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成为一种“软力量”至少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文化不管是产生于本土，还是结合了外部“输入”的因素，必须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如何让其他人来了解你。第二，文化必须要让其他人信服、信任。如果其他文化的人对这种文化不能信任，不能信服，那么你就是没有软力量。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其他人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

　　在唐朝，中国政府没有到处推销文化，但是文化还是到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靠政府力量的。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么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么依附于西方文化，文化里面包含传统因素，或者是西方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是一种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就是缺少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我们现在所谓的产品很多都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引用人家的，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很显然，就是你用别人的话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那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应当如何进行呢？我在这里想强调三个“解放”。第一个解放是从“思想和思维”被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第二个解放是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第三个解放是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

　　首先要思想解放，就是要从思想和思维被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西方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自己落后的终极原因归诸于文化。当然数千年的文化也并不是想去就去掉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尽管是反传统文化的先锋，但他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觉得学习西方没有错，但是把西方看成是真理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不能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是中国文化要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一切。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西方话语越来越不能说明我们自己。比如现在西方的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西方的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社会，西方的心理学解释不了中国人的心理。

　　我一直在强调，如果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的话，那西方的苹果是解释不了中国的橘子的。但是中国的橘子可以学习西方的苹果，因为大家都是水果。必须明白的是，橘子学习苹果，并不是把自己变成苹果，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更好的橘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文化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你现在到书店去看看，看到大部分的书都是西方的东西，没有自己一点点创新的东西，就是西方技术、中国的材料。因此，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化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第二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的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依附性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和扩张。我觉得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两类，分别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道家往往对现实社会失去了信心，因此往往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的，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当然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人与自然的合一这个思想非常先进。但是道家也有缺陷，他们不知道主客之分，在不知道谁是客体谁是主体的情况下是很难有知识创新，很难变成一套科学思维的。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与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主体是儒家，但是儒家是依附于王权，往往是权力的奴隶。成为了奴隶之后的儒家有两部分：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需要的问题，而这种需要是通过服务于王权来得到的；从王权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服务自己的“人”的问题，也是一种需要。所以从中国历史上看，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种是知识的忠诚，就是儒家；第二种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是保证了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大事，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儒家的忠诚有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

　　西方人强调法治，而中国人习惯于人治，我觉得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法治是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统治一个社会。传统中国被看作是儒家社会，而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儒家呢？这个比例非常少，虽说人人可以成为“儒”。也就是说“儒”这个阶层是开放的，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考试制度而成为“儒”，但是开放性并没有导致儒和整个社会关联。儒家垄断了知识，但并没有努力把知识传播到整个社会。用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说，就是儒家没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是服务于王权。这一本质也是体现了儒家对社会现实不那么感兴趣。中国的知识非常丰富，但是关于社会的知识很少很少。上面说过，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为西方所用，对西方的大众教育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一思想在中国本土并没有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传统的儒家依附于王权，那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怎么样呢？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为权力服务的，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是那些对政治权力不关心的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这个现在也有。为政治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不用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光会说好话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的。实际上这些人也是追求权力的，就是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想得到实际的政治权力。也就是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也是权力欲太重。

　　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社会实际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来解决问题和改变社会，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尊重。你的权力来自于你的知识。就像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现在可以说知识就是权力。马克思说，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没有认识世界之前你不会有改造世界的权力。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却有很大野心想去改造世界，那这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个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认同，体现出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我记得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中国为什么没有为穷人说话的经济学家？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现在中国所拥有的是大量“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因为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从现实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公平和道德衰落等等，我想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超越自身的利益提供更有用、有效的知识。

　　我们这几年在做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这样一个大项目，我觉得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加，国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没能回答这些年大家所讨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在现有的科研评审制度之下，教授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而发愁。既使在西方优秀的大学，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够发表几篇高质量文章就很不错了。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我们的教授每年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把时间都用来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呀！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设计，也扼杀了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研究者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他们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是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所以他们把很多时间化在申请研究经费，用研究经费弥补自己的收入，这就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 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教授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的教授犹如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个人来说，科研和教育是副业，因为他们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国家的科研经费非常多，要求每个人申请，每个人为钱去研究。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他们90%以上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工资。像新加坡，他们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也就足够过体面人的生活，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重视科研教育。我觉得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是中国的教育水平到了高投入的应有水平了吗？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现在中国的教育应该要有新的环境，接受教育是发展文化和创新的前提。

　　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西方文化和穆斯林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来说越来越处于守势。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是扩张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已被世俗化，这种世俗化更容易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进行传播。

　　这几年因为西方反恐战争，一些人把穆斯林文化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穆斯林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有极少的穆斯林人。实际上这些年来虽有西方的反恐战争，穆斯林在世界上的扩张非常迅速，穆斯林在亚洲扩散得更厉害。既使是在欧洲，穆斯林也已经发展成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太平洋岛国地区，穆斯林同样盛行，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穆斯林的扩张具有自身的特色，比如基督教文化是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是世俗化比较强烈，穆斯林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

　　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中国的文化开放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是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现在所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也缺少一套可以与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核心价值，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消解和融化。不过从历史上看，我觉得中国的世俗文明也成功地消减了其他的宗教文化。所以我相信中国可能，也能够再一次发挥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如果不想看到被人家消解，那就必须得自己重生。

　　作者：郑永年，男，1962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系作者在浙江人文大讲堂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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