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

　　适应当前社会转型要求，不断培养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并以民间组织培育为核心，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探索社区治理新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潘林青李钧德晏国政刘元旭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航东路街道办事处，下辖11个社区7万多居民。好几次社区居委会组织选举，报名人员甚至不够应选职数。

　　街道办事处副书记海彦玲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目前下辖社区的居委会成员中，大多数是街道办事处下派干部或面向社会招聘人员，真正来自本社区、熟悉本社区情况的很少。

　　接受采访的一些社区建设研究者和社区工作者建议，适应当前社会转型要求，激发社区活力，需要不断培养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并以民间组织培育为核心，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探索社区治理新路。

　　提升公共参与意识

　　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是本刊记者年前采访晋津鲁豫多个社区建设遇到的普遍问题。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有关人士说，居委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居民开展自治和活动等，如果居民不愿参与，自治效果将大打折扣。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本应是社区自治骨干力量的白领、公务员等，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反而不高。

　　该领域研究学者认为，居民对社区自治的参与度不够，值得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必须首先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能仅仅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董江爱说，在把大量行政管理事务从社区工作中剥离出去的同时，应通过开展各种符合社区居民意愿、适合社区居民参加的活动，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公益精神，充分发挥其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青岛市民赵女士说，现在城市居民之间都比较陌生，甚至很长时间连邻居是谁都搞不清楚。社区完全可以出面组建一个全社区的公共网络平台，如QQ群、网络社区等等，一方面让同社区的人有个交流沟通的平台，融洽邻里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组织居民多参与一些社区的事务，多为社区作些贡献。

　　河南省焦作市花园街社区有许多“双职工”居民，孩子下午放学后家长还没下班，成为令家长们头痛的事情。社区的一些退休老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每天轮流排班定时到邻近幼儿园和小学，把本社区的孩子接回到社区“四点半学校”统一照看，直到家长下班后把孩子接回家。

　　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一举动受到了社区家长的一致欢迎，由此延伸，该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公共参与意识也普遍增强。

　　也有不少社区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是不愿意参与社区治理，但目前条框不少，这样那样的阻碍太多，就连成立个业主委员会都要历尽困难，难免就打了退堂鼓。希望能将国家有关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做到“不仅要管我，而且我要管”。

　　切实发挥居民代表大会、居民议事厅的作用，尊重和及时吸取居民对社区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组织居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时化解社区居民群众间的矛盾。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社区还要及时向人上级机关反映社区居民群众的诉求，当好“居民的嘴”。

　　“只有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居民，才能赢得更多居民的支持和参与，形成良性循环。”董江爱说。

　　调动民间组织力量

　　民间组织发展滞后及区域不平衡，也是本刊记者走访观察的当前社区建设一大软肋。

　　天津市社科院发展战略所所长陈月生长期关注社区建设，他说，社区现有的民间社团，多是慈善类和文娱体育类，在公益类等其他方面发展还比较弱。在不少社区，志愿者等民间组织的影响还很有限，与社区居民的互动还不够。

