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国际观察报告

　　时近年底，《瞭望》新闻周刊编辑部邀请66位国际问题专家，共同梳理回顾了2011年国际重要事件，并请相关专家进行点评。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倒逼欧盟深化改革”、“地震海啸重创日本核电安全警醒世界”、“西亚北非政局动荡西方干涉恐添新乱”、“美军跨境击毙拉丹反恐依然任重道远”、“‘占领华尔街’广蔓延凸显美国社会危机”、“新闻集团深陷丑闻百年老报被迫停刊”、“德班会议艰难‘破局’《京都议定书》得延续”、“‘苹果之父’英年早逝移动通信业谁领军”、“‘金砖国家’齐聚三亚奏响和平发展旋律”等观察报告。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 倒逼欧盟深化改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引起人们对欧元以及欧盟前途的担忧

　　文/张健

　　观察背景：进入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继续发酵，并引发一些国家的政治危机。受债务危机影响，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11月6日晚宣布不再继续担任总理，接替他的是欧洲中央银行前副行长帕帕季莫斯。希腊危机推倒了欧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紧接着意大利、西班牙也步其后尘，加上上半年的爱尔兰、葡萄牙，五个“欧猪国家”在债务危机的风暴中无一幸免。欧债危机呈继续恶化、蔓延之势，引起人们对欧元以及欧盟前途的担忧。

　　岁末，欧盟债务危机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欧洲一体化面临倒退风险。德国总理默克尔多次警告，“如果欧元失败，欧盟也会失败。”

　　欧洲领导人正面临艰难抉择，是选择深化合作以保住欧元，还是选择放任欧元区成员国沦陷，主权债务违约，最终引发欧元区崩溃、欧盟瓦解的悲剧性后果。

　　目前看，欧元区和欧盟仍有解决债务危机的意愿和能力。

　　首先，德国救助意愿趋强。欧元区存亡很大程度上要看德国态度，目前德国国内主流政党均支持救助债务国，维护欧元区稳定。德国目标是借市场压力输出德国的“稳定文化”，迫使南欧国家推进改革，在财政纪律上向德靠拢，最终实现欧元区财政和经济政策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尽管德国救助理念和措施对债务危机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德国坚持下，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甚至意大利和法国都已开始认真改革国内福利制度和劳动市场，而这些改革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欧洲中央银行仍可能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迄今欧洲中央银行已经买入约2000亿欧元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债券。如果没有欧洲中央银行的介入，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可能会更高。欧洲中央银行的策略与德国相似，即以买不买债券压意大利等国落实改革措施。近日，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暗示，欧洲中央银行可能加大介入力度，以稳定债券市场。

　　此外，对希腊、意大利等债务国来说，这些国家留在欧元区内的意愿仍很强烈，尽管国内罢工、示威游行不断，仍然按欧盟要求坚持改革，至少在短期内不大可能主动脱离欧元区。

　　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欧盟决策机制复杂，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内部各政党之间也存在分歧，特别是债权国民众反对为他人债务承担责任，欧元区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实质性财政联盟和经济政府。如德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79%的德国人反对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加上希腊、意大利等国债务庞大，福利制度改革任重道远，要真正做到稳定财政，提高经济竞争力也非一日之功。这些都表明，欧债危机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甚至还有恶化风险，如希腊等重债国或因政府陷入瘫痪等原因无法履行改革承诺，不完全排除届时希腊等个别国家主动或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可能。

　　不论如何，债务危机已经迫使欧元区和欧盟加快行动。欧盟12月峰会决定，欧元区将签署一部政府间的新条约，以加大力度巩固成员国财政，从长远稳定欧元。但不可忽略，欧元和欧盟前景仍面临诸多变数，如危机应对措施力度还不够大，救助资金偏少；新条约的谈判和批准能否如期完成也是个未知数，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改革能否坚持下去也不确定，英国与欧盟关系日渐疏离等等。□(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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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海啸重创日本 核电安全警醒世界

