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书桌

　　阎连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之一。其中大多是用荒诞的虚构内容来反讽现实。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超出自己小说的描述”。

　　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晓楠 北京报道

　　以荒诞小说闻名的作家阎连科，原本正计划转变风格，写一本全新的著作。在北京南郊的新家里，他写出了十几万字的书稿，用大量笔墨描写森林、花草和昆虫，以及自己身处其中“非常美好非常平静”的田园生活——就像从前在河南农村老家一样。

　　不过，在距离完稿还有半个月的时候，一纸拆迁通知把这个美丽优雅的故事转回了荒诞的曲调。如故乡一般平静的田园生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突然被挂上的“违章建筑”条幅，大音量播放拆迁通知的宣传车，在挖掘机前突然崩塌的院墙，还有一群每天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壮汉”。

　　阎连科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之一。过去20年间，他的小说屡次获奖，其中大多是用荒诞的虚构内容来反讽现实。可现在，他却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的荒诞远远超出自己小说的描述”。

　　“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相比，我所有小说都变得正常了。”他说。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

　　阎连科曾经在新闻中看过不少关于拆迁的故事，但却从没想到它们会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

　　在收到拆迁通知的前一年，这位军队出身的作家刚从单位分配的公房里搬出来，搬进了位于“花乡世界名园”的新房里。这片别墅小区毗邻北京南郊的世界公园，每栋房子都有巨大的落地窗，漂亮的花园、土地。小区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林，还有两大片清澈的湖水。

　　阎连科的故乡，是河南嵩县的一个小村庄。在20岁当兵之前，全家人都靠务农为生。当看到这片充满农耕田园风光的小区时，他开始怦然心动。

　　“我当时简直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礼物，让我在这里写作，度过余生。”阎连科说。他马上决定住进这里，并且计划写一本像《凡尔登湖》那样的书，描写这里的自然之美。

　　尽管曾经被排入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但凑齐120万的房款和40多万的装修费用，阎连科还是费了些周折。2009年底，他搬进了新房，一边在屋后的菜地种些芹菜、萝卜，一边在书房里读书、写字。

　　仿佛是新居带来了无尽的灵感，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出版了三本新作，计划中描摹故乡田园生活的新书也完成了四分之三。他已经想好了，要用小区的门牌“711号园”来命名这本著作，并且它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但在他给新书写上一个漂亮的结尾之前，这段“奢侈”的生活突然结束了。今年4月，阎连科在家门口发现了一张A4纸打印的通知。小区的开发商在通知中告诉他，因为北京市万寿路南延的工程规划，小区即将面临拆迁。

　　“当时我觉得，拆就拆吧，也没什么。”阎连科说，“毕竟这都是国家的规定，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在这位作家的想象中，拆迁应该是一个很平静的过程：工作人员把所有买房的人集合到一起，给大家念一个文件，宣布赔偿标准；业主们在一起讨论讨论，不同意的再谈，同意的就直接拆除。

　　因为觉得这是个“太正常的事情”，阎连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要“配合国家的安排”。他甚至计划好了，在房子被拆掉以后，用拿到的补偿款在附近再买一套类似的房子，继续自己还没完成的书稿。

　　可现实的发展却与想象中背道而驰。这位作家没有等来“给大家宣读文件的大会”，只有一位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通知他，到小区边上临时成立的拆迁办公室去“谈一谈”。

　　“拆迁款的金额已经定了。”在那个由别墅改装的办公室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每家房子赔偿50万元。如果‘表现好’，还能再拿到70万的‘奖励’。”

　　听到这些，阎连科不干了。他在平时的讲话中语调谦逊温和，但当时，他却忍不住指责工作人员的说法“太荒唐”：“为什么拆房还要奖励，还要看表现好坏？你们赔偿金额是按什么标准定的？”

　　对面的工作人员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地说：“那是政府的规定。”

　　第一次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回到家里的阎连科并没有太多愤怒的感觉，他还打算继续自己的生活，写完剩余的书稿，可平静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7月中的一天，在书桌前写了一上午文章之后，他走出房门，打算散散心。可没走多远他却突然发现，小区的围墙竟然不见了。

　　从邻居的描述中他才知道，当天早上7点多，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几十个穿着灰色制服、黑色靴子的年轻人，领着一辆挖掘机过来，扒掉了小区的围墙。邻居们没有能力组织反抗，一位准备拍照的邻居，甚至直接被对方摔坏了刚买的单反相机。

