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危机是个伪命题
男孩危机是个伪命题
记者—陈 冰
“中国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中国男孩“陷入全面危机”、需要被“拯救”的专家观点引发热议，一直致力于婚姻、家庭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却对此质疑，认为“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高考状元女生越来越多？
全国高考状元中的女生比例持续上升，甚至通常是男生“优势领域”的理科状元也逐渐被女生占领，“女生获得奖学金的比重超过男生”等一系列“阴盛阳衰”的例证被媒体和专家津津乐道，他们认定这是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测量指标。
然而，根据徐安琪的调查，许多女生考分高的专业(文科为主)，都给予男生降低入学标准的优惠待遇，即在120%(最高为140%)投档范围内的男生，即使分数较低也可优先录取。一些学校认为女生比例在50%以上就达到了性别平等(但实际上该专业的女生考分高于男生的占60%-90%)，或借口女性死读书、创造性思维差、后劲不足、毕业分配难，甚至以学生宿舍中厕所等设置无法让更多的女生入住等各种理由限制或少招女生。
许多学校在某些女生考分高的专业，通常在20%-40%的自主选择中“惠男抑女”，这已是圈内人众所周知的“合乎情理”的潜规则，也是未被公众所监督的教育不公正的客观事实。但在某些专业尤其是所谓的高端专业，即使男生考分较高或录取率达70%-90%，也很少有学者或学校认为对女生不公平，并提议或采取将男生比例限制在50%的做法。
“男高女低、男强女弱依然被社会所普遍认同为常态、合理和公正的，反之则是非常态、不合理和不公正而需要纠正的。”徐安琪指出，尽管女生入学率上升较快，但仍然显现出教育层次越高，女生比例越低的现象。2009年女生在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2.4%、48.9%、49.3和34.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6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有相关资料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超过50%的有104个(达70.3%)，其中超过60%以上的就有27个，最高的达84.6% 。也就是说，女生学业成绩优秀、升学率高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使在20年前，包括菲律宾、蒙古、古巴、科威特、阿根廷、牙买加等34个国家高等教育学生中的女性比例就已过半。而在中国不仅在高校，即使在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女生的比例也都只占47%左右。也就是说，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女孩的总体教育机会仍少于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假如以女生成绩优秀、入学率升高来印证教育领域的‘男孩日趋衰退’，那么，许多国家在20年前、大多数国家在目前都将盛行‘女孩威胁论’，目前更有70%的国家要惊呼‘男生节节败退’了！”徐安琪认为男孩的全线危机说言过其实。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部分印证了徐安琪的说法。
2009年几所名牌大学在上海的录取情况分别是，复旦大学录取男生422人，女生488人；上海交大录取男生632人，女生407人；清华大学录取男生48人，女生32人；北大录取男生29人，女生36人。
2010年，据湖北省对10年来高考状元的性别统计发现，“阳盛阴衰”现象依然明显：1979年以来，该省43名状元的男女比例，仍然是男生偏多。43名状元中26名为理科状元，男生23人，女生3人，男生占绝对优势；文科状元共有17人，其中男生7人，女生10人，女生略胜一筹。有趣的是，2000年以后，12名理科状元中，女生只有1人；11名文科状元中，男生却上升到5人。
由此可见，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名牌大学尤其是理工科名校，绝对是男生的天下，而现在总趋势是，男女生“平分秋色”，这是社会进步、教育公平的结果，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应试教育是“男孩危机”最凶猛的杀手？
与此同时，徐安琪认为将男孩的学业成绩已被女孩追上或超越归咎于“应试教育”是“打错了板子”。
在她看来，近年来的各类考试已经越来越偏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仅靠死记硬背已难以获得高分。女生的成绩日渐上升只能说明，当今的女孩并非只是擅长死记硬背，她们同样聪明自信、勤奋刻苦。
徐安琪说，中国科学院的王极盛教授通过对四百多位高考状元的研究，否定了高考状元＝高分低能的偏颇评价，认为高考状元并非聪明绝顶、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他们大多是普通工人的孩子，成为状元既具有偶然性如临场发挥好，也有外因如家庭教育和学校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他们也不是读书机器，而大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文化和心理等综合素质都较高。
“实际上，女生进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生育国策全面推行的延伸。独生子女的日渐普及，使女孩的价值有所提升，家长对男女孩抱有同样的期望；在抚养、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资源和支持；女孩和男孩一样承载着继嗣、养老、带给父母欢乐和成就感、实现父母未竟愿望和激励父母自身成长的功效；家庭中的重男轻女减弱，女孩的自尊、自信随着自我价值和责任、压力的提升而不断强化，力争学业成功成为她们及其家庭的主要奋斗目标。”
其实，从长远来看，女性无论是在招聘、录用、下岗、解雇，还是在培训、晋升、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还是远高于女性，领导力的优势更显著。所以即便在学业上真的完全超过男生，一旦踏入中国这个传统的男权社会的职场，女性所谓的“学业优势”也就丧失殆尽了。
至于一些专家和传媒所列举或强调的在各种成长热线、咨询机构、网瘾戒除机构中，需要帮助的男孩多于女孩，男孩沉溺于网络，患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远高于女孩，以及在工读学校、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的男孩远多于女孩，他们更易卷入暴力和犯罪等现象，即使具有较稳定的性别倾向，也未必表明男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面临重重危机”。而且，把这些都归因于应试教育扼杀了“男孩爱冒险、爱挑战、爱争吵、爱跑动”等天性和特长也缺乏充分的依据。
正如不少研究报告了青少年中具有焦虑、抑郁症状以及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女性更多，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女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不良的结论。“况且，青少年的不良适应与应试教育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难道女孩是受到应试教育的恩惠、发挥了所谓的‘死记硬背的特长’，继而减少了网瘾、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和暴力行为？”徐安琪反诘道。