　　灾难对日本冲击巨大，给东亚地区、国际社会带来各方面影响

　　文/孙建红

　　观察背景：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外海发生9.0级特大地震，并引发破坏力超强的海啸。截至4月27日，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确认造成14517人死亡，11432人失踪，另外有约13万人在各避难所避难。受此影响，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触发人们对核安全的担忧。日本内阁府6月24日公布，据估算东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建筑物、基建设施等损失约16.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6万亿元)，相当于阪神大地震的1.8倍左右。地震也引起日本政坛震荡，8月30日日本民主党新代表野田佳彦当选第95任首相，成为日本五年来的第六位首相。

　　地震、海啸、核事故被日本合称“三重苦”。“三重苦”不仅给日本也给东亚地区、国际社会带来各方面影响，对日本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政治上，政府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核事故和灾区重建上，包括安全地废弃核反应堆、向受核污染地区的居民赔偿、消除灾区核污染、清除瓦砾等垃圾、帮助居民重建住宅等一大堆事务。经济上，受核事故影响，国内各电力公司不得不暂停核电，导致电力供应紧张，企业用电受到限制。很多企业考虑到可能被迫长期节电，纷纷把业务转移到国外，导致产业“空心化”加剧。另外，政府不得不拿出大笔财政预算投入重建，客观上减小了对经济的扶持力度。社会心理方面，一方面，日本民众对自然灾害的破坏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谋求“安心、安全”生活的愿望更强烈，另一方面，核事故使他们产生恐惧心理，要求废除核电，增加可再生能源。这些都促使他们向政府提出更高要求，并监督政府的相关政策。

　　灾难给日本外交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

　　一方面不得不缓解外来压力。日本因向国际社会通报核事故信息不充分、不及时而饱受批评，其农产品也因各国担心受核污染而遭到抵制。日本不得不利用各种外交场合承诺提高核事故处理的透明度，同时请求各国基于科学标准处理日本农产品进口问题。另外，核事故导致日本国内很难新建核电站，为此不得不增加火电，从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如《京都议定书》期满后延长履行期限，日本将承担比以往更大的负担。因此，日本拒绝延长《京都议定书》。

　　一方面则获得巩固日美同盟的绝佳机会。鸠山内阁提出“东亚共同体”、“与美国建立对等关系”等，拉近与东亚各国的关系而疏远美国，并试图“违背”自民党政府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把普天间基地迁到冲绳县外乃至国外。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和做法引发美国强烈不满和担忧，利用各种手段打压鸠山，迫使其黯然下台。即便如此，美国仍担心日本逐渐“脱美”。菅直人上台后，虽多次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和对日本的重要意义，但缺乏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日美同盟的重视。大地震发生后，美国打出“朋友作战”的旗号，全力帮助日本救灾。日本则尽力在行动上与其并肩作战，并在口头上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是“患难之中的真朋友”，让美国感受到日本坚持把美国置于外交核心的心意。

　　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核安全意识的强化上。受日本核事故影响，德国宣布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瑞士宣布国内所有核电站到达使用年限后，将不再新建或更新核电站。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总结日本核事故教训，今年6月专门召开成员国部长级核安全大会，各国在加强国际合作、强化核电设施安全标准的迫切性上达成了共识。

　　大地震等“三重苦”给日本乃至地区及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既大又深远，希望日本的“祸”能化为本国和他国的“福”。□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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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亚北非政局动荡 西方干涉恐添新乱

　　虽然未来仍有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西亚北非国家的变革进程已经启动

　　文/贺文萍

　　观察背景：1月15日，执政23年之久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出走沙特阿拉伯寻求避难，蔓延近一个月的社会动荡演变为一场政治动荡。紧接着埃及爆发动荡，执政数十年的穆巴拉克被迫下台，并被审判。之后，在反对派武装和北约空袭的双重打击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于10月20日被俘身亡，利比亚进入“后卡扎菲时代”。11月24日，掌权33年的也门总统萨利赫正式签署“退位”协议。而处于中东核心地带的叙利亚自3月以来国内局势动荡。11月27日阿盟外长会议通过制裁叙利亚决议，美国“乔治·布什”号航母也驶往叙利亚近海，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面临多重风险。

　　阿拉伯“抗议者”(TheProtester)当选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年度人物”。从年初突尼斯发轫，社会动荡相继冲击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等西亚北非国家。

