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江县法院覃华法官。

　　怒江秘境：司法的边陲

　　怒江州的全称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没有机场，也没有高速路。从昆明飞保山，距离州府六库还有120多公里，目前唯一的二级路2009年底才基本通车。就算到达六库，全州的四个县城，除了泸水，被称作“边三县”的兰坪、福贡和贡山，依旧山路迢迢。地缘隔绝赋予怒江大峡谷的特质，是原生态的纯净质朴，也是远离现代文明的落后蒙昧。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畔的司法坚守，不是诗意的边陲风情，而是把物欲降到最低的豁达历练。主笔王鸿谅 摄影关海彤

　　入乡随俗

　　傈僳语的敬酒歌唱起来，客人们便再无处逃遁了。自家酿的粮食酒，用大矿泉水桶装了来，一壶壶倒出，再一杯杯满上，和着节拍，静夜的山风都有了热辣辣的暖意。歌里唱的是对怒江山水人的夸赞，对远方客人的挽留，唱完先一饮而尽，没有半点偷奸耍滑，完全是把自己放倒才算对客人诚心实意的架势。这样的盛情难却，经年累月的积淀沿袭着，俨然成了怒江生活的一部分。

　　从州府六库出发，一路往北，沿怒江逆流而行，途径泸水、福贡和贡山三县。一路上赶街天的故事大同小异，散居在怒江峡谷两岸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上的村民，近的走上一两个小时，远的走上大半天，才能赶到公路边的集市，原本计划卖了家里的农作物或者家畜，添置些其他生活必需品，结果往往钱才刚到手就悉数换了酒，哪怕是背着仅有的两只鸡出来，皱巴巴的钱还没有展开也一样，在山路边就乐滋滋地喝起来。先前的计划只当“南柯一梦”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酒后的不可控：或者醉倒在山路边，遇到温差大的冬日一觉冻死过去；或者酒桌上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顾不得都是乡邻至亲，手边摸到什么东西都当头狠砸过去，横生惨剧。怒江酒桌的凶悍，有些像一路的冬日江水，乍看澄碧如镜，遇到礁石才显露峥嵘，地势落差处更作咆哮隆隆之声。福贡法院院长文志辉做过统计，这个常驻人口9万的小县城，“全县近5年来平均每年受理的刑事案件仅36件。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占全部罪犯总数的86%。刑事案件中，60%左右的罪犯是在酒后实施犯罪的”。

　　不止福贡，整个怒江州四县都差不多，酒后犯罪是刑事案件里的共性。“全州的案子，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的比例差不多，行政案件很少；刑事案件里，又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居多，往往是酒后动手伤人。”怒江州中院院长滕鹏楚说，案件数据本身足以体现怒江州“发展程度低，经济不发达，虽然民风淳朴，但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法律观念淡薄”。就像怒江州各种工作文件里描述本地民情时的常用比拟，“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滕鹏楚在他2008年的调研论文里列举出一组数据：“全州地方财政收入5.12亿元，而保吃饭运转就支出21.06亿元，自给率只达到24%。”四个县城的自给率排序依次为：“贡山县6%，福贡县6%，泸水县12%，兰坪县45%。”

　　兰坪地处偏僻，一再修路之后，距离六库的车程才从一天缩减到了六七个小时，崎岖颠簸的路面12月底就开始上冻。但是兰坪有矿产资源作为依托，贡献了全州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把其他县远远地甩在后面。经济指标在案件数量和种类上也得到对应，“四个县里兰坪的案子总数最多，而且以民商事案件居多”。不过滕鹏楚很明白，以怒江州的整体经济状况而言，案件总数的比较实在没有意义。“全州法院系统编制二百余人，法官不到半数，一线法官每年的人均办案数量不过30件，一个县法院全年的案子，可能都比不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一个区法院法官一人一年的办案量。”这比较并不夸张，2011年，贡山法院的案件总数是125件，福贡法院略多些，也不超过一倍。

