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影响中国年度文化人物

　　获奖：赵汝蘅

　　提名： 赵汝蘅 郑小瑛 张大春

　　赵汝蘅：我这一辈子就干芭蕾

　　这么一件事

　　57年的芭蕾生涯，她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和院团体制变革的年代；28岁因伤退役后，完成了从新中国第一批芭蕾舞者到中国最顶尖芭蕾院团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从国有文化院团最困顿的时期开始，一路见证中国芭蕾舞的起伏发展

　　本刊记者/万佳欢

　　赵汝蘅缓缓经过国家大剧院的一条长廊，走向舞台。路实在太长，原本就很劳累的赵汝蘅累哭了。

　　这一天是7月16日。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闭幕。两年的筹划、半个多月的劳累，让她40年前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落下的脚伤又开始隐隐作痛。

　　这位67岁的老人擦擦眼泪，走上台，开始以一种平和的腔调，缓缓念出闭幕词。

　　比赛仅仅十天，却是赵汝蘅57年芭蕾生涯中从没做过的事情。请评委不易，眼巴巴地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报名更不易，“比当团长时还要苦恼，我都快崩溃了，”她说。在中央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中芭)团长的任期里，无论经历何等的风浪，她都从未使用过“崩溃”二字。

　　“……在这57年中，我们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跳舞。”赵汝蘅念道。11岁时懵懵懂懂地走进北京舞蹈学校的情景犹在眼前。

　　那之后，她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和院团体制变革的年代；28岁因伤退役后，完成了从新中国第一批芭蕾舞者到中国最顶尖芭蕾院团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从国有文化院团最困顿的时期开始，一路见证中国芭蕾舞的起伏发展。

　　“我自己伤了，没跳够、没过着好日子，这反过来让我觉得，应该把自己没得到的让年轻人得到。”赵汝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千万别把这个团弄垮了”

　　1993年，赵汝蘅被任命为中芭常务副团长。这个官衔给舞团带来了一阵小震动：领导班子和有些同事不明白，她不过是一个外号叫“赵大大”的舞蹈演员，她怎么就能成了团长呢？

　　作为1949年后培养的最早一批芭蕾舞演员，赵汝蘅曾主演《天鹅湖》《吉赛尔》及《红色娘子军》等大型舞剧。但跳了仅仅十几年，文革期间下基层演出时积下的伤病便让她过早结束了舞台生涯。

　　从1972年起，两次大手术和疗养几乎占用了她5年时间。此后，因为没有办法跳舞，她一直在考虑离开芭蕾舞团。

　　赵汝蘅第一次扭转这个想法是在1984年。那一年，舞团派她与白淑湘等老师一起带队去日本大阪参加国际比赛。参赛的6个演员一下子得了6项大奖，这让赵汝蘅十分激动。因为从1979年开始旁听英语，彼时的赵汝蘅已经可以和外国人作简单交流。一些外国舞团的艺术指导对她说：“以后有事就找你。”这让她有了信心。

　　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李刚觉得赵汝蘅“还是一个动脑子的人”。从1986年开始，他亲自点名让她接连带队出国访问。

　　1992年之前，文化部人事处就找到赵汝蘅，第一次提出让她来负责中芭的工作。她一口回绝，“绝对不能干。”赵汝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不适合。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演员；自己又不懂管理，有这份心不等于有力啊。”

　　但是她关心这个舞团。有年轻演员受伤，她会急匆匆地催她们赶紧去拍X光片。“为其他人做些事情，能让别人不走我经过的坎坷道路，是我最简单的愿望。”她说。

　　虽然自己推脱，但是一年后，赵汝蘅还是被任命为副团长。同大多数国有艺术院团一样，彼时的中芭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顿的时期。全团200号人每年只有207万拨款，工资都发不出来，工作人员只好纷纷出去拉赞助。