　　似乎顷刻之间就发生如地震般的政局突变，其发生和发展变化具有突然性、自发性、剧烈性和传染性等几大特征。虽然引发这些国家社会动荡的直接导火索各有不同，但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而加重的经济不景气、人民生活品质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终使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而外部势力染指，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前，一些西方媒体曾难掩兴奋，断言如今是“改变阿拉伯国家政治格局的最好契机”，阿拉伯国家乃至大中东地区的大范围和大规模“民主化时代”已经到来。然而，随着突尼斯、摩洛哥、埃及等国议会选举的落幕以及此前遭受打压的多国伊斯兰政党(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纷纷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这些国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治力量，西方国家“兴奋”的心态中多了不少“忧虑”元素。

　　虽然未来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西亚北非国家变革进程已经启动。

　　如今，埃及“解放广场”上演的仍然是示威人群与军警的对抗。叙利亚危机虽因叙政府最终同意阿盟向该国派遣观察团而有所缓解，但警报仍未解除。无论是埃及未来的政局发展、叙利亚危机的出路，还是伊朗与西方对抗的升级，该地区毫无疑问仍将是2012年国际关注的主要热点。□(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非洲室主任、研究员)

　　美军跨境击毙拉丹 反恐依然任重道远

　　美巴关系生变给美国的反恐大业带来多方面的复杂影响

　　文/杨晓萍

　　观察背景：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日在白宫宣布，藏身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已被美国军方击毙。本·拉丹被指为美国2001年酿成2986人死亡的“9·11”袭击事件的幕后总策划人。美国越境击毙拉丹，也在美国与其反恐盟友巴基斯坦之间钉入了一枚楔子。11月26日，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直升机空袭了巴西北部地区一处军事检查站，导致24名巴方士兵死亡，十多人受伤。巴基斯坦随后封锁了经巴方境内前往阿富汗的北约后勤补给线，并要求美军15天之内撤离巴基斯坦舍姆西空军基地。12月4日，美国军方开始从舍姆西空军基地撤离。美巴关系生变给美国的反恐战略带来何种影响有待观察。

　　到现在，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已进行了十年。由于地缘上与阿富汗的临近，巴基斯坦一直处于反恐战线的最前沿，也是美国重要的反恐盟友。然而，一路走来，美巴的反恐盟友关系并不平坦。

　　在没有通知巴基斯坦的情况下，美国将藏身于巴境内的本·拉丹击毙。

　　由于基地领导人被击毙，至少美国有了一个从阿富汗体面撤军的理由。7月，美国开始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并决定于2014年完全撤出。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官方渠道释放的信息来看，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将继续保持对阿国家安全部队的培训，并与阿政府进行更好的合作，防止恐怖主义回潮。美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离开阿富汗，问题只是美将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留在阿富汗，而这正是美阿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协议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被誉为美国的反恐盟友，但巴基斯坦却与美国的其他盟友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巴反恐盟友关系的确立就更多基于利益。有外界将这种合作模式简单化为：巴支持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而美国对巴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随着时间的变迁，在外界看来，当两者间利益冲突面变大，共同面变小的时候，美巴联合反恐就可能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美国目前在阿富汗开展的反恐而言，美国更希望撤军后在阿存在一个对美友好的“强势”政府；而对巴基斯坦而言，鉴于两国间的地缘、历史传统以及普什图族的联系，巴更期待一个对巴友好的“温和”的阿富汗政府。在这两种不同的对阿富汗未来的期待上，美巴间较难找到利益的交叉平衡点。

　　这种利益的分歧更因11月北约直升机对巴军事检查站的空袭而升级。北约空袭事件后，巴基斯坦对美国做出的“反击”具实质性，巴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也增大。

　　美一直对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间的跨界恐怖主义耿耿于怀，怀疑并指责巴在幕后暗中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及其他极端势力，并多次无视巴主权而采取单边“先发制人”行动。这些反过来又加深了巴基斯坦对美国的疑虑。

　　对巴基斯坦而言，不仅认为其与阿富汗的地缘、历史、宗教等联系需得到特别尊重，而且美国如何处理对印关系也是检验美巴“信任感”的试金石。当前印度与阿富汗关系大幅提升，而印巴在阿富汗一直是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印度加强在阿富汗存在有其自身利益，可有谁敢说，美国不“乐见其成”呢？□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周边战略室)