　　学者指出，按照目前人员配置，一个社区少则三四千人，多则一两万人，单靠社区居委会数量有限的几名十几名工作人员，即使每天二十四小时不休息地连轴转，也难以完成社区各种工作，而且有的工作还需要各种专业技能。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认为，不能仅仅依靠几名街道下派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而应该调动志愿者协会等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甚至可以找一些不以赢利为目的社会企业家来参与社区建设项目。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民生街道学生路社区居委会主任靳英英告诉本刊记者，她们社区有1万多人，33个楼院，8所学校，近3000名中小学生。居委会尝试以未成年人服务为突破口，充分利用社区教师资源和志愿者队伍，为这些社区小居民提供包括陶吧、麦草画、围棋、舞蹈、心理咨询、科技体验等十多项活动，深受未成年人欢迎，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安宁街道办堡子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晋萍介绍，为充分利用志愿者协会等民间力量搞好社区工作，她们社区专门成立了志愿者协会，其中注册志愿者300多名，平安志愿者100多名，党员志愿者40多名，并与高校团委合作，发展了一大批大学生志愿者成为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主力，他们在社区内每个月至少要举办一次儿童英语趣味活动、定期举办计算机知识讲座等活动，并与社区内的空巢老人进行结对帮扶。根据社区的实际需要，他们还会开展清理积雪、千人大扫除、文艺表演等活动。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山西全省的志愿者人数达到100多万，其中社区志愿者有20多万，这些队伍在开展社区服务、活跃社区文化、和谐社区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元竹说，一些社区正在推行“菜单式”志愿服务也可以推广。所谓“菜单式”志愿服务，就是根据志愿者特长、服务时段等，按照社区居民的实际服务需求，以菜单的形式呈献给社区居民，通过“你点我供”的方式，为居民提供定向志愿服务，居民不出家门就可以享受到此服务。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吴鹏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社会组织将对社区建设起到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政府可通过资助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培育民间自治组织，发挥自治组织作用。□

　　“在这样的社区生活舒心”

　　“有了居委会细致的工作，这几年社区里矛盾少多了，我们在这样的社区里生活得舒心。”见到记者来访，济南市槐荫区新世界阳光花园居民张道源就笑着说。

　　新世界阳光花园占地376亩，有居民4483人。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淑一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年来社区流动人口增多，要想做好社区工作，一定要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矛盾在一线化解”。

　　矛盾化解在萌芽中

　　王淑一介绍道，社区依靠威信较高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纠纷调解志愿服务队，每周对辖区内的矛盾纠纷排查两次，经常到居民家中进行走访，与居民谈心，及时发现并解决婚姻、邻里关系、民事纠纷等方面的矛盾问题。同时，充分发挥社区治安员、调解员和楼长“两员一长”的作用，及时掌握情况，从而将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亲贤社区位于山西太原市城南的核心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发展而成的社区，人口十万余人，80%以上是外来流动人口。社区党委副书记侯琳说，由于社区面积大、流动人口多，以前社区内房客与房东之间经常因为房租拖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冲突甚至大打出手，建筑工地上各种薪资拖欠矛盾也层出不穷。

　　亲贤社区党委为此成立了一支由190余名党员组成的“蓝马甲”服务队，走街入户，化解纠纷，还设立了“蓝马甲”求助热线。

　　天津市河东区唐家口街道党工委自2007年4月开始，建立和实施直接面对居民群众诉求的工作机制，在街道办事处成立“新时期群众诉求调处中心”，在全部13个社区建立“分中心”，在各楼门设立“社情民意接待岗”，选聘社情民意接待员，把各个社区和楼门“编织”成社情民意信息“网格”，使居民群众不出小区，甚至不出楼门就能够通过社情民意接待员直接反映诉求、解决问题。

　　长期关注社区建设研究的天津社科院发展战略所所长陈月生说，在这个社区的大样本调查结果证明，建立和实施诉求调处机制“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得到大多数居民的认可和好评。

　　服务走进社区

　　“现在社区有了工作站，办事方便多了，医疗、教育等多种服务不用出社区就能办好。”青岛市市南区仰口路社区居民钟秀美说。

　　本刊记者日前在这个社区工作站看到，办事大厅中分别设有劳保、综治、计生等六个窗口，每个窗口设有一名工作人员，不少居民正在办理失业救助、老年证等多种手续。

　　仰口路社区工作站站长薛洪德说，目前工作站每天负责受理社区居民六大类、80多项行政服务需求，包括社区环境、综合治理、消防、居民调解、计划生育、失业救助、残疾人帮扶等。以前这样的服务需要通过居委会逐级上报，现在不用出社区就能办好，省下大量时间。

　　提供同样“一站式”服务的还有山西、天津等省市的多个社区。走进天津市南开区长华里社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这里可以为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人口计生、为老助残和开具各类证明、党组织关系接转等各种服务。