　　怒江州的案子并不复杂，民商事案件里，婚姻家庭纠纷占了绝大多数，其他也不过是土地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常见类型，是非曲直很简单，评判时用不上多么高深的法律理论，乡俗民情反倒成了天平上最关键的砝码。对怒江州的法官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法律条文的把握，而是语言和沟通的障碍。全州境内生活的21个少数民族，白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等，全都有自己的语言。傈僳族是怒江的主体民族，占据半数以上。早年的外国传教士把傈僳语从单纯的语音变成了文字，据说与古拉丁语一脉相承。怒江教堂里的《圣经》都是傈僳文，唱诗班也用傈僳语吟唱。从80年代开始的教会复兴在怒江沿江的村庄里一目了然，现在村子里最好的建筑，不是学校而是教堂，以基督教堂居多。这也成为傈僳语最好的课堂，那些长居深山的少数民族，半句汉话不通晓，却能用傈僳语交流。

　　就像滕鹏楚说的，“傈僳语才是怒江州的‘普通话’”。但是通晓这种“普通话”的法官，在全州法院系统里并不算多，经过公务员统一招考和从2002年开始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双重筛选，胜出的人得益于现代教育，但往往不通晓本地语言。根据滕鹏楚的调查，全州两级法院“20%的案件需要聘请翻译人员，按每人100元的费用计算，两级法院仅此项开支就达到10多万元”。

　　六库的机遇

　　“80年代的六库，只有江东的一小块地方，真正大规模的建设也就是这几年，那些楼原来都是山坡、田地。”站在江东灵山寺的山顶看过去，怒江中院研究室主任李筱槲指着对岸的大片房屋感叹。他是湖南人，1982年跟随在水文站工作的叔叔到了怒江，从此扎根。水文站建在灵山寺山脚，一条支流与怒江交汇的河畔。有了水文站，才有了过河的铁索桥，才有了1992年开始陆续修筑的灵山寺。桥头的“临江桥”三个字，还是李筱槲叔叔的亲笔题字。现在的灵山寺香火繁盛，初一、十五乡民往来者众，铁索桥的通行安全成了大问题，需要专人值守，分批放人通过。

　　作为1973年选定的州府新址，六库是整个怒江州40年来的建设重心，尤其是2004年泸水县城从鲁掌搬迁到六库新区的规划获批，并于2006年全面启动之后。以前“五七干校”劳动时被打发来种植甘蔗的蛮荒之地，如今已是夹江两岸挖山填土的高楼林立。连接江东江西的六库环城公路正在施工，以缓解城区唯一一座过江公路桥的拥堵。入夜，东岸山壁上硕大的“怒江大峡谷”字样霓虹闪烁，与西岸泸水县政务中心的大楼彩灯遥相呼应。作为比对的是知子罗，曾经的州府旧址、老碧江县的县城。地质条件的严重隐患就像一份命运判决书，决定了知子罗始于70年代末的衰落。等到1986年碧江县正式撤销，辖区分划给泸水和福贡两县，不愿搬迁下来融入新生活的人们，守着知子罗日渐斑驳的建筑，把日子凝固在旧日繁华里。

　　现在的六库，是发展中城镇的普通模样，外来者眼中泯然众人的寻常，却是本地人新奇感受的开始。各种与现代生活相关的设施，电视、网络、商场、茶室、歌厅，都可以成为打发时光的去处，一时间察觉不出怒江酒桌的凶悍。离开六库，怒江州的真实模样才会显露出来，地理如此，民俗也如此。一路往北的三个县城，泸水、福贡和贡山，县城自然都临江，但村落散布在沿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连接县城的沿江公路，没有太多急弯，只是狭窄，最宽处也仅容两车相错。危险来自于两岸高黎贡山、碧罗雪山的雨季塌方、落石和泥石流。怒江中院负责网络技术的熊燕亲历过一场泥石流险情，她雨季从贡山赶回六库。“大家都劝我当天不要走，等雨停了再走，可是赶时间没办法，从贡山到福贡，两个半小时的路车子走了11个小时。”塌方路段的拥堵只是耗费耐心，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却可以夺命。“幸好司机有经验，危险路段都自己下车先去查看，发现前面山上下来的一股水流从清澈变得浑浊，赶紧跑回车上往后倒车，没有多久泥石流就下来了，像打雷一样的巨响。”这回忆令她心悸，“如果不是贡山法院的司机有经验，我们应该都被大石头砸进怒江了。”