　　“占领华尔街”广蔓延 凸显美国社会危机

　　“占领华尔街”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文/刘飞涛

　　观察背景：从9月17日开始，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首先从美国纽约爆发，随即蔓延美国各地，矛头直指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资本及其背后不公平的美国政经制度。该运动突出的口号就是“99%反对1%”。“占领华尔街”运动暴露了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问题，蔓延全国的示威，凸显了时代背景下的美国式痛苦。

　　20世纪初的美国曾经兴起一股以反垄断、反腐败、反“金钱政治”为主题的进步主义运动，整整一个世纪后的2011年，又轮回般地见证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从最初纽约祖科蒂公园的小规模集会，逐步蔓延成一场席卷美国全境的社会运动。

　　运动参与者成分复杂、诉求多样，但总体来自中下阶层，抗议的焦点是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权钱交易、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及贫富分化等深层制度性问题，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理念和诉求呈现惊人的相似。

　　首先，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再度走向历史的高点。1896年的一项统计显示，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而从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统计显示，美国1%的富人掌握着37.1%的国家财富，20%的美国富人掌握着85%～87.7%的国家财富。尤其是，金融危机还在加快美国贫富分化的步伐，比如，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下降了36%，而1%的富人的收入仅下降11%。

　　其次，金钱政治大行其道，华尔街不仅“大到不能倒”，甚至“大到不能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剑指美国金融权势集团。参与者认为，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投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监管力度大为缩水，尤其是没有解决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彻底分离的问题，因此并没有解决“大到不能倒”的问题，华尔街的金融权势集团基本上还在维持“大到不能动”的局面。

　　再者，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利益仍在继续膨胀。美国“军工复合体”虽是二战以后产物，但它对美国政治的左右能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工业和金融寡头。因此，尽管美国历经十年反恐战争，背上了15万亿美元的债务，但仍要在世界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态势，以保证国防开支尽可能小地受到政府减赤计划的影响。

　　综观之，当前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深层矛盾又走到了一个只有借助体制外的民众力量才可能逐步得到解决的节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用抗议行动表明“美国走错了方向”。□(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部副主任)

　　新闻集团深陷丑闻 百年老报被迫停刊

　　事件牵涉传媒职业操守、不正当的警媒关系以及复杂的政媒关系等诸多问题，因而难以平息

　　文/杨芳

　　观察背景：7月10日，传媒大亨默多克所属新闻集团旗下的英国通俗小报《世界新闻报》因一系列窃听丑闻正式停刊。拥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是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以刊登名人消息为办报特色，停刊之前其周发行量约为280万份。据英国《每日邮报》11月3日报道，英国伦敦警方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新闻报》窃听受害人可能高达5800人，包括名人、政治家、体育明星等。

　　百年小报《世界新闻报》的关张，可谓默多克传媒帝国在英国经营数十年的一个拐点，而并非其走出危机的一个句点，由此掀开了“窃听门”丑闻愈演愈烈的序幕。“窃听门”事件牵涉传媒职业操守、不正当的警媒关系以及复杂的政媒关系等诸多问题，因而难以平息。默多克传媒帝国数十年来对英国政治的影响力遭遇逆转，英国政媒关系进入调整期。

　　英国传媒的“狗仔队”文化由来已久，且几酿悲剧，在“戴妃之死”等诸多事件中均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默多克2011年在英国遭遇滑铁卢，直接原因是其不健康的传媒文化与做法自酿苦果。

　　《世界新闻报》1968年被默多克收购后，主要卖点为爆料名人隐私。早在2006年底就陆续爆出窃听丑闻，但多涉及王室、政要及社会名流，此次则波及到普通民众，且牵涉刑事案件，性质生变，诱发“窃听门”全面爆发。

　　窃听丑闻在英国不断发酵，还有诸多深层次原因。

　　媒体争夺与“丑闻政治”一直是英国党争的一个特色。默多克新闻集团曾支持工党三次大选获胜，后转而支持卡梅伦的保守党，既彰显其政治影响力，亦反映其立场摇摆不定。此次工党上下，从领袖米利班德、普通议员乃至支持工党的《卫报》等媒体均扮演了声讨默多克的“急先锋”。

