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总是在主导野蛮
文明总是在主导野蛮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的作品都锁定在对台湾本土意识的挖掘？
魏德圣：我没有刻意去做这种计划，一开始只是发现一个好故事，发现之后就要去读更多的历史。历史写得很简单，谁死了，谁杀了人，并不会照顾人物的心理，也无法查证。往前推20年，往后推20年，才能让历史中一笔带过的情节有生命。了解到更多，就对台湾的命运有更多的思考，体认到台湾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到我们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应该有一种重新认识的胸襟，不仅要了解，还需要化解。
人物周刊：你希望用你的电影来化解这个仇恨？
魏德圣：这是最好的期待，但我知道这很难。这么久的时间，不要说原住民和日本人，就是原住民和原住民之间的仇恨都解不开。彼此好像和平了，一遇到利益分配，问题又来了。这不是原住民的问题而已，而是人类无法得到教训的一个循环。只能希望这部电影让原住民看轻这些政治或者利益斗争，激发他们那种自觉的骄傲。
人物周刊：《海角七号》里的化解更明显一些，但《赛德克·巴莱》却是硬碰硬。
魏德圣：程度不一样。《海角七号》只是用遗憾来化解遗憾，但《赛德克•巴莱》必须回到仇恨的原点，去化解仇恨。
人物周刊：《海角七号》上映时，人们对其中台词和剧情的政治隐喻猜测颇多，但你并没有跳出来解释，为什么这次不同？你在电影之外做了很多解释。
魏德圣：我一直认为电影不需要解释，可我发现这一部好像需要，不然人们会有偏颇。每次去电影院放映的时候，我都会说，请各位先放下文明的武装，回到一个只有你的族人和传统文化的世界，把你的历史观拿掉，把你的国际观拿掉，把你的政治文明、教育全部拿掉，再来看这部电影。因为电影一开场就是出草(猎人头)，直接跳到猎人文化传统的核心，有人会不适应。
我们被文明统治太久了，已经文明到不可以杀生、不能呈现杀动物的镜头。文明一直想要伪装一些你看不见但实际上一直发生的事情，既然我想呈现文明与原始文化的冲突，就必须让你看见原始的文化、原始的残忍，从这一群守着山林的猎人来看历史。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文明人，你怎么跨越这些障碍？
魏德圣：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我还是站在好人或坏人的立场上，热血沸腾。后来去问漫画的原作者，他提醒我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就没有对与错，那时我才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对于祖灵的信仰。
我是基督徒。我要先放下我的信仰，再去了解别的族群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我的心胸会更开，会慢慢解放。他们的相信是不能被打破的，如果有人说你的神是最没有用的，刀子拿起来就砍，“你怎么可以侮辱我的神明？！”日本人进到雾社，说原住民的祖灵是没有用的，只能信天皇。越是文明，越是喜欢去主导野蛮。
人物周刊：赛德克族人后来对影片中与史实不符的地方也提出过意见，你怎么看？
魏德圣：历史永远是片面的，有时他们内部也各执一词。我拍的是电影，不能不回到人物的心理动机，必须有一些猜测、判断。推理要有根据，但不见得百分之百精确，不符合族人的期待，就会反弹。我也不能说他们错，他们没有体谅我要讲的是故事，而不是记录历史。即使有些桥段不符合史实，但精神没有变，文化没有变，历史的大事件维持住了，大多数人也慢慢接受了。
电影是带观众入门。观众有的来看历史，有的来看热闹。后来我们出了一本书《真相巴莱》，把电影和史实的差别写出来。会去买那本书的人有多少，就代表真正想要了解真相的人有多少。电影不是学术论文，是普及的、平民的艺文产品，是老人给小孩讲故事，而不是教授给博士生讲课。
人物周刊：这部书其实就是在暴露你的剧本和历史的不符，没有顾虑么？
魏德圣：其实我对族人的观点是很在意的。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是在乱来。
赤裸地走向你，是我最大的武器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现在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第二波高潮，你也身处其中，怎么看待这种表述？
魏德圣：我当然承认这是值得期待的一波。台湾电影从很不景气到现在，差不多快二十年了。我们就好像在攻城堡一样，城堡原来是我们在经营，结果被好莱坞的电影攻进来，慢慢反客为主。我们在外面想打开那些门，直到有一天《海角七号》踢破了一个门，《艋胛》踢破一个门，《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又都踢破了。现在城是攻下来了，主人又换成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经营吗？第一波的人都是导演，都是武将，我只能撞墙，把这个门撞破。接下来制片人负责经营，制定规则、制度，让内需的市场安稳下来，再往外拓展。
我觉得接下来台湾电影圈慢慢会集合成制片人的战斗，也许短期内会有少许的内斗，但我希望大家是在比谁更好，而不是要把谁压下去。
人物周刊：作为踢破那一脚的人，你的个人经验是什么？
魏德圣：那时候我的观念是要把台湾的地盘抢回来，把台湾的观众找回来。我们有天生的好条件，因为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那时候台湾电影制作费低，品质就不会好，电影就不会卖座，制作费更低。但是，台湾有2300万人，有十分之一来看就是230万人，《海角七号》算起来也就是全台湾十分之一的人来看。那时我用将近五千万拍这部电影，被人家笑到死，但我想只要拍得诚恳，该做到的都做到，观众就买单。证明这个方式可行以后，制片慢慢成本拉高，后面的《鸡排英雄》、《艋胛》都是几千万的投资，也都赚钱。大家终于开始想，这部电影该有多少预算就找多少钱去做，而不是一再降预算，粗糙地把它做完。
人物周刊：可是你拍新片时还是遇到了资金的问题。
魏德圣：第一次成功，人家都说是幸运，还是有人不信任。台湾电影在那个时候还蛮争气的，一部破亿的电影可以说是幸运，可是当第二部、第三部出现的时候，就不是了，特例就变成了惯例。以后再有台湾的案子提出来，应该会得到认真的阅读。以前的情况是，香港的案子看一看，大陆的案子看一看，美国的案子看认真一点，台湾的就先放一边。
人物周刊：现有的名声、名利，对你的改变是什么？
魏德圣：这些东西让我更相信，只要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做，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去促成，那么更多更美好的事情也可以一件一件地发生。艺文是最有可能改变世界的，即使改朝换代，不管有没有钱。因为它是生根，多大的台风都无法拔根，一旦拓展到底，路就会开，人跟人之间就会互相接纳。
人物周刊：你还是相信那个化解的力道。
魏德圣：对，我把台湾最核心的东西展现出来，不只是对大陆，对于世界也是这样。我把我的给你看，你把你的给我看，彼此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坦诚相见。当我是来跟你谈判的人，我赤裸裸地来，不带任何武装，你会拔剑出来吗？我赤裸地走向你，这是我最大的武器。
人物周刊：你也提到了两岸关系，这也进入了你创作的考量吗？
魏德圣：是的。我对大陆的认识大部分是从电影里面得知，里面传达的信息有好有坏，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想这个，原来他们曾经是那样。台湾电影也要从这种角度让大家看到，不能永远只是那种不痛不痒的大城市、小爱情。那是生活的调剂品，主食还是历史、文化、人的思考。台湾人和原住民要彼此谅解，两岸之间又何尝不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这个时代充斥着太多不理解的批评、不理解的辱骂，小到玩笑，大到政治权谋。
如果说政治经济是大人的世界，艺文就是小孩的、是无邪的，爸爸妈妈吵架，孩子还是可以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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