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的故事不会结束，它事关春运、社会，也事关纪录片在中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劼人

　　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夫妇，20年前开始在广东打工，希望用微薄的收入抚育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可失去双亲陪伴、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打工妹，让父母的梦想破灭。

　　“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范立欣，一位30岁出头的中国导演，撸了撸袖子，猛吸一口气，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将张昌华夫妇三年的春运回家路摄下，让人们真切感受支撑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农民工群体当中的一家四口在大时代中的命运起伏。

　　这部名为《归途列车》的纪录片，一下获得美国导演工会奖、洛杉矶影评人大奖等30余个国际奖项，在中国上映时正值春运大潮，7个城市进行了“一城一映”的巡展。

　　它没有花一分钱媒体宣传费，却几乎场场爆满。

　　“‘归途’在哪里？”

　　为完成自己在本土操刀的第一部纪录片《归途列车》，左腿膝盖只剩下三分之二的范立欣，扛起机器，带着剧组，跟踪拍摄张昌华夫妇整整三年，积累了350个小时的素材，最后浓缩成90分钟的影片。

　　从表面上看，影片讲的是张昌华夫妇回家的路途，他们和所有农民工一样，在售票窗口前失望，在绿皮车厢里挣扎，在村口小路上放下又一年沉重的包裹。

　　但范立欣没有把镜头停止在旅途的终点，而是对准了空巢的老人，对准了1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张琴。她在外公的坟前哭诉，说自己并不想见到父母。她甚至和一年只能见上一面的父亲扭打在一起。因为在她眼里，父母只是给钱并嘱咐她好好读书的人，和她几乎没有情感的联系。于是，她似乎认准了一个死理：只有钱才是有用的。

　　范立欣赞同一位网友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现代化”会破坏一个国家最基础的构成——家庭。

　　“从更深的层次看，影片要问的就是‘归途’在哪里？”他说，选择春运这个题材，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观察点。影片与其说是在讲春运，不如说“展现了一个困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家庭命运的故事”。

　　成为“范导”之前，范立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时常下乡的他，往往前一刻还在家徒四壁的乡村工作，后一刻就在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聚会。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这个“爱激动、爱打抱不平的人”更多地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矛盾。

　　他捕捉到这样的镜头：一位广州警察在维持火车站秩序时，问拥挤在人群里的张昌华：“你们这些外地人跑到我们广州来干什么？”压抑已久的张昌华，把十几年打工的委屈倾诉出来：“要不是我们广安的邓小平到你们这里搞改革开放，可能今天你们连我们四川都不如呢。”

　　这个镜头最终因为时长原因没有放进片子，可一直印刻在范立欣的脑子里。

　　他曾经纠结和疑惑：也许，对这个国家而言，春运所折射的种种社会阵痛，都是难以逾越的阶段。而他又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追问：那些苦苦追求最后一班列车的农民工，会不会被高速前进的社会列车抛到身后？

　　“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

　　纪录片在国外电影节展映的两年中，范立欣几乎每月都要带着片子绕地球一圈。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蓬勃发展的中国背后那些小人物的辛酸，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范立欣放下杯子，向本刊记者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中国2.4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

　　2009年，在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北京一所中学的访问团被安排观看《归途列车》。放映完毕后，一名男生激动地跑上台，从范立欣手里抢过话筒。他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自己看完后很伤心，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让我好好学习了，因为他们想让我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孩子的责任感让范立欣感到安慰。他觉得，在这个无法跨越的发展阶段里，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一些城市人的优越感，拿出更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农民工更加友好一点，哪怕是地铁上让个座，对餐馆的小妹道声谢。

　　一位美国中部的观众看完电影后，感谢范立欣让他理解了在外贸服装厂工作的张昌华，说看到他为改变儿女命运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这是中国人的坚韧、努力以及对家庭的爱。

　　而在以前，这个美国男人会抱怨，这些努力工作并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

　　范立欣感慨，纪录片是一个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并理解中国的媒介，因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

　　更多的西方观众观片时，注意到了如下细节：即将出口欧美的低价牛仔裤被一捆一捆地堆在窗边，彻夜灯火通明的厂房里，是一排排埋头操作缝纫机的工人们。

　　在和导演交流时，有西方观众说，他以前总在指责发展中国家。看完影片后他开始反思：消费主义下，发达国家普通民众不应对物质产品过度需求，跨国公司不应对利润有嗜血的追逐。

　　反映华尔街金融危机纪录片《监守自盗》的导演查尔斯·弗格森对范立欣说：我们的主人公居住在地球的两端，但他们的故事却是紧密相连的。

　　“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不同的角度，所以要尽量换位思考。”当他第一次见到张琴的叛逆时，脑中浮现出“不孝”“不成熟”这样的字眼。可他马上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在青春期希望获得独立，却无人给予充分关爱和指导的女孩。为什么父母要抛下她进城打工呢？城乡二元结构成了应当思考的问题。

　　等候了八年的时机

　　1998年，范立欣从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院的英语系大专毕业，进入地方电视台，扛上了摄像机。这年年底，他偶然间在同事遗落的笔记本里“偷看”到了全国纪录片工作会的会议纪要，其中显示的拍片感受、如何与拍摄对象建立信任、如何用摄影机记录生活……这些当时范立欣并不认识的业内大腕的发言，让他那一夜没能合眼。

