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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2011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3日18:56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201151期封面 三联生活周刊201151期封面

  粉

  我们的2011

  主笔◎李伟

  “粉群体”

  201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温州乐清市完成了关于村长钱云会之死的报道。当时,关于钱云会死因的各种猜测,正在网络上以最热烈的情绪传播着,不断有从现场发回的文字与图片在微博上扩散。

  新年前的夜晚,先后有三批民间调查团来到乐清,在这些意见领袖的背后,则是庞大的网络“粉丝”群体。互联网的发展启动了新一轮的社会群体化,即形成了依托网络的“粉群体”。不到36个小时,“钱云会之死”的消息通过“粉群体”的传播,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公众事件。它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裹挟了群体的关注与情绪。而这背后,最大的动力来自网络与微博。在群体愤激中,我们进入了2011年。

  如果说在2010年,网络“围观”还是一种带有自嘲性的非主流姿态。那么在被“钱云会事件”带入的2011年,这种“姿态”则不断加强,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群体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力,汇集为“舆论压力”,并在现实中生成了社会性运动。

  2011年春节,于建嵘在微博上号召“网络打拐”、“随手拍解救行乞儿童”,推动了现实治安中的“打拐”。而万里之外,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年轻人取得了对穆巴拉克的胜利。反抗运动的发起组织“肯飞亚”,通过依托网络社区——Facebook和Twitter——获得了巨大的号召力与行动力。美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赋予了“抗议者”。实际上,从年初“肯飞亚”的广场政治,到8月份伦敦骚乱,都是由网络的链接而形成了群体。

  在2011年,“药家鑫”、“郭美美”、温州动车、杨武事件等,通过微博而成为群体性社会关注的发酵器。通过互联网社区,每一次重要的公共事件,都会演化为群体的意见,发展为集体的道德批判。

  这种群体意见通过传染、暗示、联想,结成了一种共同心理,把人们链接在一起,成为“粉”群体。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聚合,这种结合并非源于相同的阶层、职业、地域等关系,而仅仅是出于相同或近似的情绪、意见与态度。“粉”与“粉”之间关系的基础,只在于认识上的共鸣。他们随风而聚,声势浩大,群情激奋,可以像滚雪球般瞬间壮大。而当议题转换时,又会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群体。

  “粉群体”消解了现实中群体形成的某些规则——知识、出身、阶级、地域都相对模糊了,不再是群体形成的纽带与界限。于是,它的外延可以无限庞大,而内涵却更加“异质”。群体的“同一”性压制了“多元”性。每个人都是一粒轻飘飘随风飞舞的“粉”,在风的吹动下迅速聚合起来,群体化的速度更快也跟容易了。在“粉群体”中,个体的矛盾更多转化为群体化的矛盾——特权阶层与平民阶层、政府与公众、“砖家”与“P民”、“富二代”与“穷二代”。

  “粉群体”的聚散促成了“舆论趋势”与“众意”的产生。如同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所说的:“当一个断言得到足够多的重复的时候,而且在重复中始终保持一致的话,所谓的舆论趋势就形成了,强有力的传染机制开始介入。观念、情绪、情感和信仰在群体中拥有着像细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而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任何力量的过度放大,往往会模糊背后的真实,有时还会走向失控的极端。

  平等化与权力膨胀

  2006年,Odeo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将传统的短信服务(SMS)做了一点改进。他把信息的长度从160个字符压缩到了140个字符,这样,信息上就可以显示发送者的名字。另外他给“用户”加上了“关注”(follow)功能,只要关注后,就可以看到另外人的信息。

  这些改进花了多尔西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做出了一款界面极为简单的软件。在Odeo公司团队的试用中,多尔西不断向其他人发送一条简单的信息——“What are you doing?”(你在做什么?)而回答则五花八门,热烈而持久。这就是最初的微博和Twitter软件。几个月后,Twitter上线,Odeo也改组为Twitter公司。

  这些微小的调整产生了巨大影响,超过了设计者最初的想象。就技术而言,Twitter并无惊世骇俗的创举。与短信相比,它改变了短信的私密性,不再是“一对一”的沟通工具。它成为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交流平台。而与传统的博客相比,它更简单,参与性也更强。在博客中,某人会选择一个话题,写一篇正文,其他人随后添加评论。而Twitter则降低了发言的门槛,不必长篇大论,或者只需要回答多尔西那个最简单的问题:“what are you doing?”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变得舒适,可以留言,可以转发。

  多尔西在无意间撬动了互联网的“平等主义”的精神,并将其推到了新的高峰。他使谈话更加平等,就像在乡村酒吧,人们围坐在桌子边,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人直接通话。这种谈话弥合了人们的身份差异——在现场的和不在现场的,知识精英与大众,奥巴马和选民——人人都可以提出问题,表达观点,宣泄情绪。

