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用《中国在梁庄》，让每个人看清自己故乡沦陷的模样。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的乡愁。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一直到成年，梁鸿才吃到第一碗家乡美食——河南烩面，“用盐揉面，抹上香油，醒一醒面，熬好的羊骨头汤，放上木耳、海带和粉条，早些年再撒上一些芝麻叶子、萝卜樱子做成的干菜，一大碗，热气腾腾，很滋补，真香。”

　　“那个时候，整个梁庄的人几乎都没有条件去吃。”她轻叹一声。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去年，她写了一本书，记述了自己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取名为《中国在梁庄》。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从《中国在梁庄》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撼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

　　“梁庄是我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是我的乡愁，也是你的乡愁，是每个中国人化不开的心结。”梁鸿说。现在，她又从“梁庄”出发，去记录这个时代里乡愁的模样。

　　乡愁记录者

　　与烩面的香味一样，令梁鸿印象深刻的还有饥饿。家里经常闹春荒，吃不饱，饿的时候，梁鸿就坐在墙角晒太阳，一天也就过去了。

　　饥饿岁月里的成长容易被忽视。某一天，上学的路上，梁鸿碰到了父亲。父亲打量着她，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说，呀，你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回忆说，那好像是某一个清晨，在庄稼地里，看到庄稼一夜之间拔节蹿高时的惊喜。

　　每天，上学的时候，梁鸿说一声，妈，我走了。躺在炕上的母亲，因为中风不能说话，只发出一声“啊”的哭声，算是回应。

　　“它是乡愁里长长的阴影，不是黑暗的，是掺杂了哀伤、某种温柔又凄凉的记忆，至今，我还是没有走出，即便我已离开梁庄这么多年。”梁鸿说。

　　梁鸿彻底离开梁庄是在1994年，那一年，她20岁，考上了河南当地一所高校。

　　实际上，自从彻底离开梁庄后，梁鸿每年回不了几次家，更多的时候，留在故乡的姐妹们替她到母亲的坟前磕几个头。

　　可是每次回梁庄，梁鸿都会感觉村庄在发生变化。

　　梁鸿记得，原来梁庄的坑塘里长满了荷花。每到夏天，只需一场大雨，青绿的荷叶便铺满整个坑塘，到了盛夏，白色或者粉红色的荷花，露出水来，挺立着，随风摇曳。有时，她和耍伴们下河摸螺壳，抓泥鳅，带回家炒着吃。待莲子成熟后，她和耍伴们就偷偷去采莲子。

　　“一口咬进嘴里，那个清香。”梁鸿笑出声来。

　　可如今，滋养了莲子的水塘已经成了死水，青青的荷叶再也长不出来，一层层的绿藻漂了起来，像一块黑绿色的脏抹布盖在水面上，上面还有塑料瓶、易拉罐等各种生活垃圾。

　　她曾经读书的梁庄小学，也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被改成了养猪场。校门口的标语，已经从“梁庄小学，教书育人”，被改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原来升国旗的地方也只剩下了水泥墩。看门的老乡告诉梁鸿，国旗旗杆在几年前被校长当废品卖了，“旗杆是不锈钢的，能卖100多元钱。”

　　“最近几年，我们都在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是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习惯了符号化处理，习惯了数字化衡量，哪怕是感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鸿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甚至是羞耻之心。

　　她说，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论文成为了学术生产，这不是有血有肉的生活，而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梁鸿回到了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五个月。每天，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庄里的人吃饭聊天，“用目光和脚步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

　　2010年上半年，梁鸿在北京的书斋里，开始写作《中国在梁庄》。中间一段时间里，梁鸿觉得自己无法再写下去了。她不时地问自己，“这个故事背后的痛苦有谁能够关心？乡村一定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湮没和牺牲，沦为一个个城市赝品吗？乡土中国在慢慢终结吗？”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记录每天和谁谈话，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写了十几万字后，她发觉日记体不足以呈现梁庄人现在的生活状态。后来，梁鸿把日记体换成纯抒情体，可还是不行，最后，她选择了“观察、素描、议论和自述等结合在一起的文体”。

　　在梁鸿看来，用什么样的文本来处理，意味着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呈现。

　　“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把自己当做这种声音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梁鸿的记忆中，1991年，也就是她从穰县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邻居家出去打工的三兄弟回来了，每人穿着一件黄大衣，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三兄弟是1989年出去的，他们成为了最早从梁庄走向城市的人，在梁鸿和其他庄里人眼里，“像一个神话一样”。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梁庄人开始大规模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做工人，当小工。

　　她的少女时期最好的朋友菊秀，和哥哥离开梁庄，到河北做砖厂，在火车站帮着找工人。菊秀告诉梁鸿，自己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自己追求的美好生活，到最后怎么变成了这番样子？