　　赵汝蘅上任副团长前的最高头衔是“团长助理”，就是为了方便自己去拉赞助，特意向领导争取来的。

　　虽然已在舞团工作多年，但突然被提拔为领导，她还是被各种质疑和非议包围。人们质疑她的家庭背景、演员出身和管理能力，而当她争取到第一笔来自李嘉诚的100万元赞助款时，又有人说：赵汝蘅的儿子在留学，她是不是拿这钱去支持儿子上学了？

　　赵汝蘅对自己的处境有点发蒙。她不会开会、不会讲话，对舞团的未来没有想法，也不知道从哪入手，唯一的念头只是：“千万别把这个团弄垮了。” 她每天应付各种问题，疲惫不堪，在团里硬顶着，回家掉眼泪。“有时候都不想来上班，觉得那个台阶我就迈不过去了。”赵汝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93年底，赵汝蘅碰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难题：广州即将成立芭蕾舞团，他们用高薪来“挖”中芭的人，从领导、主要演员一直“挖”到后台人员。

　　怎么能把人留住、让这个团不散？她设身处地想了想，觉得演员的心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跳舞。

　　情急之下，她决定排全本《睡美人》，希望能让很多人有上台跳舞的机会，“从跳舞上找到艺术感觉，就不走了”。她这样想。

　　之后，一些主要演员还是去了广州，但毕竟绝大部分人留了下来。这个转折点让赵汝蘅明白，艺术是能留住人的，她也渐渐有了一点成就感。

　　机构改革：困难重重

　　1994年，在带舞团赴香港演出期间，当地《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让赵汝蘅大受打击。文章写道，“平均年龄39岁”，中芭可称“世界上最年迈的芭蕾舞团”。

　　从香港回内地后，赵汝蘅下决心解决“新演员进不来、老演员出不去”的情况。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请人家走是不太可能的”。

　　赵汝蘅选择的方式仍然是排戏。她回家翻看录像带，最后决定排《舞姬》——这出被公认为难度最大的芭蕾舞剧，一出场就要求演员抬后腿。“演员老了就抬不动了。”她说，“让他们自己感觉自己不能跳了。” 同时，她申请把35岁以上的老演员养起来，让他们拿60%的工资提前退休。

　　刚解决了这个人事问题，新麻烦接踵而至。在1996年文化部的体制改革中，中芭一度被并入中央歌剧院，舞团乐队也宣告解散。而赵汝蘅当时则固执地坚持应该保留中芭的建制。于是，“上面”觉得她抵制改革；下面的人则在上班途中拦着她，责问她为什么要解散舞团的乐队。

　　到了2001年，演员的宿舍楼又成了赵汝蘅最头疼的事。为了改造这栋老化的筒子楼，她跑到时任发改委主任曾培炎处，终于争取到相应的拨款。

　　同时，她开始主导舞团“年薪制”改革，让演员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在改革方面，我们是走得太超前了，” 主管人事工作的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何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至于2006年国家工资改革时，我们反而又倒回去再做。”

　　除了机构改革，赵汝蘅还得操心芭蕾舞在内地的普及工作。直到1990年代中期，舞团演出时台下还是乱哄哄一片，观众“听不懂也看不懂”。他们去广州演18世纪浪漫主义芭蕾舞《吉赛尔》，别人很惊讶地对赵汝蘅说：“这不应该是吉普赛的东西吗？”

　　于是，她开始尝试在开场前亲自上场，站在幕外跟别人讲解剧目常识。同时，受到李德伦开创普及性交响乐演出的影响，中芭开始做一些普及讲座。最早一次讲座是在国家图书馆，7对得过国际金奖的演员在一众部级干部面前表演双人舞，赵汝蘅则在一旁简单讲解芭蕾发展史，与台下互动。“走进芭蕾”系列讲座由此被开辟出来，变成一个长期普及项目。

