里找不到老课本的收藏。

　　经傅国涌介绍，张立宪到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

　　“这些老课本是石鸥老师的宝贝，要借出来特别难。后来慢慢接触，石鸥老师感觉到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们便有了信任。到最后，基本上是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一开始还打借条，后来借条也免了。”张立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张立宪介绍，初小部分的大幅插图、楷体手写字，修复起来还没那么费劲，真正高难度的是高小部分的内页，因为文字笔画非常繁琐。

　　修复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出版计划一推再推——本打算当年出版，结果第二年也未能完成；本来计划一年出三套老课本，结果改成三年只出一套。

　　2010年，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老课本已经开始热卖，张立宪的想法被别人捷足先登实施了。但他不后悔也不生气，他相信，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打磨。

　　2011年11月，张氏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终告出炉。

　　这套书的外皮沿革了张立宪“极简主义”的美学观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张立宪正巧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一头，一家出版社表示要给这套书制作腰封。听到这，他粗粗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神情显然不悦。“我不想让别人推荐我的书，也不想推荐别人的书。都做好自己的书就行了。”挂下电话，张立宪如此对记者宣示。

　　不惜成本，不留遗憾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老课本的兴趣始自2009年，当时，文化学者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给了他最初的灵感。

　　数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当即被个中文字所吸引。他感慨：“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让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老课本》这篇文章，正是刊发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上。

　　让张立宪声名鹊起的《读库》，创办于 2005年9月。当时，已经在出版业混迹多年的张立宪，正在考虑是否跳槽到另一家出版公司。然而，随着入职时间的逼近，他和新东家的分歧逐渐彰显，使得张立宪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总是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一些事情？”正值本命年的张立宪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次日，他就有了具体的目标：做一本Mook(即杂志型图书)。“突然间我意识到，不能做成‘刊’，一定得是书的质感和形态。一本做得再好的杂志，过一段时间也会被人们当成废纸扔掉；而一本做得再差的书，基本上会被保留在书架上。”

　　关于这一次创业，其中的冒险成分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夸张。“别人和我聊起《读库》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谁给你投资？’我自己投啊！这听起来似乎很吓人，其实再简单不过，图书出版的资金门槛并不高。”回忆当年，张立宪说他为《读库》试刊投入了4万多元。

　　做《读库》，张立宪坚持“三有三不”原则，即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读库》火了，有了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这个群体每年都在稳步增长。目前，每期都能售出三四万册。

　　关于“不惜成本”一说，张立宪这么解释：大的出版商有一个诀窍，即一本书的全部成本，需控制在书定价的23%以内。而《读库》仅仅印制成本，就已经占到23%了。

　　而《读库》一篇文章的制作过程，也可以说明其不计成本精雕细琢的制作原则：张立宪约作者绿妖采访、撰写关于民谣歌手周云蓬的稿子，绿妖表示她需要花三个月采访周云蓬，然后写作需要三个月，整个过程至少半年。果然，半年后稿子发出来了，而绿妖和周云蓬已结成爱侣。

　　不久前，《读库》再版了国内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挪威绘本《童年与故乡》。较真的张立宪辗转找到译者吴朗西和手书者丰子恺的后人，把稿酬付给他们。

　　“人在做，天在看。”张立宪在博客里写道，“如果版权上有瑕疵，如何能够像一个丰收的农民一样享受收获的喜悦？” ★

　　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的品牌奇迹；2011年，他又拿出特有的执著，以绣花般的耐心与功夫，修复并再版了民国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重现母语教育的生动、质朴和启蒙力量。他的踏实、一丝不苟，乃至几近“变态”的追求完美，在当前浮躁喧嚣的传媒江湖堪称另类，却同时收获了个人的成功和众人的尊敬。

　　张立宪，别名“老六”，网名“见招拆招”。1969年生，著名出版人，现居北京。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记忆碎片》(新版名《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

　　“人在做，天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