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邓小平的侄子，但却安贫乐道、埋首书山，精研国共关系史，“跟着事实走”，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于2003年初版，2004年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推荐图书”，2011年，邓野耗费9个月的时间修订此书，删繁就简、厘清头绪、提升学术水准，以一本40万字的大部头聚焦1944-1946年间的国共关系。 

　　他创造性地打破了学界的旧有定式——即习惯以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分界，将这段历史划分为战时的中日民族问题和战后的国共政治问题来考察。

　　在他看来，1944-1946年是国共关系一个相当完整的政治转型期，其间有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国共两个拥有各自武装力量的合作政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主要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协商如何将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变为多党联合执政，这在国共关系的全部历史记录当中，是仅有的一次特殊的政治现象。”

　　吸引他研究、讲述这段历史的还有此间中国政治舞台的空前复杂，“这个历史时段里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有5种力量——国共美苏民盟，这段历史复杂就复杂在这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么多重力量，我就是要把这个复杂性写出来。” 

　　他“跟着事实走”，“用利益解剖政治”，“像写《红楼梦》一样，杂而不乱地交代背景、人物”，引领读者跋涉于历史的深水区，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段两党角力、多元政治的历史断层呈现在读者面前。

　　他的同事雷颐评介此书时，赞叹“邓野有一颗学者之心，最难得的是他以一个学者的客观、冷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邓野的父亲邓垦是邓小平的二弟，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和《参考消息》的编辑。建国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野精研国共关系史，而这段历史与中共党史紧密勾连。

　　“一个红二代能写出怎样客观的国共政争？”该书再版时特邀李占芾先生(金雁《再望苏联解体20年：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编辑)为责任编辑，李坦言，自己此先并没有读过该书初版版本，拿到修订版书稿后，“说实话，刚开始读时，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咬牙苦读。读着读着，不但入了佳境，还不忍释手起来，细细回味，竟如饮醇醪，口有余香，禁不住猛然击节：也惟有邓野这样的红二代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

　　坚持下来做学问

　　如果不是出于对《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修订本)的珍爱，邓野先生恐怕也不会接受本刊专访，这是他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公开受访。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也是到现在为止惟一的一本书”，这位58岁的社科院研究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专业论文的写作上，“游走在史料之间，活在精神世界里”是他的日常状态，他习惯于四五个题目一起开工，家里资料摊得四处都是，“我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一会蹦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想到哪里了就跑过去写它几笔……”

　　因为思维不集中，经常走神，他到现在没敢学开车。见面前，问他的办公室房间号码，电话里他竟然答不上来。

　　很多人惊异于一个高干子弟竟能安贫乐道、埋首书山，他说自己其实也有过动摇。他用“坚持”来定义自己的治学历程，1980年，刚刚大学毕业他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了，“一千字8块钱”。1986年他的作品登上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学术刊物啊，稿费是一千字25块，编辑跟我讲，这可是《毛选》的稿费标准，中国最高的稿费，当时我非常高兴。”

　　1980年代末，他到日本做访问学者，“去的时候我是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工资是多少呢，97块人民币。”到了日本，“被震了”，“日本那个时候人均GDP大概是两万五千美金，差多少啊，一二百倍！按照中国的说法，我还是高干家庭出来的，见过些世面，可人家一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那么高，我们差太远了，冲击非常大。”

　　但他最终还是守在了书桌前，“因为有乐趣”。

　　“如果在品质上没有一个较大的全面提升，再版便是多余。”修订《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时，他全心投入，“很多天整夜不能睡觉，早上爬起来就干，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把自己都写兴奋了。”

　　还原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呈现历史事件的多重性，是邓野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

　　从1980年代至今，他用史料说话，让陈独秀、傅作义、阎锡山、顾维钧……从扁平、单一的历史形象中走了出来，呈现大历史格局下政治生态的波诡云谲、个人操守及命运的脆弱不定。

　　由于视角独到，论述精当，他的论文竟然也从圈内热到了圈外，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民国的政治逻辑》，洋洋洒洒50万字，照样受到读者追捧。

　　史观超越史实

　　相比于对史料的占有和发掘，他更看重对资料的联系、分析、深化。他写文章所用的材料都是公开发表、出版的，“在学术圈看来，这些材料都是非常一般的。我主要侧重论述，从一般的材料里提出不一般的问题，我的主要功夫花在这上面了。很多材料你孤立地看它不是个材料，但你把它跟别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就是个材料、是个问题了。”

　　他写文章有个特点，每章写完，都会作个小结，将核心内容高度浓缩精炼，“怎么把问题说得更透，把材料联系起来，归纳得更集中更有条理，碰到这种问题我会比较兴奋一点。复杂的东西我希望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说透。”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是，他分寸感极好，“能说清楚的一定要点到要害，暂时还不能说的，一个字也不多写。”

　　陈寅恪先生说，研究古人，应当“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句话深深影响邓野，“历史无所不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等，作为历史的研究者不可能什么都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或几个范围内研究，最基本的是你研究哪个领域就要懂这一行，成为内行。你研究政治，要懂政治，才能看出政治的意义在哪里。”

　　研究国共关系史，他需要剖析两党领袖人物的政治思维，理解他们的政治行为，“历史的研究者与研究的对象，无论生活环境、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情感，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在此条件下以己度人，难免发生偏差。”

　　邓野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接近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种“境界”，与笔下的研究对象跨时空对话。

　　“燃料的问题大极了” 

　　“‘文革’是我最好的老师。”他15岁时从武汉来到地处鄂西北的随州(当时还称随县)环潭镇，扛起锄头拿起镰刀当了将近两年农民。这段接地气的生活提供的精神力量滋养他至今，“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日子都没有在农村的日子苦”。在“文革”中他学会了观察社会观察人，加深了对人和政治的认识，而“研究历史无非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

　　省城少年初到乡下，背包里装着18世纪英国小说、鲁迅文集，听到样板戏中刁德一劝降沙奶奶，“我刁德一保你从此不缺米和柴……”

　　他心中生疑，“柴怎么能和米相提并论呢？”乡下生活展开之后，他才知道“燃料的问题大极了”，“队里的树是不能砍的，要跑到很远的野山里砍，砍了再挑回来，年纪小，砍柴没力气，挑也挑不了几根，经常缺柴烧。”

　　吃菜是另一大难题，种菜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农活，知识青年们都不擅长，就着米饭吃米饭是常有的事儿。

　　他不愿意在回忆中放大这些苦难，在他看来，苦难的价值不在于回味，而在于观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都差不多，就看你能不能从中看出点什么东西，吸取点什么。”

　　伯父邓小平在“文革”中几起几落，每一次震荡都会波及到整个家族，他的境况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近距离体验‘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滋味。这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体验。”

　　“你采访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很多搞社科研究的一辈子跳不出条条框框，像邓野这样的家庭出身更难，毕竟他的父辈就是亲身参与历史的，为什么他能跳出来？”雷颐先生对自己这位低调的老同事赞叹不已。

　　或许，43年前湖北随县环潭镇，那个站在老乡院子门口的少年能够给出答案：

　　他和几个武汉知青回了趟省城，回来后发现自己所住的农舍被人撬开了门，老乡把知青们所有的东西都拿光了。几个少年到处敲门，问是谁干的，没有一个人说，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就算是跟他们住一个院的关系很好的老乡，也不肯透露半个字。

　　“‘文革’是个反复的过程，翻来覆去，看到人的负面的东西太多。政治家们总爱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共产党这么说，国民党也这么说，吴伯雄到南京，题词是‘人民最大’。事实上也只有政治家这么说，科学家不会这么说的。比如马克思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马克思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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