　　2000年，北大百年讲堂刚投入使用，赵汝蘅便找到北大，最早把演讲堂开启成为一个演出场地。如今，北大的芭蕾舞演出已经成为固有节目，培养了大批芭蕾观众。

　　开启跨界合作

　　1995年，受哥伦比亚公司的邀请，赵汝蘅第一次作为团长带队出国演出。那时候，受邀的几乎都是片断或小节目，而且演出地点“是边缘的小剧场”。

　　赵汝蘅已经明白，艺术才是一个艺术团体“最大的政治”。除了中芭的“老家底”《红色娘子军》外，怎样才能告诉观众，芭蕾不仅仅只有王子和公主？

　　她把目光投向了不同风格流派的编舞，希望借此给舞剧带来全新的角度。1999年起，她开始主持编排《黄河》《梁祝》及《胡桃夹子》等一些中型中国舞剧。前者找来民族舞蹈家陈泽美，《梁祝》排了中外编舞两个版本，《胡桃夹子》也找了不少外国编舞，“但都不算特别成功”。

　　其实，赵汝蘅对话剧尤其关注，因为“先锋话剧是走在前面的”。其中在黑匣子剧场演出的《北京的故事》给了她很大冲击——在这出剧目中，京剧、现代舞和话剧演员同台演出。赵汝蘅朦朦胧胧产生了寻求与业外人士合作的想法。

　　2000年，《胡桃夹子》的舞台设计师曾力对赵汝蘅提到，导演张艺谋在做音乐剧《印象刘三姐》。赵汝蘅当即想，《红色娘子军》也是根据电影改编的，张导既然能导音乐剧，干吗不能做芭蕾舞剧？

　　通过曾力的沟通，赵汝蘅约张艺谋在北展看了场芭蕾舞，之后便去她家开始谈剧本。经过多次讨论，他们决定改编张艺谋的旧作、色彩极为强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赵汝蘅又找来旅法作曲家陈其钢和法国服装设计师，后者用旗袍把芭蕾舞演员整个包了起来。

　　当时，电影导演、旅法作曲家、话剧舞台设计师这样的跨界合作引起了非议。非议来自剧团内部、舆论乃至上层，导致该剧落选第一次国家精品工程。

　　“张艺谋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社会地位，反对他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剧目选择也是有非议的。”赵汝蘅回忆说。

　　然而，《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国外备受好评。2003年，这出舞剧成功出访英法意三国。英国方面甚至主动找赞助，并同意中方自带乐队。整整一个星期，赛德勒温泉剧场都挂满了红灯笼，直到最后一场，门口的观众还排着长队。带着170多人庞大演出阵容的赵汝蘅不由得想到，17年前自己也带团来过这里，却只能演出片断《天鹅湖》和《祝福》。

　　在意大利演出后的观众见面会上，赵汝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观众讲述了从《红色娘子军》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故事。一位戏剧评论家总结，“最早我们把《红色娘子军》认作中共宣传工具，现在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中国的财富。《大红灯笼高高挂》则代表了现代化的中国。”

　　这次成功出访也打响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名号。在此影响下，赵汝蘅于2008年带着《天鹅湖》登上殿堂级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的舞台，2009年又将两出整戏带到巴黎歌剧院。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贡献”，法国向赵汝蘅颁发了“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大红灯笼高高挂》不能说是绝对的精品。”十年后，赵汝蘅评价。她深知这出剧目还是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这一步迈出去，是一种无意识的突破。”

　　她将《大红灯笼高高挂》跨界合作和商业上的成功评价为一个“拐弯”。这种模式影响了许多人，此后有越来越多的舞台艺术开始跨界合作。“我觉得中芭是起了一个先导作用的。”她说。

　　而这出剧目也让赵汝蘅看到了舞蹈界自身的问题。跟张艺谋的合作中，最大的障碍是编舞自身的文化水平——导演有天大的想法，编舞都无法理解和体现。

　　2008年，中芭选择人艺导演李六乙创作舞剧《牡丹亭》，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李六乙急得都想练舞了，编舞也快被我逼疯。”赵汝蘅说。她希望编舞能够具有美术眼光、音乐修养和文学底蕴，“林怀民是文学博士出身，体验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