　　默多克在英国传媒市场过于坐大。其已控股英国近40%的报纸，旗下6张报纸日总发行量达2500万份，并拥有天空电视台等跨传媒的影响力。其多次试图让英国政府放松对媒体监管，并阻止政府出台损害旗下报纸和电视台利益的政策。“窃听门”事发后，率先对其攻击的虽是反对党工党，但迅速得到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支持。这既是出于自保，也不无借机弱化其对英媒控制力、摆脱其政治影响力的考量。

　　西方国家常以所谓的新闻自由与独立而自我标榜，而“窃听门”事件反映出的一个事实是，默多克在英国传媒市场的坐大，正是由于他深深地打通了英国政界高层。据称，卡梅伦自上任以来15个月间，曾先后会晤“国际新闻公司”人员多达26次；而媒体监管不力，媒体与政客过从甚密恰恰为危机爆发埋下了祸根。为挽救声望，卡梅伦政府已经释放出加强政、媒往来的监管措施的信号，委派独立法官就此案继续调查，并严格政府官员与媒体会晤的纪律。

　　从年中至今，“窃听门”一直难以画上句点。11月，英国议会二度召开听证会，小默多克退出了新闻国际旗下的英报董事会。独立法官莱维森勋爵为首的独立调查也开始启动听证程序。同期，针对英国媒体伦理的公共调查业已正式启动。

　　“窃听门”危机的一大直接后果，无疑是默多克媒体帝国在英国政治中的传统强势地位遭削弱。受影响的，将不仅是默多克帝国本身，随着事件引发的政、媒各界的反思及后续监管政策的出台，英国“政媒关系”将步入新的调整期。□(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德班会议艰难“破局” 《京都议定书》得延续

　　气候大会恰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发达国家的真面孔

　　文/陈向阳

　　观察背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11月28日在南非德班开幕。由于在此前年内已分别在曼谷、波恩、巴拿马举行的三次预备会议和谈判都进展不大，各方对会议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不乐观。经过努力，原定于12月9日闭幕的会议在经过加时后于12月11日清晨落幕。大会最终通过决议，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然而仅仅一天后，12月12日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又退出的国家。

　　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经过各方激烈讨价还价，在延期两天之后终于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又往前迈进了关键一步。

　　大会成果主要有三：一是继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于2013年开始实施，从而避免了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之后出现空当；二是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并成立了基金管理框架；三是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由其负责在2015年前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各缔约方应从2020年开始，根据该法律工具探讨如何减排温室气体。

　　大会达成的协议是各方相互妥协与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两个根本诉求得到回应，即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一步减排，并应在2012年5月1日前提交各自的量化减排承诺；明确“绿色气候基金”为《公约》框架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另一方面，成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则是照顾欧盟的主张。

　　大会协议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二承诺期”缺乏实施细节，加之美国、日本、加拿大明确拒绝，致使制约发达国家的减排新安排大打折扣。“绿色气候基金”的经费来源也是个大问题，发达国家承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仍然是“空头支票”。

　　德班气候大会也再次折射出全球治理与“集体行动”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国际体系的本质并未改变，国际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唯我独尊的超级大国，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与权力分享上难以协调一致。

　　由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个新兴大国组成的“基础四国”，在谈判中相互团结，据理力争，当仁不让，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成为建立公正合理的“气候新秩序”的关键力量。

　　作为“负责任与发展中的世界大国”，中国在大会中一方面坚持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发达国家须在第二承诺期继续量化减排，中国的“气候外交”强调分清责任；另一方面也显示灵活与展现诚意，对2020年以后的全球减排新安排持开放立场，对谈判起到了建设性的引领作用。□(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苹果之父”英年早逝 移动通信业谁领军

　　乔布斯在科技和人文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文/陈颖健

　　观察背景：苹果创始人之一，近年来多次被评为全美最佳CEO的史蒂夫·乔布斯于美国太平洋时间10月5日下午3点因病去世。此前一天，苹果公司于10月4日发布了最新一代的iPhone4S手机。去年，在乔布斯的带领下，苹果股价一路飙升，超越微软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公司，今年8月苹果超越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最大市值企业。