　　在梁鸿的记忆里，菊秀骨子里是个特别浪漫的人，从小喜欢文学。在接到穰县师范学校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和菊秀在村后的河边跑啊，跳啊，唱啊，疯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俩在当时“雪白的沙滩”上，恭敬地写了一句话：“菊秀和海青是好朋友。”

　　“一个那么崇尚高雅生活的女孩子，最后完全被生活压倒了。”每次想到菊秀说这番话的表情，梁鸿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梁鸿的哥哥梁毅志在1991年来到北京。有一次，梁毅志想写封信回老家，他问一个老人邮局在哪里。对方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梁毅志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

　　可是到北京后第二天，梁毅志就因为没有暂住证，“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局，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地方。”

　　长得洋气的柱子16岁到青岛一家首饰厂打工。干了十多年，柱子生病回梁庄了。他经常吐血，住了两个多月的院，还是没有止住。到后来，只要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柱子的兄弟姐妹凑钱给他治疗，可是没挨到柱子死，他们又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了。

　　“村子好像突然败了一样，看着凄凉得很。”父亲告诉梁鸿，近几年，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约有320余口，年纪最大的60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15岁。

　　一连串的问号在梁鸿的脑海里浮现：他们在城市里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怎么想梁庄？他们的精神与城市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交叉？

　　她打电话给家里人，把梁庄人打工的城市在地图上罗列出来：广州，东莞，青岛，西安，北京，内蒙古，新疆，西藏等。

　　从2010年年底开始，梁鸿就一个人去那些标注在地图上的城市，走进他们的生活，听他们讲梁庄人在城市里的日子。

　　“梁庄在中国。如果能把他们与城市的关系、生活状态写出来，能够展现当代乡村与城市的关系，而在眼下的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每一个人的乡愁。”她说。

　　“乡愁就是一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刚从老家回来的梁弘志。1988年，梁弘志离开梁庄，来到西安卖菜，至今已有23年。

　　梁鸿到的时候，梁弘志刚从梁庄回来。他回梁庄治腿了，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起初，梁弘志去了西安一家大医院，医院说先交一万块钱住院费，梁弘志听了，二话没说，坐了十多个小时的汽车，就回了老家穰县的骨科医院，板子一夹，纱布一裹，花了150块钱，就把腿治了。

　　其实，梁弘志从县里回了梁庄，住了20多天，吃饭，喝酒，打牌，花的钱都超过一万了。梁鸿问他何苦这么折腾，梁弘志嘿嘿一乐，我回家了啊，开心啊，花得值啊！

　　在梁鸿一年多的访谈调查里，这不是孤例。有老乡得了痔疮，就从青岛赶回梁庄，赶回穰县，算上路费和回到梁庄的人情世故，花费要远超过在城市里的治疗费。

　　“可他们都选择了回到梁庄。在城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城市给他的异己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乡愁。回穰县，回家，花的钱多，他心里觉得踏实。”梁鸿说。

　　梁弘志在西安的家，孤零零地立在一片残垣断壁中。这是一片拆迁区，本来说要拆，可是后来又不拆了。从来到西安，梁弘志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经常断电。

　　以梁弘志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西安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梁鸿问他，为什么不买一套公寓房？梁弘志眉毛一挑，直愣愣地说，“打死也不会在西安，要回梁庄！”

　　梁弘志已经在梁庄盖好了房子。去年，梁弘志的儿子结婚，他们回梁庄住了一段时间。“梁庄美啊，呆着就是舒服。”

　　对于西安的感觉，梁弘志则归结为朴素的一句话：“人家不要咱。”“到了菜市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指着咱的鼻子骂。”

　　“他们没有被城市吸纳，”指着自己拍的梁弘志家的照片，梁鸿说，“最关键的是，他们也没有被纳入到一个制度里面，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他们心里，他们内心里遵从了这种安排，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

　　梁鸿的西安之行中，还有这么一张照片：一条小巷子里，一个小女孩独自坐着，头顶上仿佛只有一线的蓝天，蓝天是那么窄，那么高，似乎永远触碰不到。

　　照片里的小女孩，正是梁弘志的小侄女。

　　梁鸿还有一个堂哥。有一段时间，堂哥发觉自己特别能吃，可是越吃越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得了糖尿病。堂哥听了，整天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堂嫂说，要不然，你回梁庄住几天吧。堂哥开了些药，就回了梁庄，“感觉病也好了一半，也没有再瘦，它没有要我的命，高兴坏了。”

　　“这就是乡愁，只不过他们没有用一个词汇来总结，去表达，”梁鸿说，“乡愁在他们那里就是——想到梁庄，就特别开心。”

　　乡关何处

　　在东莞虎门镇，梁鸿见到了老乡梁东来(化名)。1997年，梁东来高中毕业，从梁庄来到东莞。十多年的打拼后，他从一名打工仔做到了一个小老板。

　　梁东来做的是童装生意，一个小作坊，有十多个工人。最好的时候，梁东来手里有差不多一百万，而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他的钱差不多赔光了，勉强维持。“撑不起，就从小老板再做回打工仔呗。”