　　离开中芭的赵汝蘅仍然记挂着这件事。在今年筹办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时，她明知道编舞比赛不好搞，也坚持要把它放进去。她自认自己卸任后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干芭蕾这么一件事”。 ★

　　获奖理由★

　　2011年，在她发起、推动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举办了首届北京国际芭蕾暨编舞大赛，具有国际水准的赛事得到了国内外业界的认可和好评。她1955年学习芭蕾艺术至今，虽因脚伤过早离开舞台，但她把对事业的热爱倾心奉献给中国芭蕾艺术事业。她担任团长的15年间，坚持继承与创新，引进了一大批世界经典剧目，推出了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代表的可以媲美国际芭蕾舞界的中国民族芭蕾舞剧，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人材，使国家芭蕾舞团当之无愧地登上国际舞台。在半个多世纪里，她和一代又一代的舞者，不断地用足尖在芭蕾艺术的瀚海里执著地探索、追求。

　　简介：赵汝蘅，1949年后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者，曾主演《天鹅湖》《吉赛尔》及《红色娘子军》等大型舞剧。1972年因脚伤退出舞台，开始陆续参与中央芭蕾舞团的管理工作。1993年担任副团长职务，次年晋升团长。15年后离任，当选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九届主席，目前担任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

　　言论：

　　“我这一辈子就干芭蕾这么一件事”。

　　郑小瑛：乐池里的堂·吉诃德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本刊记者/丁尘馨(发自厦门)

　　只要郑小瑛做指挥，歌剧表演也可以是堂课。

　　“大家好，我是郑小瑛，演出开始的时候，请大家安静。”开场前，她面向观众，向台下做简单解释或者交代。

　　过去30年，郑小瑛几乎每场演出都要亲自做一番解说，关于剧情、演员、旋律，甚至最基础的礼仪。

　　11月21日晚，歌剧《土楼》在龙岩市新盖的剧院里上演。这个曾经因革命根据地闻名的城市位于福建西部山区。郑小瑛的祖籍是龙岩永定县，她被主办方盛情请来，为这个城市历史上第一次歌剧演出出任指挥。乐池里的郑小瑛惯例穿一身黑色长裙，花白的头发简单地束成短马尾。

　　《土楼》演出约2个半小时，很少有人退场。“我边指挥边想，后面这些人都是第一次看歌剧，能有这样的安静，真是太不容易了。”郑小瑛已经很开心，虽然在谢幕时看到观众匆忙地鼓掌，之后就涌向了出口。

　　郑小瑛已经82岁，同等资历的音乐家，几乎只有她还在一线。她的动力来自一个简单的逻辑：歌剧是那样美好的东西，只是因为演得少，中国人没有机会爱上它。

　　人到七十起了念头

　　在龙岩演出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半，郑小瑛就匆忙坐车返回厦门。上午11点，她和厦门副市长约好见面，需要敲定将在福州歌剧节演出的两部歌剧的费用。演出定在两天后，80万经费还没有落实。

　　这样“讨钱”对现在的郑小瑛已是平常事。13年前，厦门市政协主席亲自请她来开疆拓土，为厦门创立一个民办的交响乐团。只是热情的地方领导没有想到，交响乐竟然如此费钱。

　　“他们不懂乐器很贵，乐手也很贵，演奏的音乐他们又听不懂。他们不理解这些，为什么还要搞交响乐？”郑小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国内郑小瑛学生辈的一众指挥家年薪大约是90万到200万。郑小瑛初到厦门的第一份合同年薪只有13万。她先是和团员挤在集体宿舍里，后来由于赞助人没有付房租，就自己租了一个大约40平米的小屋子，大间只能放一张床，小厅放一张茶几，既办公又吃饭。