　　恶劣的交通，除了不断造就惊心动魄的回忆，也意味着怒江州昂贵的司法成本。除了翻译费一项，全州两级法院的案件中，办案成本远胜于案件标的的比比皆是。按照滕鹏楚的分析，怒江州地广人稀，只有一条二级公路，就是从保山到六库，其他都是级外路，土路。“出去一趟回来都要进行车辆检修，如果到独龙江一趟，仅车辆的维修费平均就要2000元。”“到100公里的地方审理一件案件，按5个人来回3天计算，出差补助、车辆油耗及磨损费、法律文书制作及印刷费等大约需要2270元。”他列举了怒江中院审理过的案子，“阿某兄弟间为三块石棉瓦以及胡某为一棵核桃树争议的案件，案件争议标的极小，诉讼费50元，但为了解决这一类纠纷，合议庭成员多次到案发地去走访，调查取证，核实情况，做思想工作，就花费了大约5000元。”“类似案件在怒江大约在50%以上，而案件标的小，多数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法院只得减免诉讼费，提供无偿服务。”

　　诉讼费的收支两条线，对于怒江州没有实际意义，全州两级法院的人头基本费和办案经费，来自州、省和中央三级财政。怒江中院副院长尹相禹对法院的缺钱记忆深刻。他是云大法律系的科班毕业生，1989年分到泸水法院，也是泸水法院的第一批科班大学生。他从基层法庭开始历练成长，也做过办公室主任，“一直管的就是钱这些事情”。“法院的经费只能保工资，干警办案的差旅费都报不了，只能由财务打个白条，实在不能当时兑现。各级财政对政法经费的投入，从2006年开始逐步有所改善。”尹相禹记忆中，“财政紧张一直持续到2007年，当年就拨下来100多万元中央保障政法经费，真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滕鹏楚到怒江中院就任是2008年10月，他感慨于怒江法官们的真诚和朴实，也意识到他们与开放发达地区相比，司法水平和能力的差距，初始教育的先天不足和职业培训的后天乏力。虽然正常的办案经费已经可以保障，“但要想把法官们送出去培训学习、考察、开阔视野还是很难”。他也记得，那时候中院还在“旧石器时代”，“办公楼里电脑都很少见，开庭时书记员手写记录，判决书也是先手写，然后交到文印室打印”，下面的县级法院和派出法庭的条件自然可想而知。滕鹏楚也计算过：“离开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助和支持，怒江两级法院的经费只能保障4个月左右的运转。”

　　福贡的困惑

　　从六库到福贡，技术娴熟的司机最快也需要两个半小时。这段沿江两岸的坡地油菜开花格外早，12月底已经灿灿的黄了。在沿江路上的狂奔，六七十迈的车速，足以颠得人胃里翻江倒海。还好一路蔚蓝，路过石月亮看了个通透。石月亮是高黎贡山山脉中段3300米的峰巅，由大理岩溶蚀而成的天然穿洞，深百米，宽约40米，高约60米，远望似一轮满月，它是福贡县最出名的景点，也是一个地名。

　　现任福贡法院院长文志辉是兰坪人，1988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就进了兰坪法院。“那一年招干一批来了十个人，大学生就一两个。第二年来了三个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如今的优秀法官和学胜。”他的法律知识从零开始，“到经济庭做书记员，从诉讼法开始学，老法官手把手地教”。一路走来，法院每个级别岗位他都经历过。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是，“下至鸡毛蒜皮，上至人头落地”。即便是在兰坪这个经济相对发展的地方，文志辉想买法律参考书，也只能借着出差去昆明的机会。1999年他去参加省高院的培训，才第一次听说了民法大家梁慧星的名字。“什么是差距，这就是。”

