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马跃坠亡后，母亲孟朝红日复一日地苦苦寻找真相

　　2010年11月23日是马跃21岁生日，马跃的妈妈、同学和不相识的网友聚在鼓楼大街地铁站出口处悼念马跃

　　2010年8月23日末班列车还未进站，时年21岁的大学生马跃从北京地铁2号线鼓楼大街站的站台上跌入轨道触电身亡。监控录像巧合的缺失，让一桩悲剧成了没有真相的谜案。种种遐想引发的猜疑除了带给马跃家人新的伤害，还有公共安全的忧虑，面对所有口水，没有真相是现实的最大困境。

　　记者◎贾子建

　　地铁“暗室”

　　2010年8月24日零点20分接到的那通电话打乱了孟朝红的人生轨迹。身为化工行业的高级记者，她从8月17日就奔赴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棋盘井采访，按照工作进度，再过两天就可以回京与儿子马跃团聚了。深夜惊醒的电话来自马跃的手机，通话的却是一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民警连海的陌生人。他告诉孟朝红：8月23日23点47分，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已经被送去了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孟朝红告诉本刊记者，她蒙了。“下午我和儿子还通过电话，他在实习，我还嘱咐他工作完成后早点回家。”

　　离婚后孟朝红一直没有再婚，十几年里独自带儿子成人，马跃上了大学后，这位单亲母亲的生活压力才有所减轻。在西南交通大学英语系读书的儿子9月就要上大三，他选了物流专业的第二学位，对未来也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他说中国的物流业还比较弱，他英语好，毕业想再去荷兰读几年书，因为荷兰的物流行业最发达，回来一定能做出些事情。”为了实现目标，马跃拒绝了奶奶和姥姥叫他到外地过暑假的邀请，留在北京找了一家知名调查公司实习。这个大小伙子还有一个只肯讲给妈妈听的理由：“留在北京我也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从这个暑假起，马跃包了家里的后勤工作和妈妈的晚餐。“我说18点半要吃饭，回到家他就会说饭已经给你做好了。”越发懂事的儿子让孟朝红对未来充满期待：“我盼着看他娶媳妇的那天，还跟他说，你娶了媳妇一定要带着妈妈住啊。他还开玩笑说行，说给我在厕所边弄个小屋。”暑假里虽然孟朝红也时常出差采访，但懂事的儿子一个人在家已让她颇感放心。为了回校选课，马跃打算提前返校，8月23日下午的电话里，孟朝红还关心他是否已经订票。“他说如果你26日能到家，我就买28日的票走，还能陪你多待一天。”孟朝红对本刊记者说。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孟朝红不能接受，她以为遇到了骗子，连一起的同事都说不可能：因为北京地铁23点47分早就停运了。将信将疑的孟朝红拨打了北京的110，除了具体时间被改为22点47分外，马跃死亡的事实得到了确认。伤心的母亲连夜赶往银川机场，终于坐最早一班飞机在上午9点赶回了北京。此时鼓楼地铁站早已开始了新一天的运营，孟朝红看到的只有躺在冷柜中身上多处电击伤口的马跃。让她疑惑的是，近视眼的马跃一直戴着的眼镜不见了，而地铁公司的说法是他根本没有戴眼镜。而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拍的现场照片孟朝红也不能理解：马跃左肩部紧贴接触轨，双腿搭于走行轨，头朝东，脚朝西。列车行进的走行轨并不带电，而有750V电压的接触轨被设置在站台正下方，轨道上敷设绝缘罩，即使站在站台边缘弯腰向下看都很难看到，马跃要怎么跌下去才能触碰到呢？这些问题没人能给她答案。