　　70岁以前，她不曾为钱发过愁。

　　年少时，郑小瑛是上海滩西爱咸斯路弄堂里漂漂亮亮的大小姐。留美归国的父亲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新式名媛。郑小瑛6岁便被抱到钢琴前。那时候美国有个童星秀兰·邓波，父母在电影上看她会什么，郑小瑛就得学什么。

　　成年后，她遂父母意愿考上协和医科大学，一年后私自跑去了解放区文工团。解放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被苏联专家选中，成为赴苏留学唯一的女学生，并成为中国首位登上国际乐台的交响乐指挥。改革开放后，她回到中央歌剧院任首席指挥。

　　顺遂的成长之路让郑小瑛对音乐的理解多了一份纯粹，她说“我是生怕大家错过了，享受不到好东西”。

　　到厦门之初的11年，她每年都需要去“化缘”。为钱枯等郑小瑛可以不在意，地方官的几句话却让她差点拍案而去。

　　“那人说，‘郑老师，没有你，我一分钱不会给。’他是因为我才给的这点钱，可是我为厦门做的事情在他看来一文不值！”郑小瑛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郑小瑛终究没有走。“如果我走了，那他永远不明白音乐的价值。我后来是有点居高临下的来看这件事情。我想，我要是走了还有谁来教育你。”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之后几年，依然不顺，她就像个愚公，带着爱乐做到现在。至今，厦门爱乐的待遇在全国各交响乐团中也是最低的。

　　2003年，居无定所的厦门爱乐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厅。乐团入驻排练的第一天，郑小瑛在家里用打印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了一副对联，一张张地接起来挂在音乐厅的天幕两边。

　　让郑小瑛觉得努力终有回报，是到了2006年。

　　那一年厦门市政府发动市民票选代表厦门的十个城市名片，全部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厦门爱乐当选为名片之一。“我觉得好不容易。厦门爱乐代表这个城市了。我们可是跟鼓浪屿、厦大一起参评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9年，由厦门副市长牵头成立了厦门爱乐的理事会，由20多个企业家组成理事，从此郑小瑛不用再为筹钱奔波了。这位副市长是厦门爱乐培养起来的一个乐迷。

　　“欢迎来看我们草台班子演出的歌剧”

　　交响乐团刚刚顺利运转，80岁的郑小瑛又把歌剧列入了新计划。

　　2010年6月，在厦门一家大企业的资助下，“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在厦门工学院成立。厦门工学院有些偏僻，离市中心要40分钟车程，学校的大楼也简陋，但郑小瑛还是很感激。

　　此时留学回来的学生王进找到她，“我们现在都有独立操作的能力了，只要郑老师来搭台，我们来唱戏，可以一起来做点什么。”郑小瑛被学生说动了心，“给厦门人看一看，歌剧是什么。”

　　郑小瑛想打造属于厦门自己的《茶花女》。

　　她找人把老版《茶花女》的译词重新修配，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亲自到福建各艺术院校文工团挑选演员。

　　厦门版《茶花女》除了女主角以外，男主角以及众多配角都不是专业歌剧演员，虽然有良好的歌唱基础，但此前没有一人上台表演过歌剧。

　　郑氏《茶花女》中的群众演员是清一色的“草根”，他们来自厦门爱乐乐团合唱团。2007年的时候，郑小瑛在厦门爱乐乐团的下头又搞了一个业余合唱团。这群看似七拼八凑的“杂牌军”在工作之余每周两次相聚排练，逢演出时就披挂上阵。

　　离休20年后，郑小瑛又找到了老东家中央歌剧院，它们免费为她派出了一支专业的舞台服务团队。临近演出前，郑小瑛用10天时间到厦门各高校、书店连续举办6场免费讲座。“欢迎来看我们草台班子演出的歌剧。”郑小瑛骄傲地推销自己悉心打造的“本土草根版”《茶花女》。

　　2011年4月23日，《茶花女》在厦门工学院成功首演。

　　“怎么老了跑这来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我有时也觉得自己神经。”郑小瑛对当时的冲动很有些佩服。这次演出的《茶花女》是经典歌剧第一次在厦门完整亮相。