　　范立欣年幼时，父亲部队复员后到一所放映员学校当老师，这让范立欣有了得天独厚的观影条件。一块露天的大银幕，正面和背面都挤满携凳而来的观众，这就是范立欣童年的“天堂影院”。

　　“我从小就知道电影的力量，因为电影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心目中好电影的标准也在那个年代烙下——贴近生活，反映现实。

　　看了那个笔记本后，范立欣并未马上“放手去做”。

　　他每天早晨提早1小时到单位，偷偷拿来摄像机，跨开双腿，调整呼吸，直到一年后成为单位“扛机器最稳”的人。

　　他攒了一年多的薪水，和一位同事搭乘火车南下，买了一张站票、一张卧铺，两人轮流睡至广州；又买了一部1万多元的二手DV，开始练习拍摄和剪辑。

　　他倾尽所有积蓄，花6000多元买了一部当时最先进的“双奔三”台式电脑，接下了给另一位导演的一摊“私活”——一部艾滋病题材的纪录片当剪辑师。整个剪辑工作进行了10个月，第三个月时，这台电脑开机和开软件就需要30分钟，并且每15分钟崩溃一次。

　　2003年，靠着这样一台电脑剪出的片子，剪辑师范立欣登上了圣丹斯电影节的领奖台。

　　2006年，他加盟纪录片《沿江而上》，成为中方联合制片人。

　　就在拍《沿江而上》期间，范立欣觉得“时机已到”。这一年7月，他提着摄像机，只身一人进入广东的工厂寻找拍摄对象……

　　“纪录片会洗掉你所有的一时冲动和头脑发热。”此时，已过去整整八年，“全电视台扛机器最稳”的范立欣，第一次为自己的片子打开镜头。

　　“把自己放到一个产业化的进程中”

　　真正开始梦想的范立欣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很现实——钱！

　　范立欣自掏腰包十多万元，又让制片人赵琦向朋友借了二十余万元，买器材、置设备，2006年11月，七八条枪的队伍开了张。制片人是中央电视台员工，摄影指导孙少光是以前的同事，录音师范立明是他的亲哥哥……这样的组成可以暂时省下一大笔“工钱”。

　　可一大组人要吃要喝要住，开机不到一年，钱就用完了。

　　眼看着马上又是春节，最忙碌的拍摄季节即将到来，范立欣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他盘算着必须添置新机器，而剧组的员工一年来还没领过一分钱。

　　抱着几乎绝望的心情，范立欣去了广州纪录片电影节，希望能找到一些投资。可他明白，希望不大，因为他们背后没有制片公司，没人会把钱直接放到一个“草台”剧组。

　　然而天上真的掉下了馅饼。一家国有电影制片厂表示愿意投资，并派出一个中层干部和范立欣详谈：30万元人民币，买走《归途列车》世界版权的一半。这让范立欣左右为难：不要，断炊的剧组只能马上停工，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要，30万元又支撑不了多久，剩给自己一半世界版权的片子再难找到大的资金投入。

　　范立欣提出，30万元他只能让出大中华地区版权。最终，对方摇了头。

　　“那个moment(时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了解国际纪录片业的范立欣知道，官方和公共电视台的投资是纪录片很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保证了一个国家纪录片行业的正常运转。但这一切在中国尚未出现。因此，来自国有影厂的投资，有着比钱更多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一个产业正在发生变化，在那一刻他甚至以为“看到了一道曙光”。

　　几乎绝望的范立欣在那位干部面前“唰”地流下了眼泪，后者最终心软了，拿出自己的15万元，借给了范立欣。

　　凭着这笔钱，剧组顺利拿出了样片，写好了提案，《归途列车》顺利地在国外征集到100万美元的支持。

　　在范立欣眼里，纪录片从融资、制作到发行，跟其他电影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链里，不是“谁给钱谁就是爷”，他和所有投资方都用合同的形式规定，制片人与投资者，无权干涉导演对影片的剪辑权。

　　眼下，范立欣正致力于对国内纪录片导演进行培训，让他们更明白国际运行规则，学习撰写提案等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技巧。他同时开始寻找中国纪录片“本土生存”的路径。

　　《归途列车》在7个城市“一城一映”之前，范立欣找过国有发行公司，可最少一百万元的拷贝制作和宣传费让他却步。高额费用下，是《海洋》这种极具观赏性的纪录片都难以保本的现实。“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商业电影的运作方式，这不适合纪录片。”

　　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7个城市，范立欣选定了每个城市的一家影院，用一个影厅长线定期放映《归途列车》，票房收入双方分账。范立欣觉得，既然中国的城市还无法支撑起一家艺术电影院，那么在商业电影院里逐渐打造一个艺术电影厅，应该是可行的、有市场的，这有利于中国纪录片业的发展。

　　随着一年的春运进入尾声，《归途列车》在全国的展映之幕渐落，但“归途”的故事不会结束，它事关春运、社会，也事关纪录片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