　　相比于2号线其他站点，鼓楼大街站的客流一直较少，乘坐末班地铁的人就更少，据运营的北京市地铁公司工作人员透露，当时等车的乘客不过20人左右。列车当时尚未进站，这都不符合他杀的逻辑。孟朝红想不出儿子会有什么理由自杀，除了详细的人生规划，几位最后见到马跃的朋友还原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经过。15点多提前结束工作的马跃和几个同学约在鼓楼大街地铁站附近的网吧打游戏，在网吧里马跃还遇到了很久未见的小学同学小潘，“大伙有说有笑，还互留了新手机号”。在粥铺吃了一个多小时的晚饭又回到网吧打联机游戏，过了22点，这些年轻人才相继散去。鼓楼地铁内环的末班车时间是22点48分，马跃要赶的就是这趟车。警方交还的马跃的手机中保留的最后一条短信是22点44分发给女友的，充满甜蜜的对话中，马跃告诉女友，自己在等末班地铁回家，距离事发只有3分钟。

　　乘客稀少的末班车站台成了特殊时间下的特殊存在。“虽然有目击者称看到马跃掉下去，但都是掉下去后的情况，谁会注意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那一瞬间发生了什么？”孟朝红的律师史小勇对本刊记者说，“而且目击者当时所处的位置、主观感受不同，描述上也有出入，有些甚至无法互相印证，也就成了无效证据。”几成“暗室”的地铁站中不会骗人的“眼睛”只有遍布的监控摄像头。鼓楼大街站内共有55台摄像机，其中31台摄像机属于闭路电视系统，安装在地铁站台、站厅、出入口等位置，具备视频录像功能。2008年奥运会前，整套监控系统已经投入使用。孟朝红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向地铁公司要求看事发时的录像，然而不断改变的推脱言辞让她心生疑惑。地铁公司最初的说法是“不能提供录像给家属”，追问之下变成“一部分录像设备坏了，提供不了”；后来又变成“8月11日到24日，监控设备全都发生了故障，没录上”。直到12月24日，“8·23”地铁鼓楼大街站死亡事故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中才被统一为：“因机房温度、环境等原因造成主存储磁盘故障无法存储，8月23日22:39到22:49时段包括内尾摄像机在内的部分录像资料作为次保护文件被系统删除。”在人证提供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监控录像是唯一可靠的整个过程的物证，太过巧合的“10分钟”让原本简单的真相变成了充满想象空间的“暗室”。

　　二次伤害

　　地铁公司对监控录像缺失的理解与马跃的家人并不相同，相比于马跃家人认为“具有无可替代的直接证据效力和证明作用”，北京地铁公司法规部副部长陈志文认为：“监控录像只是证明当时发生何事的证据之一，不应该将关注点过多地放在监控录像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显冬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从民事赔偿的角度看，确实无需对监控录像过于执著。“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中，地铁公司属于从事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的经营单位，虽然车票上没有写明，但作为合同默认的附属义务需要保护旅客安全。根据第73条规定，发生侵权行为以后举证倒置，且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地铁公司要拿出证据证明侵害后果完全是受害人本人故意造成的，或者是不可抗力造成的，这样才不承担责任。地铁公司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马跃是自己故意跳下去的，按法律规定就必须全责赔偿。”然而，民事赔偿并不是孟朝红在意的，一旦进入民事诉讼环节，警方的调查力量就会撤出，她想要的事情真相会更加渺茫。

　　“不爱抱怨，出现了问题就去自己解决。”孟朝红的性格与她多年的工作经历有关。出事后的第三天，看不到录像的孟朝红已经对地铁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她和家人、马跃的同学一起到鼓楼地铁站举着牌子、发放传单，亲自寻找当晚的目击者。在征集到的目击者说法中，一个人说看到马跃是“握着手机、直蹦蹦地倒下去的”。这与现场照片中马跃左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右手始终握着手机的奇怪形态得到了验证，也进而让孟朝红怀疑“儿子是在站台上就出现了意外，倒下去的时候是无意识状态”。伴随地铁公司对出示录像的诉求始终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孟朝红不得不开始怀疑这出了故障的监控录像是否对地铁公司来说隐藏了更大的秘密。在对地铁供电系统的了解中，她开始怀疑马跃是否在站台上就受到了漏电造成的高压电击，她甚至怀疑“那段录像可能记录下了儿子被电击的高压光弧”。