　　不到半年，郑小瑛又完成了第二部经典改编作品，施光南作曲的经典歌剧《紫藤花》。郑小瑛把原作进行缩编精简，干脆直接曰之“校园版”。今年9月22日，“校园版”《紫藤花》受邀到国家大剧院演出。

　　郑小瑛一直觉得，国家大剧院的豪华演出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自然是需要的，而作为地方院团更多的应该是做更接近普通人的作品。“草根版”让歌剧可以卸下奢侈的衣裳，音乐照样可以引人入胜。

　　和者日众

　　如今的厦门，无人不识郑小瑛。

　　即使大多数厦门人仍没有听过交响乐，但他们都知道，许多年来这位老人在厦门一直做着一件事——让更多人听到并且喜欢上“阳春白雪”的交响乐。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是郑小瑛唯一的格言。

　　郑小瑛很容易被人记住。她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指挥时热情饱满，常语出惊人，号令众生。

　　82岁的郑小瑛可能是全中国最忙的老太太。在远离首都的天涯海角，她的乐团每周都有演奏会。每年，厦门爱乐要为厦门的中小学生举办10场免费音乐会，长假期间，还将有多场“山海交响”音乐会。今年，郑小瑛的节目单里还多了2部歌剧。

　　明年的计划也早有了安排，除了常规演出，她想做一部喜歌剧《帕老爷的婚事》，还有一部原创剧《岳飞》，她想借此尝试效仿百老汇的制作模式。

　　从事音乐60年，郑小瑛认为自己的巅峰时期是在厦门，垦荒的辛苦也带给她最多成就感。“我很清楚，我们在坚持走一条目前来看是很小众的一条路。但是它是一个真理，是方向。一天哪怕是多一个听众，我也是在前进。”郑小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4年前，郑小瑛生过一场重病，直肠癌。确诊的当晚，她跑去给北京大学的新生作讲座，最后还爬上了桌子指挥大家唱国歌。手术治疗4个月，她就恢复了健康，顶着一头假发，跑到国外去指挥。

　　因为职业所需长时间站立，郑小瑛的膝盖不大好，但她还是喜欢山。“前些年我去芬兰做歌剧，那里很好，白雪皑皑。可是没有山，太单调了，一眼望过去平平的一片。不过一个多月，我就想家了。”她说。★

　　提名理由★

　　郑小瑛为古典音乐所做的一切皆为“让阳春白雪走进大众”。在大制作、大投入成为中国古典音乐演出的标榜时，郑小瑛用行动证明着另一种存在：真诚、草根、默默推广、润物无声，因为她认定做音乐的教育者是一名指挥家应尽的使命。

　　简介：

　　郑小瑛，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专业指挥家，也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她独创边演边讲的“郑小瑛模式”，和朋友创办了第一个女子室内乐团，又在中国创立了首个民营交响乐团。迄今仍活跃在一线。

　　言论：

　　“我很清楚，我们在坚持走一条目前来看是很小众的一条路。但是它是一个真理，是方向。一天哪怕是多一个听众，我也是在前进。”

　　张大春：一个作家的可能性

　　既能在书斋里踏实写作，又不将自己隔绝于书房，对社会与现实保持关注，这已经成为张大春最吸引内地读者的个人特点之一

　　本刊记者/万佳欢

　　《小说稗类》简体版责编曹凌志第一次见到张大春是在一个读者活动中。当时，这位台湾作家正在写毛笔字。“比我原来的预想更温和，说话眉飞色舞，一副把自己都陶醉了的样子，别人也跟着津津有味。”曹凌志回忆。