  按照新媒体专家谢尔·以色列(Shel Israel)的说法,微博直接推动了“社会性媒体”的壮大。“社会性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的新媒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处于新闻发生的现场,而由于社会性媒体的存在,他们拥有了报道没有引起传统媒体过多关注的事件的渠道。”以色列在《微博力》一书中这样写道。

  传统媒体主要以单向传播的方式来面对大众,但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平等使得接收信息的大众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大众媒介所施加的影响,甚至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成为被“催眠”的对象。

  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则打破了这种交流的不平等。微博使信息传递变成了自由的交谈。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它使人们轻松地获得了平等感,这也是一种在社交水平上的平等感。

  在这个信息与意见的快捷平台上,人们的参与意识与话语权被迅速激发。匿名性使得几乎任何意见,都可以平等地拿出来交流和理论。2009年3月,作为一名博客的作者盖瑞·格拉夫受邀参加奥巴马的新闻发布会。他后来在博客上写道:“屋子很破旧,发布会也没什么意思。”

  平等化的交流是社会进步的典型标志。而另一方面,交流的形式与手段的改变,群体的性质和施展权力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德认为,每一种形式的交流都有其相对应的社会团体。“从演讲者到听众,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对应的社会团体是群体。以报纸为开端的现代交流方式对应的社会团体是公众。”塔德认为,是大众媒体不断改变着社会群体间的关系。

  如果按照塔德的理论:微博所促成的交流革命,则催生了一个无限庞大的网络群体,亦即我们所说的“粉”。于是,个体属于一个虚拟而又真实的大众群体,而不再仅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或教会。

  “粉群体”实现了自由和平等的交流,但这并非18世纪的文化沙龙。因为权利的声张,势必就会走向权力的膨胀。

  网络空间的自由问题,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被不断讨论。早在1996年,电子边疆基金会的传世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就宣称:网络空间不欢迎“工业世界的政府”:“以未来的名义,我要求属于过去的你们,不要干涉我们的自由。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享有主权。”

  巴洛等人乐观地相信,单凭互联网的习惯、观念等不成文法,就可以创造一种“更加人道和公平”的“思维的文明”。而网络世界的疆界及其治理之道,将从“我们的集体行动中生发出来”,将从“伦理、明智的自我利益和公益中产生出来”。

  而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入,网络圈子早已脱离了早期技术精英的范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和政治系教授的凯斯·桑斯坦则认为,巴洛等人所笃信的“自生自发秩序”其实是不存在的。他在《网络共和国》一书中不断提醒,虽然互联网将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推到了新的高度,但它也潜藏着破坏上述价值的能力。这种破坏性在于,“网络对于许多人而言,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他认为,“新的科技,特别是网络,会增强人们听到自己回音的能力,让自己与他人隔绝。这种趋势将加速社会的分裂,同时不同的群体也将逐渐走向极端化,进而产生极端主义、仇恨和暴力。”

  桑斯坦认为,在网络世界中,“以媒体为代表、以舆论为支撑、以公民为基础的‘第四种权力’力量无形中增大”。

  为什么极端的观点更有市场?

  2011年的元宵节,药家鑫在狱中的联欢会上演唱了一首《传奇》。后来在网络上,被一些人理解为他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在药家鑫一审开庭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专题节目“从撞人到杀人”,并邀请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进行分析。这亦被认为是药的特权。

  受害人张妙的代理人张显在微博中披露,药家有4处房产,药家鑫生活奢华:“买5000块手机,花巨资整容,开14万元的私家车,药家资产超出药父母收入水平数倍”;“联想到出事之后药父母始终不敢正面示人,药父必有重大隐情,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利益纠葛颇多,望中央军委彻查此人经济问题,肃清军械采购环节蛀虫”。

  这些微博对药家鑫家庭的描述,后来被证实都是虚假信息。而张显对此的解释是:“我作为原告代理人有着比别人对药家更强的一种好奇心,在网上看到些消息就粘贴到自己的微博中。对于是否属实,因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无权调查别人的隐私。”这个解释发表的时间是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

  对于药家鑫身份的怀疑,于是渐渐被网络所营造的群体性激愤所鼓动。一些偏见聚集了对社会各种不满情绪,最终形成了扭曲现实的一种力量。其后张显在他微博里写道:我对药家鑫的父母有许多误解,其实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并对药家鑫二审时戴眼镜的事进行了道歉。可这两条微博只存在了不到两个小时,张显删除了。药家问张显为什么要删除。张显说:“我现在是公众人物,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立场与观点,不能轻易改变。”

  从郭美美、钱云会,到杨武,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网络公共事件中,事件本身的真实性都受到了一些极端情绪的冲击。在这样的“舆论趋势”中,“就事论事”有时候就会变得困难起来。

