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

　　傅高义研究中国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73年，傅高义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内地。1987年，在广东方面邀请下，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1989年，他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两本书目前都有了中译本。

　　傅高义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2000年傅高义退休后，仍然经常组织带领美国的教师、学生到中国加强交流。

　　2011年9月，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南风窗》推出封面报道《变革与重构》，详述了邓小平的遗产、“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以及大变化的启示。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书面专访。

　　记者：您对于邓小平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他是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因为他实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150年里诸多政治人物所共同期盼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您认为让邓小平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目标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后，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实现让中国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的目标。

　　1949年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1978年，在建国“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广泛的认识，就是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必须改变。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也准备好打开它们的大门，欢迎中国这个“学生”，包括贷款、分享技术和欢迎中国的商品。

　　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记者：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记者：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记者：对于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共产党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记者：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共产党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记者：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如您说的那样，邓小平的政策的基础是平衡大国关系和专注于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国与国的分歧靠后人的智慧解决。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打压很不满意。您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受到外国的限制很不满。当中国更强大，很多中国人想在世界上展示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受到其它国家的限制的。

　　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以便他们不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太多，也不需要必须准备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

　　记者：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南风窗)

　　扩展阅读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4日下午，温家宝来到广州白云电气集团考察。广州白云电气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历经30余年发展，从广州市郊的手工打铁铺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电气系统集成服务商。2011年，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50亿元。

　　看到白云电气的巨大进步，温家宝十分高兴。他对在场的职工们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白云电气，也没有白云电气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没有国家的今天。

　　回首白云电气这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而成长的。1984年，创办人胡氏兄弟收购镇五金机械加工厂，开始进行五金机械加工，成为当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的代表。

　　1989年，一直期望开拓中国市场的日本东芝公司在调查中了解到，白云电气发展潜力不错，于是主动找上门来，其后白云电气和东芝的“恋爱”开始起步。2002年，白云电气与东芝合作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截至2006年，双方已成功合作成立四家合资公司。

　　此后，白云电气的扩张重组明显提速，先后重组南京电气、锦州国营七七七总厂真空开关管产业、番禺明珠电器、桂林电力电容器总厂，从而形成了全国化布局，并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机械工业100强”。

　　白云电气的发展历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个缩影。温家宝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各项社会事业和人民生活都取得巨大的进步。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来到广东，讲了许多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话。他明确告诉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温家宝指出，当前面临的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剧烈，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国内经济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不少，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改革开放。

　　而对于改革开放“领头羊”的广东而言，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相比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加快，广东原有的开放优势逐步消失。

　　不少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引领作用正逐步弱化。由于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目前不少人的改革动力明显不足。

　　广州市人大代表、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硅宝科技董事长王跃林对本报指出，现在内陆很多地区的政策扶持、改革创新的力度都比广东来得大。广东改革的弱化应该是最近五年来的事情，“广东要想继续处于领先位置，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解放思想的意义。”王跃林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去年11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绝不能躺在过去改革的功劳簿上停顿不前。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必将贯彻整个现代化进程，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我们的民族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昂起头来，坚强不倒。(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林小昭)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