　　这些读者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春卷”。

　　“春卷”们逐渐发现，张大春与他们惯常看到的内地作家们似乎有所不同：他熟悉古典文化，却不酸腐；踏实创作，却不木讷；才气横溢，却不矫情。

　　其实，张大春谙熟西方文化，最早是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的领军人物，而后来又热爱阅读不带标点符号的古书。他在台湾一家电台做了十年的说书节目，从《江湖七侠传》讲到《水浒传》，似乎是个沉浸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说书人，却又将节目辟出一半时间用来点评时事。

　　他帮王家卫写剧本、与周华健合作京剧、给潘越云写歌词、粘着崔健做贴身采访，同时还不耽误写书——在内地出版的一些书封上，他已经被描述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写历史”

　　十多年前，以边写边连载的节奏，张大春一口气写完了1100页的小说《城邦暴力团》。

　　在这部书中，张大春把江湖、绿林、暗战、侠义等武侠元素统统移至台湾现实社会，它甚至曾被倪匡赞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

　　而另一方面，这部书试图从江湖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其中又套入民国史、漕帮史和个人冒险史，几乎是一部“中国地下社会总史”。内地学者陈思和评价，《城邦暴力团》“以庙堂、江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叙事穿插其间的一部漕帮史，造成了历史的云遮雾障。”

　　最让张大春开心的评价来自于一个在酒店门口碰到的读者。那人对张大春说：“你的《城邦暴力团》太吓人了，我每次经过街坊店铺都怀疑后面是黑道的堂口。”

　　在写这本书之前，张大春对相关题材内容感兴趣已有一二十年，用他的话说，“每天把自己当文盲，翻来覆去地存取材料，没有目的。(写的时候)资料都在手边。”

　　张大春的很多创作都与历史有关。受到香港艺术节邀约，今年他与歌手周华健合作了京剧《水浒108》之《忠义堂》。这是张大春“水浒”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题是关于投降派和造反派的两种价值观。

　　此外，在张大春参与创作的戏剧《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中，岳飞之所以会上战场，其实是害怕面对母亲和媳妇间紧张的婆媳关系。

　　“这样的创作绝不是强调随便编、抛开史实，”张大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忠于史实，也不大可能真正返还历史现场。史料里充满了解释信息，我们一般以为这就是真正的第一手材料。可越是全面理解这些说法不同的史实，也就越容易把错误或者是虚假的东西给挑出来。”

　　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张大春似乎更像是一个“历史真相发现者”的角色。他认为只有不断扫掉史实上的尘埃或者霉斑才能看出它的本相——不过就算如此，这些本相也不见得就是真相。“简单地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写历史。”张大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社会怎么发展，我就怎么评论”

　　《城邦暴力团》出版后，内地已经有过一个公司和几位导演盯上了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但张大春却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他认为，一个作品的形式在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确定了。“假若它能够被拍成一部很好、很伟大的电影，那就证明我一开始的判断是错的，而如果拍成一部烂电影，我还看它干吗？”张大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其实，张大春与戏剧、电影的距离一直很近。他写过影评，曾在侯孝贤的电影《悲情都市》中出演过一个“只露出后脑勺”的龙套角色，最近还与王家卫合作创作了电影《一代宗师》的剧本。

　　去年，他完成了京剧《忠义堂》和由契诃夫的14篇小说汇集而成的音乐剧《欢乐时光——契诃夫传奇》；今年又在“全民大剧团”监制王伟忠的邀请下，参与创作《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此外还写了部一半是京剧、一半巴洛克式歌剧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

　　在《小说稗类》的责编曹凌志看来，张大春属于“鬼才”，每样东西都能玩出花样。

　　张大春每天写三五千字，然后写写旧体诗，练练字，读古书；抽空做书画研究，写专栏，创作戏剧。他“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赚钱”，可还是每天出门两小时，去电台主持一档做了十年的说书节目。

　　“他这些方面的才华让大家都吃了一小惊，但对他来说这只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曹凌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可能我们会觉得这是因为他是台湾作家，但台湾也很少出他这样的人。”