  在《“群氓”VS“民众崇拜”——网络语境下大众两种角色的学理透视》中,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孙卫华对这种偏激的众意进行了有价值的分析:“事件过程与细节在大众以及代表大众的媒体那里被置换为‘富人与穷人、富二代与穷二代、官二代与民二代、财大气粗的地产商与房奴’之间的战斗,法律求解被置换成道义求解。甚至,为了达到平民一方‘道义上完胜’的目的,无数真假难辨、暧昧的新闻被制造出来,如哈尔滨‘宝马案’中的‘肇事者系当地政协主席儿媳’的传闻,杭州飙车案中的‘宣传部部长之子’的传闻,河北大学李刚门事件中的‘肇事者的副省长姥爷’的传闻……在这种汹涌的民粹主义情绪面前,任何试图站在更为客观、中立层面来‘就事论事’的谈论者都具有了一种极其可疑的背景,任何公权力机构的辟谣与对事件真相的进一步还原多被视作‘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起网民更强烈的反弹。”

  这不禁让人想起,100年前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于现代社会的描述:“个人就像是被分离的原子,大众中的微粒,汇集起来,成为爱好暴力的不稳定的混合物。它们形成了一种可以燃烧的空气,会在没有权威和价值的社会真空中爆炸。它的爆炸的威力会随着体积的扩大而增强。”

  在《乌合之众》中,勒庞描述了群体的无理性——为什么极端的观点更有市场?

  在勒庞看来,进入了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人一旦进入群体,就会丧失责任感,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勒庞进而提出了心理群体的概念。“群体没有正确的推理能力,这使得他们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批评精神,也就是说,使他们不能辨别真理与谬误,不能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受的判断,只能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绝不是经过讨论之后采纳的判断。”“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绪,向他们提出的意见、观念和信仰,他们要么通盘接受,要么整体拒绝,要么认为是绝对真理,要么认为是绝对错误。”

  勒庞认为,群体和个体在心理上存在巨大差异。群体心理特点包括:理性退后、本能凸现,社会规范和责任感意识的淡化,思想和情感易受暗示和相互传染,从众心理,轻信意识,思维的偏执、专横和保守,行为的暴力倾向等。也就是说,群体中的个体更多呈现的是一个“自然人”而不是“社会人”的特点。基于群体的这种简单化的思维特点,文明社会里所倡导的理性探讨、平等交流的良性对话机制便成为一种奢谈,它进而反而阻碍了真理生成的机会。

  “粉群体”的极端化趋向正符合勒庞对于群体心理共同特征的判断。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社会矛盾以更尖锐的方式爆发,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戾气与无名怨恨寻找宣泄的出口。“强政府”与“弱民众”的社会现实增强了群体逆反心理。而传统媒体则长期处于“宣传”状态,信息以灌输的方式,缺乏对于公众的平等沟通。这些又进一步促成了“粉群体”的极端化。“汉奸”、“粪青”、“五毛”、“脑残”、“P民”、“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本应平等、开放的对话,在网络上被语言暴力贴上了各种标签。

  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对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做出了冷静的评价:“这种非理性就像原始社会中诸神并存,众人狂欢的混乱状态。人们一度认为非理性正在消失。但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非理性的重要性不是变弱了,而是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吸引力。”

  “粉群体”极端化的后果,催生出了一个虚幻的“网络二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复杂的现实矛盾都被做了二元的简化。多元化的社会被呈现为:黑与白、强与弱、穷与富、贪婪与慷慨、邪恶与正义、压迫与被压迫的标签世界。

  于是,药家鑫、胡斌成为“富二代”的模本——纨绔子弟、冷血、不学无术、骄横跋扈。任何试图理性的叙述解说,如李玫瑾、贺卫方对药家鑫平和的分析,都没有被理性对待。而与此呼应,在这个简单二元世界中,“平民”的一方则获得了道德的完胜。

  在这个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矛盾其实并没有被解决,而是被不断地简化和扭曲。换句话说,极端化的社会只能使矛盾激化,而无益于解决问题。

  群体的极端化,使“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不断高涨。20世纪4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正式提出“意见领袖”的概念。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而今天在网络上,“意见领袖”更多呈现为一种宗教般的“卡利斯马”式的领袖,这是一种个人魅力型的权威。他不像传统型权威那样需要从久远的传统中寻求合法性,也不像法理型权威那样只能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其合法性来自特定领导者的个人品格,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赋予他们的品质。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中,萧功秦分析了这一类知识分子:“被主流社会歧视的边缘人经历,底层的生活经历与挫折感使他们产生对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精英阶层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怀疑乃至憎恶情绪,当他们看到某种社会不公现象时,就会把个人遭遇到的挫折与他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联系起来,并自认为是‘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表者’,产生一种‘为民请命’的使命感。”“由于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于是就有了一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他们从道德上把一切事物分为‘非正即邪’的两极。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凡是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只能被理解为‘道德上的邪恶’,对于‘邪恶势力’,为了人民的利益就要进行坚决斗争,这种独断论思维方式,使他们在心态上极不宽容,表现得特别咄咄逼人。”

  群体的极端化,最终导致社会的极端化,矛盾的解决更多依赖于斗争。自由表达的权利就像一切个人权利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约束时,也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

  张显说:“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肉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而药家鑫的父亲则说:“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这种“斗争逻辑”的延续,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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