　　文志辉得益于云南省政法系统对干部的培训，在云南大学修完了本科课程，现在还完成了硕士课程。他记得，2007年10月从兰坪调任福贡的时候，“全院一个通过司法考试的人都没有”，“四名法官，三名是院领导，第四个是政工科科长兼刑庭庭长”。“审案子组成一个合议庭都要精挑细选地搭配，不敢把有审判资质的一次用完，万一发回重审怎么办？怎么再组合议庭？”从2002年开始实行的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初任法官从过去法院自己命题考试规范为参加全国司法统一考试。1995年之前任命的审判员不在此列。这是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有利于促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但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呈现的现实问题，就是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法官缺失严重。怒江州连司法考试考点都没有，本地只能报名，考试或者去大理，或者去昆明。根据滕鹏楚的统计，2002至2007年的6年，全州法院仅通过“A证4人，B证3人，C证69人”。雪上加霜的数据还有：“6年来通过司法考试的外单位人员没有一人进法院，基层法院通过司法考试的有5人调离法院从事律师职业。”

　　现任副院长邓兴是福贡法院司法考试“零的突破”。这故事由文志辉来说更激动：“2007年12月过的，他考了391分，A证，全州法院系统第一名。”为了督促全院干警的学习热情，只要省高院组织司法考试冲刺培训班，他都不惜成本地把人送出去。“我给每人两次报销全部费用的机会，第三次再考，我也支持，不报费用但给假期。这几年，一次就送五六个人出去培训考试，法院就26个人。人手紧怎么办，连犯人我都亲自去押送。”4年过去，福贡法院的26个人里，已经有10人通过司法考试，其中A证4人。

　　可是文志辉的努力，总会遭遇更现实的打击，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4年间法院陆续调走了7个人。“30个人的编制招不满，留不住。”为了不让上级法院再从福贡调人，他甚至都跟领导发了脾气，他立下的“5年不许调动”的规矩，最后成了“自己打自己耳光”。他不是不懂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实在是基层的工作“一个钉子一个眼”，有经验的通晓本地语言的干警只有那么几个，他舍不得。今年招新人，为了招到通晓本地语言的人，文志辉特意向上面请示，把两个岗位的标准放低到了专科。“结果招进来的是清一色的法律本科，四个人只有一个懂本地语言。没办法，我们想要的人，考试就是不行，笔试差太远，面试再好也没用。”“招来的这几个是很优秀，其中一个在甘肃长大，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本地话一句不会，别说少数民族语言，云南方言都难听懂，我怎么用呢？”

　　云南省的司法系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法院系统的第一批定向委培生从2009年开始，他们需要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口试和全国统一高考，在云南民族大学完成学业，每个学生每年只需要承担学费的10%，其余学费由省财政承担70%，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20%；对学生生均定额经费，由省财政一次性承担，对学生生活补助由省财政承担70%，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30%。具体来说，按照一年4500元学费的标准，学生自己每年交纳450元，4年共1800元。生活费用，每人每月600元，假期减半，由省、生源选送地同级财政承担，按月发放到学生手中。

　　第一批委培生将于2013年毕业，对应的基层法院已经给他们留好了编制。福贡法院有三个，两个傈僳语，一个怒语。只是他们毕业后能否顺利上岗，文志辉还是心存疑虑：“书本跟实践是两回事，司法工作更需要经验和历练。”从成本上考量，他还是觉得委培的方式时间成本太高，所以不管大会小会，他只要有机会，依旧会表达他对边疆基层法院系统招人的困惑。“能不能把门槛标准设低一点，通晓本地语言，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或者专科，在实践中慢慢来学，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他的意见，只会在同样是边疆地区的基层法院院长那里得到共鸣，更多的是质疑和反驳：“有优秀的人才给你，你还不要？”文志辉苦笑：“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不懂本地语言，法律学得再好再深刻也没有用啊，你肚子里的东西倒不出来啊，请翻译成本贵不说，一句话转来转去，效果可能就完全变了。”

　　贡山的寂寞

　　从福贡到贡山，同样是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两岸植被明显更多，江水也更加澄碧。怒江沿线小水电和矿区的开发，与生态破坏、地质灾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更科学的论证，但现实就是，泥石流的现场并不鲜见。最惨烈的还是普拉底，从山上滚落下来的巨石还堆在那里，狰狞的沉默，最大的一块石头上写着鲜红的“8·18遗迹”，旁边政府援建的新房已经陆续竣工，台球桌旁也人头攒动，只是被掩埋的亲人们再也回不来了。