　　“与众不同地思考，改变世界”(thinkdifferently，changetheworld)，是乔布斯一生的真实写照。

　　乔布斯一生参与设计了103项苹果专利产品，从Mac电脑到iPod、iPhone手机，乔布斯凭借个人才能，将苹果缔造成创新、艺术与时尚的象征。在消费电子领域，苹果维持了20%～30%的高利润率。

　　乔布斯曾说：“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地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这是他始终坚持的、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乔布斯独特的技术和设计思路，其具体表现是“无按钮”(NoButton)。“按钮”是电子设备的“天然标志”，但用户需要的不是按钮，而是“直指人心”的功能和体验。iPhone将“无按钮”的设计理念贯彻到极致：一部只有屏幕没有按钮的手机。

　　纵观乔布斯一生在技术创新和经营理念上的不少做法颇具启发价值，其中主要有：重视用户体验、注重发现用户需求、崇尚简约主义和注意微小细节等。这些都是乔布斯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

　　乔布斯以56岁的英年离开了这个被他改变的世界。国际社会给予乔布斯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悼词中称：“乔布斯让电脑个人化，把互联网装到人们的口袋里。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重新定义了整个行业，并获得了人类史上最罕见的成就之一——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华尔街日报》更是将乔布斯看作比肩爱迪生和福特的历史伟人，称其为众多行业的企业领袖树立了榜样。

　　然而，乔布斯的苹果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惊人的专利发明，没有带来改变世界的大发现，也没有刷新组织和制度的文明，它似乎只是生产IT领域的时尚娱乐玩具而已。究竟是什么让世人相信，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和未来？这就是，它比其他组织或机构更加敏锐地把握住了一点：不再让人类迎合机械，而是让系统更加顺应人心。这正好顺应了“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些转变说起来轻而易举，但是真正能把握时代脉搏并付诸行动的组织和个体，简直是凤毛麟角，乔布斯确属非凡。

　　也许几个世纪之后，人们回顾苹果，将完全遗忘其并不完美的产品，铭记的将是它提前领跑了一个崭新时代的非凡智慧和勇气，铭记的将是乔布斯创造性地将艺术融入科技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布斯的离去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拉开了新时代转型的序幕。乔布斯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金砖国家”齐聚三亚 奏响和平发展旋律

　　《三亚宣言》明确了“金砖国家”今后的合作方向

　　文/沈世顺

　　观察背景：4月14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五个“金砖国家”的领导人齐聚中国海南三亚，举行领导人第三次会晤。这是南非加入后首次展开“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后发表了《三亚宣言》，不仅就一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阐述了共同主张，显示了共同立场，而且开列了若干“行动计划”，明确了“金砖国家”今后的合作方向。

　　三亚“金砖国家”峰会，不仅就一些重大国际热点问题达成了共识，而且开列了若干“行动计划”，明确了“金砖国家”今后的合作方向。会后发表的《三亚宣言》就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这充分显示了“金砖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砖国家”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有诸多相似之处，对许多国际议题立场相近，对改革现有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建立更为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有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利益和相近的立场是将各国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因素。

　　“金砖国家”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要求。“金砖国家”的发展形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点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金砖国家”在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有相同的关切和主张，加强协调、携手合作是大势所趋，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新特点。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互利共赢的选择。五国所处发展阶段相近，都面临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任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都会遇到调结构、护环境等相似的挑战或难题。“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为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破解发展难题提供了宝贵平台。

　　同时，“金砖国家”各具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既有开展广泛合作的坚实基础，也有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和战略需求，加强合作顺理成章。“金砖国家”走到一起同样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在源自发达国家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处于格局变化之中，新兴国家开始要求更大的发言权，“金砖国家”希望部分改写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促进全球秩序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向着更加公正、民主、平等和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它们希望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同配合，为南南合作树立榜样，走出一条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道路，并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也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既给“金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也带来了挑战，真正形成一个团体来追求共同利益，还有待努力。但是，“金砖国家”合作前途是十分光明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金砖国家”在2015年将覆盖世界人口的一半，资金和技术需求量的一半，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60%，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发动机，“金砖国家”可以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为海口经济学院教授、东盟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