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陆同舟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自由行”让香港与内地变得如此亲近，触手可及。可是恍惚一夜间，香港与内地的一些个体因小事引致不愉快。

　　1月初，香港D&G专卖店门前“禁止拍照事件”，惹得少数港人抗议。随后，一则“内地孩子在香港地铁吃面引发口角”的视频，更加剧不满情绪。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网络时评节目中谈及此事时，辱骂“香港人是狗”。 于是在2月份，香港某报纸刊登出了内地人是“蝗虫”的整版广告，指责内地游客、“双非”孕妇或者来自内地的“新移民”素质低下，还占据香港资源。

　　“狗”与“蝗虫”，理性的人们当明白其中包含有多么暴力、恐怖的意义，特别是用它们来形容同胞的时候。

　　如果说敌意源于煽动和误解，那么彼此的反省与宽容才是同室共处的长期之道。毕竟铜锣湾依然需要内地的游客，“自由行”在继续，香港和内地同属一个祖国。

　　“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作家木心在诗作《陌生的国族》中如此写他流离远去的祖国，这话也恰如香港与内地人之间说不清理还乱的矛盾与纠缠。

　　既是同舟，且共济

　　“自由行”为香港带来很多利益，但对于一般市民，不一定感觉到这种利益与自己的关系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张君荣 孙晓倩

　　铜锣湾是个奇妙的地方，最贵的东西和最便宜的东西都可以在这弹丸之地找到。内地人爱去，香港本地人也喜欢。

　　“顾客推门进来，他还没开口讲话，我只要看一眼，就是知道谁是香港人，谁是台湾人，谁又是从北京、上海来的。”2月11日，老板王生在位于铜锣湾的化妆品店里亲自招呼客人。刚刚过去的春节和即将到来的情人节，让他的店铺赚得盆满钵盈。

　　店里的商品熠熠放光，服务员的微笑永远灿烂，香港与内地之间突然的情绪对立在这里了无痕迹。

　　百米外的广场上，30多名年轻人正在举行一场以“反歧视”为目标的集会，反对排斥内地人，也反对排斥菲佣。他们绝大部分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事先得到活动组织者通知的香港及内地的数家媒体也如期来到现场，长枪短炮，记录、拍照、采访。

　　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年轻人希望大家合唱《国际歌》，居然得到不少响应。这场“简陋”的游行，在第二天的媒体上成为“港陆之题”的又一个符号事件。

　　“1997快点儿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当内地歌手艾敬的愿望已经变成了汹涌的人潮，当香港回归将满15个年头的时候，怒气冲天的一幕幕景象刺痛了人们的神经：我们曾经的美好时代哪里去了？“自由行”中血拼的欢乐、一再完善的CEPA机制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不仍在眼前吗？

　　然而，在部分港人看来，内地孕妇、学生以及游客的大量涌入，抢占了社会资源，带来了政治、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冲突。

　　“经历了经济过山车的香港人，面对仍显得陌生却越来越有底气的同胞，心态发生着复杂的变化。我觉得，他们最担心改变的是自我认定的生活特性。”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内地青年李思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怨气从广东道开始

　　香港本地早有一个调侃的说法，广东道没有广东人了，北京道只有北京人。只是没人可以料想到，克制的不满情绪居然因为一次次的意外事件而成为大风波。

　　广东道其实是一条很长的路，要横跨三个区域，它与北京道交汇的地方，就是香港名店最集中的地区尖沙咀。

　　2012年1月8日，香港民众为抗议位于香港尖沙咀的意大利品牌店DOLCE & GABBANA将公众地方划成禁止港人拍摄区，发起“D&G门口万人影相活动”。

　　事情的缘起是，D&G的店员阻止路人在路旁拍照，其后，该店保安又对闻讯采访的香港媒体表示：“内地人嘚，港人唔嘚”(内地人可以，香港人不可以)，内地人要拍照没有问题，你要拍就到马路对面去拍。

　　“我和朋友看到D&G保安那句话很是气愤，觉得应该做点什么。”香港私人智库“圆桌协会”总干事林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于是，林辉与几位朋友，决定到该家D&G门口拍照抗议。“我们2月7日去的时候，抗议拍照的人还很少，当天我们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2月8日正式抗议那一天，人已经挤满整条广东道了。”问及是谁牵头号召2月8日“D&G门口万人影相活动”，林辉说网络上一直在转发那条倡议，“根本无法找到源起者了”。