　　当了一辈子文人的阎连科被这些消息“吓坏了”。之后的几天，让他害怕的画面不断上演：自己家门口总有些壮汉晃来晃去；没多久，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一辆挖掘机开进小区，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把一栋房子铲成了一片废墟。

　　“这看着太吓人了。”阎连科说。他赶紧回家收拾好行李，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那座像“故乡田园”一样的新家，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

　　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阎连科曾经在过去的作品中虚构过很多荒诞的情节：一座人人都有残疾的村庄，或者一个不被常人理解、却广受精神病人好评的大学教授。可在过去的几个月，他却无奈地发现，一些发生在真实生活里的情节，自己却怎么都无法想象、无法理解。

　　搬离新家之后，阎连科并没有和拆迁人员失去联系。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每天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去签约，催促的短信更是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在每天更新的短信里，拆迁的工作人员有时劝说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抓紧时间洽谈相关事宜”，有时又警告他“不要听信个别人的蛊惑，不要为了个人利益，阻碍国家重点工程建设”。最近的一条短信的言辞更加严厉：“请您……认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

　　“这样的语气怎么行呢？” 阎连科摇了摇头，显然，对于他和他的邻居们，这些严厉的短信并没有发挥作用。“有时候我真替他们着急，恨不得帮他们编几条短信出来，换上温和一些的语气。”他说。

　　与以往常见的拆迁案例不同，“花乡世界名园”的业主大多有着不错的社会地位，他们有的是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有的在美国、香港从事金融行业。不过，面对拆迁，他们与其他阶层一样无计可施。阎连科说，自己和邻居们只想要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可拆迁工作人员对此却始终讳莫如深。

　　十月初的时候，阎连科第二次来到了拆迁谈判的地方。那是小区里的一座别墅，现在大门口被挂上了一块机关常见的巨大白色木牌，上面用黑色字迹写着“拆迁指挥部”的字样。

　　在这里，阎连科告诉里面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要求和上次一样，只希望看到说明修路规划和赔款依据的文件。而对方也给了他与上次完全一样的回答。

　　“这是政府的规定。”这位工作人员说。

　　“这是哪一级政府的什么规定？”阎连科追问。对方告诉他，这是区政府会议研究的结果。但当阎连科希望看到会议纪要的时候，工作人员却拒绝了。

　　“这可不行。”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保密的。”

　　“那我怎么拆迁呢？你总要让我知道一个原因吧。”阎连科说。但直到谈话结束，对方仍然没有给他一个答案。

　　看起来，过去的几个月里，“拆迁指挥部”和业主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但拆迁的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工作人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劝说业主，其中很多都让阎连科感到匪夷所思。

　　有一次，他曾经领着一位外国朋友来看自己漂亮的新家，可走近了突然发现，自己的家门口已经被挂上了巨大的条幅：“拆除违法建筑，保护国家利益。”

　　当时，阎连科尴尬地对对方笑笑，希望他能理解“中国的国情”。

　　他还记得，在遍布小区的横幅里，这位外国朋友最好奇的，是挂在“拆迁指挥部”门口的那条：“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搞好拆迁工作。”他好奇地问阎连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小区的拆迁为什么要动员全党、全民？”

　　阎连科想了很久，也说不出什么合适的答案。

　　在那之后，越来越多令人惊讶的场景出现在阎连科面前，最后，他竟然看到了暌违已久的“宣传车”。那辆小车顶着喇叭在小区里来回绕行，用坚定的语气、巨大的音量不断重复播放拆迁通知，呼吁业主“维护国家利益，支援国家建设”。

　　阎连科记得，当时，自己正领着另一位外国朋友站在家门口。“这影响太坏了。”他想着，希望车能绕个路，远远地开走。可宣传车仍然大喇喇地从他和朋友的面前经过，然后旁若无人地离开。

　　“我常觉得，这些人真是给政府帮倒忙的人，政府的形象都被他们搞坏了。”阎连科说。

　　在这样的环境下，小区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了。邻居们开始传言有人家遭了小偷，还有人从围墙闯进来偷小区的电线。而阎连科也在一次回来的时候偶然发现，自己家窗户上的护栏被人撬断了。

　　在每天来自“拆迁指挥部”的短信里，“倒计时”的数字也变得越来越紧迫。按照这些语气严厉的文字内容，2011年10月22日那天，小区将会被强制拆除，之后的全部损失将由住户“自己承担”。