　　贡山法院的院长李红英是贡山法院的第一位女院长，泸水县人，大学毕业后做过10年老师、6年检察官，2010年就任贡山法院。她父亲初中毕业做了大队记分员、武装干事，因为擅长做老百姓的工作，被泸水法院主动要了去，后来担任泸水法院院长。她对法官的想象和理解也源自父亲：“父亲很有口才，跟老百姓亲如家人，总是给他们解决纠纷。”这也是“文革”后，基层法院系统恢复重建以来，很关键的一个用人标准。贡山法院庭长李金兰就是最好的例证。1978年，18岁的李金兰就在贡山茨开镇参加了工作，10多年下来，不仅成了县妇联看重的干部人选，也被贡山法院看重。

　　李金兰回忆：“1989年，法院院长和副院长直接到家里来找我，我一开始被吓到了，连水都没倒。那时候法院配枪，按我们本地人的想法，就是觉得背枪的人很讨厌。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也征求过很多意见，最后还是决定到法院。没想到一来就喜欢上了我的工作。我在民一庭，每天都有调解工作，很实在。1991年县委组织部直接来找我，要把我调到县妇联做副主席，我不愿意去，还是拗不过，3年之后我又主动申请回来，做民一庭的副庭长。那时候县委组织部已经考虑把我列入县委委员了。也有人笑我傻，替我可惜，可我自己一点儿也不后悔，我喜欢做实实在在的工作。”

　　李金兰的确不懂深奥的法律理论，但是经她调解的案子，实实在在地到了村民们的心坎里。重视案件的调解，尤其是刑附民案件的调解，也是贡山不得已的现实。她很明白，人均年收入不过四五百元的地方，一桩刑案对被害人家属造成的伤害难以弥补，如果法院轻易下判，对方却无财产可执行——现实往往如此——就成了一张“法律白条”，对被害人家属是二次伤害。现在，52岁的李金兰已经当了外婆，工作起来还是风风火火，那副替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热心肠一点儿也没变，回忆起一桩刑附民案件调解的激动处，索性站起来情景再现。那是一桩打架导致的命案，被害人的父亲索赔5万元，3名被告各家只能拿出1000元，差距悬殊，口水说干都没有用，主审法官都决定休庭直接下判算了，李金兰站起来拦住了，“不行，还要继续调解”。根据被告的情况，5万元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她不忍心那父亲被这张“法律白条”拖到更深重的痛苦里。最后，那父亲接受了3000元的赔付。

　　余金成是贡山法院的新生代，他2008年毕业于玉溪师院法律系，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贡山法院；2009年2月被派驻到丙中洛法庭，直到2011年1月才调回贡山法院。贡山的生活，尤其是丙中洛的生活，对于他这样的“80后”来说，是无边的寂寞。贡山由马帮聚集之地发展而来，现在也只有一条主街和一条刚开通的环城线，只要呆上几个月，出门就到处是熟面孔。丙中洛更是如此，它距离贡山县城还有40多公里，已经到了云南的最北端，再往北，过秋那桶，就到了与西藏察隅县交界的地方。这个总是被薄雾笼罩的地方，拥有整个贡山最大面积的三块平坝，但因为交通不便，一直像世外桃源一样宁静；这里的雾里村，去年才通电。这个终年清晨薄雾笼罩的地方，天主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和原始宗教四者并存，被誉为“人神共处之地”。