　　可当梁鸿问他“将来去哪里时”，梁东来没有了这份淡然。他不想在东莞买房子，也不是很想回梁庄，“回去没有希望”，况且老家的房子也已经塌了，“将来赚了钱，可能会去郑州买房子吧，可这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

　　梁鸿清楚地记得，在那间“推开一扇门，就是一个工厂”的作坊里，梁东来说这番话时的表情，“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乡关何处？在一年多的调查采访里，这个问题不时地冲击着梁鸿的心。直到有一天，她似乎找到了模糊的答案。

　　她与一位在北京买了房的老乡聊天。原本是波澜不惊的家长里短，可老乡突然蹦出一句：“我想回咱们镇上买一个房子，和原来的老邻居住在一起，半夜生病了可以有一个门儿去敲，死了之后有人抬棺材。”

　　前两天，梁鸿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做讲座。讲到土葬政策，梁鸿说，土葬是中国人独特的生命观，独特的情感传递，是不是应该用更包容的方式来理解和执行土葬政策？

　　话音刚落，台下一个老太太就站起来，神情激动地说，我有一个办法，还是用棺材，埋上土，一个棺材上面种一棵树，在树上挂一个小牌牌，上面写着他是谁，从哪里来，这辈子做了什么，到时候，放眼一望是一片绿色的树林。

　　“多好的一个画面！树根紧紧包裹着棺材，像是回到了大地的子宫，母亲的子宫，那么的有安全感，”梁鸿不禁唏嘘，“那是回归大地的渴望，落叶归根的乡愁。”

　　而好友、著名作家阎连科却告诉梁鸿，在他们老家，坟头上的树是不能砍的，谁砍了，会遭天谴，会被全村的人咒，“可春节我回去看，村边到处是木材加工厂，坟头上的树都砍完了。”

　　在西安，梁鸿遇到了一场“城市里的葬礼”：四个人抬着一张小桌子，一张老太太的照片放在上面。桌子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最前头应该是老太太的女儿，哭得伤心，可其他人脸上的表情尴尬，想哭又哭不出来，因为周围围了一圈人，在对他们指指点点。

　　“整个场景显得不伦不类。”梁鸿回忆说。后来，她知道了，这是一群农村人在按照老家的规矩，进行一场葬礼。

　　“他们在城市里，依然要坚守乡村里的规矩，”梁鸿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勇气，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能在心里面维护着故乡的习惯。”

　　“如何回到故乡”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故乡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乡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

　　也有人写评论说：“《中国在梁庄》书写了当下中国村庄的普遍性命运，它让我们感同身受、辗转难眠，《中国在梁庄》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

　　去年上半年，梁鸿接到了许多封读者来信，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部队军官，城市农民工，大学老师等。除了表达对于《中国在梁庄》的喜爱，读者的来信都写了自己的故乡和乡愁。

　　“《中国在梁庄》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平时我们是把它忽略掉的，”梁鸿起身把一摞读者来信放好，说，“城市里的我们都很奔忙，不断被挟裹着往前走，遗忘掉我们的故乡，但是它一直在，我们经常看一些零散的新闻，有时会心有所动，可是都忽略过去了，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打开了城市里的人尘封已久的乡愁。”

　　顿了一下，梁鸿做了一比喻：“就像在心里开了一道小缝儿，阳光‘唰’的一下，射进来，那种问题感，一种蛰伏已久的痛感，让你知道，其实一直在自己心里放着。”

　　2011年年初，《中国在梁庄》获评某个门户网站的“2010年度十大好书”。梁鸿去领奖，登台发言那一刻，她说，梁庄那些熟悉的亲人、乡亲和风景，一下子涌到了眼前。

　　她眼睛里闪着泪光，哽咽了：“我激动又难过，激动的是因为这本书，很多人关注了乡村；难过的是，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一点名声，但对我家乡的人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梁庄，没有任何改变。”

　　最近，梁鸿有一个设想：回梁庄盖一个房子，办一个村图书馆，或者给梁庄的孩子上上课，放放电影。她把想法告诉父亲，电话那头的父亲，一连说了几个好，主动请缨做管理员。现在，父亲几乎每天给梁鸿打电话，催她赶紧回梁庄找地方。

　　5月份，梁鸿接到了一个邀请：给参加“百村调研”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做一场讲座。

　　“本来不想去，”可她转念一想，“讲座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官员的心灵，在未来，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会与某一个‘梁庄’相遇，希望能够让他们多点对‘梁庄’的爱，他们是能够改变千万个‘梁庄’命运的人。”

　　梁鸿如约出现。那一天，面对人手一本《中国在梁庄》的600多名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她讲座的题目叫做——《我们如何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