　　张大春以写旧体诗、练书法为乐。而在内地，作家贾平凹一早表示自己靠卖字赚钱，润格不菲，连余秋雨的书法也早就成了藏家抢手货。

　　这些雅好并没有磨掉张大春的棱角。“就是因为有个麦克风在手上，我参与的社会议题可能会多一点。”张大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了说书，他还在电台节目里说说新闻，聊聊时事。这与大多数大陆作家只埋头写小说，尽量躲避当下时事又截然相反。

　　“大陆作家比较规矩。”张大春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是莫言说的话恰恰相反：他会说，‘台湾作家真可怜啊，每天还得跑出去抛头露面’。”

　　实际上，既能在书斋里踏实写作，又不将自己隔绝于书房，对社会与现实保持关注，这已经成为张大春最吸引内地读者的个人特点之一。

　　“社会参与”的过度与否没有一个标准，但张大春有时候也会认为，“出门太多了自己心里知道。”

　　张大春有时候会对社会失望，因为“踏踏实实地做点老实活的人很少”。他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对他而言是句“骂人的话”。

　　在他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是长期有进取态度、并以社会改造为目的。而自己对这个社会并没有正面和准确的期待。写专栏时，只能“社会怎么发展我就怎么看、怎么作评论”。

　　“我的读者和鼎泰丰的顾客都已不在台湾”

　　1988年3月，祖籍山东的张大春第一次回到大陆探亲，“被温情熏染了40多天”。

　　当时，北京正值初春。他看着杨树从一片枯枝到发出了嫩芽，意识到季节分明的北京与台湾的不同，想到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我感觉他是很喜欢内地的，”曹凌志说，“毕竟大陆很大，有各种各样的人，他非常喜欢跟人交流。”现如今，张大春在内地的博客和微博关注度颇高，但他也会在里面看到一些“好笑”或没有礼貌的留言。

　　张大春从20岁起就建立起了台湾本土读者群，但如今他却调侃现状是“我的读者和鼎泰丰(著名台湾小笼包专卖店)的顾客都已不在台湾，不是去了美国就是来了大陆。”张大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台湾对比较深刻的知识和趣味有一种整体淡漠。”

　　1988年，在亲戚的推荐下，张大春的第一本简体书《雍正的第一滴血》在多出版字帖的宝文堂书店出版，但这本书没有给大陆读者留下任何印象。2004年，他的《小说稗类》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大陆，2008年后，世纪出版集团又接连出版了《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书。

　　他算是来内地比较早的严肃文学作家——在他之前，大陆引进的台湾文学类作家只有琼瑶、三毛、席慕容、王文华和刘墉等人。

　　“先做张大春是一个经营策略。”《城邦暴力团》的策划编辑刘志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考虑到了市场接受度、审批等因素。”

　　接下来，出版社对张大春的作品展开了一系列营销活动，三本书让他来了四五趟大陆，反响强烈。

　　随后，白先勇、董桥、骆以军、朱天文、朱天心、唐诺等台湾作家的作品纷纷被介绍至大陆，引发了大陆阅读台湾的热潮。

　　当然，“阅读台湾”的热闹景象也许是出于大家对彼岸的好奇。曹凌志认为，张大春的作品让大陆读者明白，“人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他自己来说，看张大春会发现“我们受到的框框套套的所谓书本教育其实是可以扔掉一些的”，他说，“原来还有那么多可能，我们以前只不过是被我们自己给弄死了。” ★

　　提名理由★2011年，旧作《城邦暴力团》在中国大陆推出简体版，张大春三次来到内地。读者见面会、讲座、对话中，追捧者众。他以自己的写作和生活经历向公众展示了一种有趣的、多样化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看到一个作家多面的维度。

　　简介：台湾作家，并同时身兼评论家、教师、电台主持人、编剧等多重社会身份。好故事、会写书、擅书法、爱赋诗，被称为“顽童”。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创作和“怪异”而独特的小说理念受到当代华语文学界瞩目。

　　言论：

　　“简单地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处境而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