　　阎连科害怕22日那天真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这位53岁的作家一直没打算进行什么抗争，他唯一的要求只是“图个明白”。现在，面对这样风声鹤唳的环境，他急忙把家里所有东西都转运到附近朋友的家里，并且做好打算，自己“再也不住回去了”。

　　可他仍然有些舍不得，就像几十年前离开故乡时的感觉一样：“你的双脚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可你的灵魂却无法离开。”

　　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幸运的是，在22日那天，小区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没有挖掘机突然闯入，也没有业主奋起抗争，甚至连每天一条催促的短信都消失了。除了高音喇叭的宣传车每天开过一次，现在的小区，看起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

　　可猜测、讨论还在这表面的平静下继续着。阎连科和邻居们不知道现在僵持的局面什么时候会被打破；而引发这场拆迁的道路规划和赔偿细则，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无从知晓。

　　“拆迁指挥部”同样拒绝向记者提供信息，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不会解释任何问题”。

　　当真相缺席的时候，谣言就会填补它的位置。在花乡世界名园，关于拆迁的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有人说，市政府发放的赔偿总额被基层政府截留了；还有人说，地方政府是想通过这次拆迁，收回之前的土地，再卖个好价钱。

　　按照现有资料，这座小区的确存在产权模糊的问题。尽管业主们有来自花乡镇政府的证明文件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但从土地使用证上来看，小区土地性质是“绿化用地”，购房合同也以加盟“花乡世界名园俱乐部”的名义签署。

　　不过，相比之下，由“花乡农工商联合会”组成的拆迁指挥部所制订的赔偿的规则要更加模糊。工作人员不愿意给出详细解释，他们更愿意使用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计策”。

　　在第一次谈判之后，阎连科很快就收到了私下的传话：“别人家只给赔120万，但你家表现好，可以多给点，给你130万。”可没过多久，邻居的补偿也提高了，变成了150万元。最近的一次，补偿金额已经涨到了160万元。

　　对于阎连科而言，经济损失当然存在：想要拿补偿的金额在远处买一栋类似的房子，还要再贴10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的工作方式和自己设想中的实在相去甚远。在他看来，有赔偿，就一定有规则、有法律依据——这本来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现在，全部的法律法规都被隐去了，人们得到的解释只有笼统的几个字：“上面的要求”或者是“政府的规定”。

　　“这会影响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阎连科说，“对于普通人，我们不知道‘上面’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政府’是哪一级政府，于是基层行政单位的失误也被归咎于整个领导机构的问题。”

　　这位性情温和的作家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抗拒拆迁的人，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不觉得自己和其他30户邻居是“钉子户”，因为大家都是“有一定文化素质、有可能顾全大局”的人。

　　他甚至常常为那些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着急：“整件事情完全可以处理得非常平和、非常顺利，现在却变得矛盾重重。”

　　他的邻居，一位退休的国企员工告诉记者，自己肯定会“支持政府工程，支持城市建设”，但“不能没有一个说法，也不能失去尊严”。

　　持续几个月的拆迁运动，让阎连科第一次在现实中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莫名的恐惧感：走在路上总有年轻精壮的陌生人一直盯着自己；看似坚固牢靠的家园，只要30分钟就会被推成一片瓦砾。

　　这位时常针砭时弊的作家因此发现，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法律、合同，还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它们都变得不牢靠了。

　　“每个人都有焦虑不安的恐惧。”他说，“人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追求物质，可即便有了钱、有了房子，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在等待自己。”

　　对于阎连科而言，回归故乡田园生活的美梦又一次破灭了。几年前，他曾经感叹，故乡所在的那个地处中原腹地的乡村，如今“人情世故已变，再也回不去了”；而现在，这片新的“精神故土”，最终也没能逃脱消失的命运。

　　2011年12月3日，僵持了几个月的花乡世界名园终于被拆除，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位作家再也没有兴趣去写下那些平静美好的文字，他只匆匆地加上一段关于拆迁的段落，作为全书的结尾。

　　“还有比这更荒诞的事吗？我正在为北京的建设高唱颂歌的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无奈地苦笑着。

　　面对拆迁，这位著名的作家与普通人一样无力改变。他唯一能做的，是修改自己新书的副标题。那句充满幸福满足的“我最奢侈的生活”已经不见了，留在新书封面上和字里行间的，是一句充满无奈的“北京最后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