“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阳衰”？
“男孩危机”的另一杀手被认定为男子汉榜样的缺失，包括父亲参与教育的不足以及男教师比重的下降。“男教缺失论”的基本逻辑为：母亲都会本能地溺爱孩子、过度保护孩子，而“溺爱”是勇敢、坚强、独立、果断、宽容、大度、负责、有爱心等男子气质形成的天敌，使培养男子汉的理想成为泡影。父亲和男教师在男孩成长过程中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如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正确的男性榜样，将会给男孩“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在“女人圈”长大的男孩将“终身‘缺钙’”，以至“中性化”、“女孩化”和“边缘化”。
徐安琪曾做过父职参与的专题研究，她指出中国父亲在子女教养和关怀陪伴方面确实做得还很不够，但由此贬损女性的教养方法、夸大男性主导作用以及将父教对男孩气质的推断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首先，尽管早期的性别角色理论侧重于研究父亲与儿子的男子气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发现两者具有稳定的相关性。史蒂文斯等通过对6420个核心家庭和14000个无父单亲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父亲缺失家庭和双亲家庭中的男孩与女孩并无显著差异，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也能得到发展。
此外，徐安琪表示自己近30年来所做的以及其他学者有关亲子关系的定量研究都显示，中青年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沟通、关怀陪伴方面，无论在主动与孩子谈话或聊天、鼓励、表扬孩子的行为或点滴进步、在孩子心情不好或遇到挫折时的安慰、引导、陪伴，或给孩子讲故事，与孩子一起做游戏、参加各种活动，还是在为孩子生日购买礼物，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等，都比以往的父亲有更积极的关注和投入表现。因此，如果父教缺少致使“阳衰”男孩递增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父亲关怀陪伴的增加，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也应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啊！至于溺爱型教养方法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都只占少数，不少研究表明溺爱型教养方法未呈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显示母亲反而更少地溺爱孩子。
其次，国外的“父亲缺失”的概念并非我们一些专家所认为的，是因为父亲工作压力大而参与子女教育少，而是指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亲死亡等形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爱的现象。包括一些专家反复引用的所谓“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来自父亲缺失家庭，实际上是无父单亲家庭(其中监护人为未婚母亲的占相当比例)，而并非父亲参与教养少的家庭。
也就是说，父亲缺失、缺席的严重后果主要是欧美国家针对离婚率上升、单亲母亲增多，尤其是一些未婚爸爸逃避抚养责任，而缺乏资源的少女妈妈又难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条件，以致孩子在认知、情感发展、心理适应、学校表现和攻击控制等方面逊于双亲家庭。大多数研究显示，父亲缺失的不良影响，不是因为孩子缺乏性别角色榜样，而是由于父亲的多重作用(经济的、社会的和情感的)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恰当地被实现。
但另一方面，父亲还通过他们所传递的行为、态度、信息等来间接地影响自己的孩子。总之，我们似未见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或以母亲为主的抚养教育方式会导致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
再次，要求男孩具备阳刚气、女孩要有温柔心是因循刻板的性别角色意识，强调男孩更需要运动、实践和体验，而女孩更需要文学、阅读和审美也缺乏依据。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向社会，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领域拼搏、奋进，男子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抚育，并被证明他们同样具有抚育性和关怀天性。加上信息社会、和平时代对强悍、勇猛气质的期待弱化，纤弱、柔顺也不再是社会所青睐的女性特质。
“我认为那些‘男孩软弱、说话细声细气’、‘女孩强势、言行泼辣’之类的感叹和忧心，反映了一些学者和公众至今仍将男性视作具有睿智、自信、独立、刚毅等品性且学业优秀、职场主角并驰骋世界的强势群体。而性感、文弱、依赖、柔顺被视作具有女性特质的常态，反之则是‘缺乏女人味’、‘中性化’。青少年如此狂热地推崇超男、超女中的‘中性偶像’，无疑显示着性别差异缩小的社会发展趋势。
“专家提出的拯救男孩、造就新时代男子汉所要培育的责任、智商、体商、情商和逆商，不同样是培育女孩所必需的吗？责任、智慧、体能、情商和韧性难道不同样是女孩的特质吗？”
徐安琪总结道，“中国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尤其在我们这个重男轻女的国度，大量农村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无继嗣、养老价值而被迫辍学，不能获得与男孩一样的升学机会，有的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待遇都不如男孩，小小年纪还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妹、料理家务，女孩在越高层次教育中的落后和毕业后在择业和就业上普遍受性别歧视的现状更需要引起关注和改善。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畸高，更表明女孩在娘胎孕育中或出生后就被大量扼杀，她们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比如女孩受性侵犯的恶性事件时有报道)受到更多的威胁、摧残，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毋庸置疑。
徐安琪非常认同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的一段话：
“女孩子的所有优势，在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几乎‘丧失殆尽’。用人单位或者明显或者含糊，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其中， 除了对于女性需要经历生育、哺乳等事情外，往往体现出男性价值观支配下社会对于女孩子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所以，我说，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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