　　北京地铁2号线1987年建成，地铁牵引网全部采用的是第三轨供电方式，就是在列车行进方向的左侧有第三根接触轨。“接触轨就类似于输电线，750V的直流电，列车上集电靴发出的编码信号与交叉感应电路发生感应，从而检测到列车，于是供电轨的倒电区段开始通电。”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李夏青对本刊记者说。第三轨供电寿命长，造价低，维修量小，对于北京这样古迹较多的城市也不影响景观，世界上80%以上的城市轨道采用的都是这种供电方式。“第三轨安全上的缺点一是容易产生杂散电流，这种电流只会对金属造成电腐蚀，不会伤人。二是接触面朝上的容易伤到检修人员，距离超过10厘米就绝缘了。”根据地铁运营制度，接触轨有漏电的实时监控，并且每晚地铁停止运营后都要有检修人员检修，“从24点一直到凌晨3点”。

　　1号线和2号线的接触轨就位于站台黄线下方，且接触轨上设置有绝缘防护罩。“肯定会漏电，接触面上积累的尘土和粉末也会引起漏电，所以需要绝缘防护罩来绝缘。”李夏青说。在想不到其他原因的情况下，孟朝红觉得这无疑是距离儿子最近的危险：“地铁运营已经有三四十年，上面的绝缘防护罩是用浸过油的松木板做的，如果检修、更换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么多年不会开裂或者受潮吗？”孟朝红还从相关专业人士了解到，如果杂散电流排流不畅，也可能造成电位差击到人。事故调查组出具的报告认为，地铁的接触轨漏电防护措施、与站台的绝缘情况良好，现场检验时测量的对地电压大大低于可能造成人员受伤或感知的电压数值。马跃的家人却固执地不能认同这场实验。“由于包括目击证人陈述在内的相关证据相互存在矛盾，连马跃跌下去的具体位置和准确时间点都不能确定。而且事后的调查检验已时过境迁，不可能客观反映事发当天现场的真实环境。”孟朝红的代理人史小勇律师对本刊记者说。

　　警方的尸检报告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并确认马跃在事发前并没有吸毒、吃药和饮酒，将死因确定为“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跳骤停而死亡”。地铁公司在没法出示录像时提出的免责猜测又激怒了马跃的家人。陈志文曾对媒体公开表示：“我们了解到，死者进入地铁前在网吧打了约8小时的游戏，中间仅隔了个吃饭的时间，可能长时间劳累引发了疾病，而事发前7分钟马跃进站时，小学同学和他打招呼时，就感觉他有些不对劲。”孟朝红表示，几个孩子根本没有玩那么久，而且小潘可以证明马跃在离开时是好好的。

　　缺失的监控录像让马跃家人与地铁公司之间相左的证人证言、事因猜测都成了口水之争，离真相越来越远的同时是马跃家人从地铁公司那里感到的二次伤害，以及对调查结果认定“地铁公司没有安全责任事故”的不信任。同时，地铁公司也摆出“对于影响声誉的言论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的态度。不信任的来源按常规逻辑推理很容易理解：在当事双方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如果一方有可能通过封锁真相而能排除自身责任或将责任减到最小，当然是最合理的选择。史小勇律师告诉本刊记者，这种情况从本次事件特定的环境条件来看确实不能排除，并且在事实无法查清而且又属于推定过错的情形下，法律要求过错方承担责任的范围和方式就十分单一了，“一旦在出现类似事件情况下，出于规避责任的本能，责任方就有可能在处置过程中形成这种常态做法，一旦形成责任方的习惯做法而受害方又没有更合理有效的救济手段那结果就很可怕了”。“开始我们都觉得她的想法太疯狂，可是随着事情发展，太多怀疑得不到解释，我们不得不站在她这一边。”孟朝红的表弟对本刊记者说。

