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收藏的一张名片上写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其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这个沙叶新，既风趣幽默，也耿直倔强；既善良憨厚，也嫉恶如仇，可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

　　初识沙叶新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我刚完成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资培训班的学业。有一天，同学施松桢邀我一起去看话剧《边疆新苗》的彩排。小施和我一样是下乡知青，入学前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劳动。他告诉我，编剧沙叶新为了写这部戏曾到他们那里体验生活，因而成了好朋友。我们在空荡荡的剧场里刚坐定下来，有人就在远处笑嘻嘻地向小施打招呼。此人体型敦实，身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架一副黑边眼镜。过了一阵，他坐过来陪我们看戏聊天。施松桢介绍说，他就是沙叶新。

　　到了80年代初，尽管没有再和沙叶新来往，但他的名字却如雷贯耳，因为他接连写的两部戏都引起了争议。一部是《陈毅市长》，当时一位市委领导不同意上演这部戏。他认为，写陈毅老市长是个严肃题材。沙叶新却不吝重墨地去刻画陈毅的幽默性格，显然和以往歌颂共产党人的创作风格不一样。虽然在他的阻扰下，《陈毅市长》没有正式上演，但不久后这部戏的剧本不但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另一部戏《假如我是真的》，是根据上海发生的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真实案件编写的，是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顿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直闹到由国家领导人出面表态。其实，这两部戏，一部歌颂，一部批判，爱和恨是相通的，都出自沙叶新对“文革”后干部能够真正成为人民公仆的期许。

　　到了1985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任职，沙叶新刚出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在讨论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会上，我们重逢了，老沙居然还认得出我。那次会上，老沙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他用俏皮的语言道破了阻碍上海文化发展的要害——缺乏一个自由创作的环境。此后，沙叶新就成了宣传部的座上宾。大凡有关文艺政策的讨论都能见到他的身影。那些嫉妒沙叶新的人在背后说，他被官方招安了。其实，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沙叶新和宣传部里的年轻人，是因为共同的理念走到了一起。

　　其间，发生了一桩也许老沙本人至今都没听说过的事情。1986年，宣传部提名沙叶新出任上海文化局长。在市委最后批准任命前，老沙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他惯常的幽默笔法提倡：“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于是对这项任命就出现了争议。恰巧这时候一位中央领导在上海。市委领导就去征求意见。中央领导看过文章后一锤定音：“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文化局长？”沙叶新与文化局长的头衔就此失之交臂。不然，他的那张名片上也许会写着：“上海文化局长——暂时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私人友谊也在与日俱增。只要有话剧上演，老沙一定请我去看戏，并且介绍我认识了许多话剧界的朋友。我明知他对官位不以为然，故意逗他，见面时一口一声沙院长。风波之后，我们的来往更是频繁。有段时间，老沙躲在永福路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招待所写剧本。那是一项政治任务，为建党70周年写一部电影剧本。他约我去商量该怎么写这部戏。我说，党的早期领导人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气、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把他们当成80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来写吧。老沙会心一笑，说：“不管写出来能不能上演，我都会倾注全部心力写好这部戏。”老沙的戏还没写完，我就出国了。他的剧本没有被采用，但不知道他后来的得意之作《幸遇先生蔡》是不是源自这部剧本。

　　在我快要离开美国前，老沙来洛杉矶，我开车陪他游览，畅叙别后之情。他说正想写一部戏《饭桌》，把20年来目睹的人情世态聚焦在一张饭桌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饭局就像二三十年代老舍的《茶馆》一样重要。我连声叫好：你笔下的这样一部剧作必定是传世之作。可惜至今仍未见到老沙的《饭桌》面世。

　　今年春上和章诒和大姐相约去上海找老沙聊天，想见面时一定问个所以然。到了后，打电话怎么也找不到他。过了两天，老沙从纽约发来调侃我的短信，原来他出国了。

　　有人说，沙叶新是中国当代最具正义感的剧作家。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