　　针对老年人口增多的情势，这个社区先后建立了日间照料站、社区食堂、医务站、康复治疗室、老年活动中心等居家养老“一条龙”管理模式。

　　记者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堡子社区看到，除了有一个社区服务站之外，还设置有便民服务站、社区帮扶站、志愿者分会、女工服务站、心灵驿站等多个服务机构。

　　堡子社区主任张晋萍说，社区服务站主要承担计生、劳动等政府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站则能为居民提供日常的家政、教育、维修、生活、婚姻五类服务。社区居民如果有这些方面的服务需求，可以到服务站来或者拨打电话，社区工作人员根据就近服务等原则，给社区的志愿者下达派工单，提供低偿或无偿服务。

　　文化凝聚人心

　　本刊记者刚走进山东省济南市舜玉社区，就被一阵歌声吸引。社区活动室里，20多位老年人正围在一起唱歌，有拉有唱，十分热闹。

　　正在唱歌的居民王秀芹今年72岁，她告诉记者，现在吃喝不愁了，孩子们也远在外地，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多亏有这个“快乐老家”，和众多的老年朋友在一起，不知不觉半天就过去了。

　　记者在山西省太原市南海街二社区采访时，也看到了类似场景。二三十位老人聚集在居委会活动场所，有的在调试各种乐器，有的在唱歌。

　　太原市南海街二社区主任贾飞说，社区中一些老人退休后组建了民乐团，每周五下午都会在这里活动。此外，社区居委会还在社区内开展了文明和谐楼院单元、阳光老人、孝老敬老明星、金婚银婚家庭评选等文化教育活动，将过去的一些贴满小广告的破围墙粉刷一新，并贴上一些宣传画，使之成为文化墙。

　　“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社区的氛围更加和谐，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居民的素养，密切了居委会和社区居民的关系，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出现，是加强社区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抓手。”干了十几年社区工作的太原市南海街二社区副主任胡贵云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潘林青李钧德晏国政刘元旭

　　“撤销街道办事处”仍需观察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年前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撤销街道办事处”做法仍存很大争议。“一站一居”、“一站多居”等社区治理模式收到一定成效，但尚需在未来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北里社区居委会主任刘方说，街道办事处就是一个“二传手”，上级交派的任务最终还是要由社区来完成，街道办事处就是开开会、打打电话，还挤占了不少资源，确实应该取消。

　　山西省晋中市安宁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王栓成则认为，撤销街道办事处后，直接由县区对应管理那么多的社区，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将影响社区工作的稳定性。

　　南开大学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唐忠新也认为，现在一些部门的分工和职能存在交叉，有利可图的去争抢，无利可图则去推诿。在这种情况下，街道办事处发挥着“兜底”的作用，凡是分工不明确的工作，可由街道办事处先“兜”起来，否则当前基层中的一些矛盾无法解决。

　　山东、天津等地若干社区的干部和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站一居”、“一站多居”的社区治理模式较好，但也存在弊端。

　　青岛市市南区仰口路社区居民李淑华赞同这种新探索，他说，现在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社区工作站办理，既省时又省力，政府服务居民的能力大大提高。另外，居委会有了更多精力来组织居民自治、为居民服务和开展文体活动，调解矛盾纠纷。

　　但也有多名居委会主任告诉本刊记者，“一站一居”、“一站多居”从理论上来讲很好，但如果不增加人员和经费的投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会变成“形式化”。比如，现在不少社区中的工作是由工作站和居委会一起做，不仅没有做到“居站分离”，还容易发生推诿扯皮、降低工作效率。

　　“‘一站一居’、‘一站多居’还需要继续试点观察。”唐忠新说。

　　此外，社区工作站还面临法律地位如何界定的问题。“设立工作站虽然符合社区工作的实际情况，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工作站的性质、与居委会的关系、两者的职责分工等内容作出明确规定。”青岛市市南区仰口路社区工作站站长薛洪德说。□

　　(文/潘林青李钧德晏国政刘元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