　　屏蔽门

　　今年9月，马跃的父母向西城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北京市地铁公司排除地铁站台触电危险，并提出安装站台屏蔽门的诉求。2005年7月，北京市交通委最早传达了地铁1、2号线将在2007年底装上屏蔽门的消息。随即，2009年、2010年、2011年，相继6次从媒体上传出没有屏蔽门的地铁1、2、13号线和八通线要试点屏蔽门。最近的一次是今年11月24日，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表示“明年开始施工”。北京市地铁公司新闻发言人贾鹏认为：“乘客对安全的要求可以理解，但不了解安装屏蔽门的难度有多大。”贾鹏告诉本刊记者，屏蔽门技术出现得很晚，北京从2007年才开始使用。设计初衷也并不是为了安全问题，而是香港特区和新加坡为了实现站台的节能控温，世界上大规模使用是在2008年以后。“旧线改造更加复杂，地铁1、2号线每天保持20小时运营，每天只有不到4个小时可以用来施工，地铁这个庞大系统的各个环节都要照顾到，技术难度很高。并且老线路站台的大理石板承载能力有限，根本承受不了几吨重的屏蔽门，必须重新加固站台，施工组织也很复杂。”

　　跌下站台的事故每年都有几例，获得民事赔偿的却并不多，在过往的诉讼中，只要地铁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安全责任就可以胜诉。在李显冬看来，马跃一事能够获得全责的民事赔偿已经是立法上的进步：“过错推定原则保护每个公民都能得到法律的救济，而且这种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行为导向也可以约束垄断性企业或者公共事业机构把保护人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李显冬认为，不管是不是安全责任事故，地铁公司也已经犯了两条过错：“地铁站规定要设有监控录像，故障本就是不应当出现的。第二点，地铁公司应当注意保护乘客的安全，并且只要通过安装屏蔽门就能达到目的却没有注意，这就是过错，不管你装个门到底要有多困难。”然而，孟朝红想要举证地铁存在漏电隐患就要困难得多，她能得到的数据和专业支持有限，能否主张举证倒置还前景不明。

　　在孟朝红看来，安装屏蔽门进程的加快或多或少与马跃的死有一定关系，至少对她来说这是种安慰，“不希望有人再不明不白地掉下去”。而把这一条列入民事诉讼请求从司法上看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民事诉讼是私法，要处理的是利益关系，为的是让受损害的一方尽快恢复原状。而公法则是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李显冬说。史小勇认为，国内目前“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和制度尚不成型，“从现行民诉法立案条件上也难以实现，起诉主体必须是事件利益的直接相关人，所以普通人无法直接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权益直接提起诉讼”。这起案件那个当事人安装屏蔽门的诉求确实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民事损害救济要求，“直接受害人马跃已经去世，安装屏蔽门的诉求对马跃已于事无补，通常情况下法院也很难因孟朝红一个人的请求而支持其此项要求，但母亲孟朝红同时在为儿子讨说法的同时，她自己同样作为地铁乘客，为了自身的乘车安全她提出安装屏蔽门的诉求从民事诉讼的角度不能说没有关联，同时客观上如果这项诉求被法院支持无疑会让更多人获得利益”。能否通过个人诉讼的方式为公共权益进行主张要求，在史小勇看来在没有出台明确的公益诉讼条例之前当事人在个案诉求中掺入公益性诉求不失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一种可以探索的途径。从9月初法院受理此案至今，法庭还没有开庭审理，执著于为马跃讨个说法的孟朝红并没有对结果抱太大希望，监控录像的缺失使真相成了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对她而言，现在的诉讼更重在过程：“让更多的人关注地铁的安全问题，关心屏蔽门的建设，关心我们身边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