　　丙中洛法庭成立至今，案子不超过10件。作为新人的余金成是第一批进驻的。这里的时间，要像在普化寺草坪上晒太阳、剥桔子的昆布喇嘛一样，心无旁骛地坐着，才不觉得心焦。这里的夜晚，安静得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月落铁锁寒”，是余金成每晚锁上法庭大门后最真切的感叹。余金成会傈僳语，跋山涉水地到山里去普法，一年下来，丙中洛法庭也不过四五件案子。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就是他无法逃遁的人生历练。换做大城市的孩子，可能早就叫苦不迭地换了工作，但余金成不能任性，他是兰坪人，家在大山深处，走到公路边要爬五六个小时的山路。七兄妹的大家庭里，他有3个姐姐、1个哥哥和2个弟弟。父母倾尽全力，也只能供3个孩子念书，三姐、他和二弟。好在他们都懂事争气，2004年一起考上了大学，他在玉溪，姐姐在大理，弟弟在昆明。2008年毕业，他考上了公务员，又大大地鼓励了姐姐和弟弟，一个考回兰坪当了老师，一个考上了北邮的研究生。现在，余金成要从每月的工资里拿出1000元供弟弟继续深造，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是负担，而是他对于家人的亏欠。最令他心酸的是小弟弟，“从小就在山上放羊，17岁就结婚，每次看到他，心里都会很痛楚。我们在一个桌上吃着同样的米饭，可他的人生已经跟我们天差地别”。

　　现在的丙中洛法庭庭长叫黄跃，30岁出头，法律本科，已经考过司法考试A证。女朋友从河南老家来看他，一到丙中洛法庭就痛哭了半个小时，旁人束手无策地看着，看到女孩终于露出笑容，心里才送了一口气。“不错，这么快就不哭了，那是应该能留下来了。”整个2011年，丙中洛法庭没有一件案子，但是“黄跃们”依旧必须在寂寞中坚守下去。

　　独龙江的想象

　　整个怒江州最神秘的地方是独龙江，这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也是一个行政区划上的乡镇，隶属贡山县。全国只有贡山县的“人代会”每年8月17日开幕，原因就是独龙江每年有半年都是大雪封山，从12月到次年6月，一切交通都在雪山垭口被阻隔。6月开山以后，那里的人才能出来，山外的物资才能运进去。通电以前，唯一获取外界信息的方式是收音机，电池还要提前从山外运进去屯好。就算开山了，进入独龙江，依旧艰难，90多公里的路，越野车也要走七八个小时，去过的司机说：“路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颠得太厉害。”

　　在独龙江开庭审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发生在1991年，贡山县法院副院长余自祥是当年办案的人之一。余自祥1978年进入贡山法院，当时法院只有3个人。县城里整条街都是马帮，他们聚集于此，主要就是朝两个地方运送物资，一个是丙中洛，一个就是独龙江。1991的案子是事关捕杀野生动物的，3名被告来自同一个村，他们连续射死了8头野牛。按照独龙族的风俗，猎物不独享，要分送给村子里的每户人家，他们还好心地给当地林业公安送去了一块肉。对方把肉吃完觉得不对，就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然后，就成了一桩刑事案。公安取证回来，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又把所有的骨头、标本、猎枪等物证移交到了法院。那个时候独龙江还不通路，开庭的时候，由院长带队，包括法警去了7个人，请了6个人抬东西，在路上走了3天，翻过雪山垭口才到达。法院还给被告请了一名律师，不收费，由法院负责一路的吃住。“考虑到独龙江的风俗人情等种种原因，这个案子最后判了缓刑，并处罚金200元。”余自祥顿了顿，笑说：“不过，20年过去了，我现在也没见到这笔罚金。”在余自祥的记忆里，此后独龙江再也没有开庭审理过刑事案件，不过有过民事案，依旧路途迢迢。“1999年通公路之后，开车进去也要一天。”

　　杨茂和白丽珍夫妇是对独龙江历史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78岁的杨茂在1958年被派去独龙江任教，成为独龙江完小的第一任校长。第一批的6个老师都是男的，他们的工资是“一个月32斤大米，35元钱，3两香油，半斤腊肉”。这是个艰难的教学任务：“老师用汉语讲，懂傈僳语的学生用傈僳语翻译给只会独龙语的学生听，学生再用独龙语提问，再用傈僳语翻译。”独龙江的学校放假时，老师们要下乡去做群众工作。“那时候独龙江全区只有50个干部，有时候在乡下走一天，会遇到蟒蛇、黑熊，却遇不到一个人。”纳西人杨茂有语言天赋，半年就基本掌握了独龙语。“独龙江的第一批初中生，就是从我手里送出去的。”说起来他自豪而欣慰。

　　除了桃李天下，杨茂在独龙江的另一个收获是爱情，他结识了独龙纹面女白丽珍，并且自由恋爱组成家庭。74岁的白丽珍故事更传奇。她出生于独龙江献九当的白丽村，8岁的时候被母亲带去纹面，这种特殊的习俗，源自对于土司抢亲恐惧的自我保护，纹面的图案由纹面师的喜好和手艺决定。白丽珍根本没有拒绝的可能，她只记得撕心裂肺的痛，“脸肿了三天三夜，脱了一层皮”。她的童年是衣不蔽体、住岩洞、住在大树枝下的记忆，13岁的时候被进入独龙江的工作队发现，带出来作为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带队的干部脱了一件外套给她，“长得拖到膝盖”。“一句汉话不会，一天书没念过，到云南民族学院从头学。”

　　杨茂进入独龙江半年之后，白丽珍也作为干部派驻回独龙江。他们按独龙族风俗组成了家庭，男方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长获得女儿的同意，才能收下彩礼。婚后，女婿家农作物的收成，都需要分送给岳父岳母，家里杀猪，也必须送去一半；而女方家杀猪，只需要赠送一条猪腿。独龙江是以男性为尊，舅比母大。这个神秘又原始的民族，留给杨茂的印象非常好，“善良、热情又害羞、胆怯”。“他们的节日没有具体的日期，从2月一个大致的时间开始，村里的年轻人组成舞蹈队，到各家各户载歌载舞地欢庆，然后按照地理位置轮到下一村，同样载歌载舞。”儿子们对于母亲白丽珍的叹服，是她唱歌信手拈来，饭桌上可以用独龙语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不重样地唱一遍。

　　1965年杨茂和白丽珍先后被调离独龙江时，他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长子杨谊群，毕业于云南民院数学系，是独龙族的第一个正规大学生。而白丽珍1973年成为怒江州委副书记，也是独龙族第一位高级别的女干部。即便30多年没有再回独龙江，他们的家族，在独龙江依旧有堪比头人的地位。独龙江的纷争，在杨茂的记忆里，一直有最传统的化解方式：“由村落的头人或者德高望重的人出来主持公道，解决纠纷。”

　　2010年，杨茂夫妇在时隔30多年后重回独龙江，对那里的变化震惊不已。那时他们有过往生活的参照，现代城市里住惯了的人，还是会叫苦不迭。只说一样，即便独龙江已经通了电话，手机信号一次也只能接进去20条线路。贡山法院院长李红英说：“面对面地打电话都打不通，太正常了。”独龙江法庭已经在筹建之中，土地是中院院长滕鹏楚亲自进去丈量的，独龙江乡政府先是划了4亩，后来舍不得，又收回去了一半。李红英为了落实法庭的建设，2010年12月下旬冒险进山，出来的时候遭逢大雪，被困在半路，幸好余自祥有经验，发现电话总是打不通，赶紧带车进去接应，李红英和司机弃车而行，走了8公里，才遇到余自祥的车，到达县城已经是凌晨。

　　现在，法庭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但还没有人进驻。独龙江法庭和丙中洛法庭一样，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只不过独龙江的位置更为特殊，距离缅甸28公里，距离印度70多公里，而且与尼泊尔遥望。独龙江公路的隧道正在施工，预计近两年就能开通，滕鹏楚考虑的是，“等到这条通道打开，枪支和毒品的威胁将会大大增加”。他的忧虑不无根据，德宏和西双版纳加大禁毒力度的时候，毒贩子们已经舍近求远，不惜翻阅积雪的高黎贡山，从缅甸进入怒江州，然后在从怒江送出去。即便如此，对于净土的想象，依旧不应该以隔绝为代价，现代文明与原生态保护如何共存，是怒江恒久的问题，司法，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最为真实的边陲，这里缓慢变迁中的一切，自然景物也好，民风民俗也好，乡规民约也好，其实都是现代文明中早已失落的最珍贵的记忆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