　　社会活动者叶宝琳以观察者的身份到了现场，从下午2点开始，待满两个小时。

　　现场没有组织者，没有麦克风，没有共同的诉求，没有人提出分析和改善的地方。而且，到达现场的网友间相互并不认识，各自提出的口号也并不能代表对方。反对内地人的声音占不到一半。部分群众会唱粤语歌，用普通话或者粤语说一些脏话，像“草泥马”等。

　　大多数口号和声音只是反对D&G对公共空间的侵占，认为这种歧视不可接受。作为名牌企业，D&G的做法侵犯了香港人在公共空间拍摄的权利。

　　“这本来只是一个公共空间权利的讨论，后来却上升为一味反对大陆的一种不理性的抗议。”叶宝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月15日，周日，香港下着滂沱大雨。D&G门外的抗议在继续。另一边是近千名香港孕妇及市民开始在港岛区上街游行，抗议大量内地孕妇赴港产子。

　　同时，香港网上开始流传一段短片，有内地小童在港铁车厢内吃东西，被港人劝阻，小童家长反骂该名港人。视频被放上网后，许多香港网民立即把矛头指向其内地人身份，声讨内地人不文明，变成继D&G、内地孕妇事件后，又一宗针对内地人的事件。

　　根据港铁的法规，“任何人不得在港铁付费区内饮食，否则可罚款2000元”。其实全球各城市地铁都有不同的“行为禁令”，如香港这般禁止地铁内吃喝已是通行惯例。与内地乘客的不文明行为比起来，这些禁令并不算吹毛求疵。

　　其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发表“香港人是狗”言论，更是火上浇油。尽管只是在一家网络媒体，但是毕竟他是一名有着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误导了很多无法得到完整资讯的读者和观众。

　　“孔庆东针对香港地铁事件的言论在内地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其实这纯粹是他个人的言论，并不能代表所有内地人。然而媒体没有尽到避免误解和矛盾的责任，这让我很失望。‘蝗虫论’的出现，其实媒体的失职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蝗虫论是很危险的歧视性言论，这让港人忽略了内地人来港其实也是对香港医疗制度和法治制度所投下的信心票。”叶宝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是真的反对“自由行”

　　香港现在有700万人口，却有超过1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下。

　　这几年香港人对政府的不满一直上升，有各种各样的抗议。很多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站出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当市民在生活中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而政府又解决不力时，很自然就将矛头指向内地游客、“双非”孕妇或者来自内地的“新移民”。

　　“自由行当然为香港带来很多利益，但对于一般市民，不一定感觉到这个利益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反而会觉得，一下子来了那么多游客，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香港学者周保松说。

　　2003年非典疫情解除后，为支持香港经济复苏，应特区政府的要求，中央决定开放部分省市居民的港澳自由行。大批内地民众赴港旅游，带旺了香港零售及旅游业。

　　回归头十年，经历了金融风暴、楼市崩盘，以及或大或小的政治风波，这个时候的香港，渐渐走出凄迷。大街闹市中，重又挤满了消费意欲高涨的人群。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处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自由行游客。酒楼茶餐厅里也人声鼎沸，过去冷冷清清的惨淡景象，悄然中已经成为了历史。

　　依据香港科大经济系系主任雷鼎鸣的说法，若非“自由行”，粗略估计失业率会由目前的3.3%推高至5%，损失7万个职位。

　　“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来香港玩的内地人多了起来，内地企业来的也多了，刚听到人家说普通话，我们都很新鲜，互相打招呼、学习。”老板王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他的第一家店刚开不久，现在已经有3家了，“后来内地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那段岁月很美好，大家总是笑的。”

　　可自由行不受控制地迅速扩大，两地本来就不协调的步伐一下子踉跄了。来的人一多，必然会有优劣不同的表现，个别人的劣行会被放大。

　　“我不觉得香港有很多人真的反‘自由行’，也未听过人说，最好内地人不要来香港旅游。事实上，每年都那么多人过来，但真正的大冲突，真的很少。现在许多人要求的，也只是希望旅客能入乡随俗，尽量守秩序。”周保松说。

　　部分媒体报道“香港人一见到自由行游客就包围唱歌羞辱”，其实根本没有万分之一这般严重。流传网络上的照片，也就是不到十人的所谓“高登唱蝗团”在一天所为。但被反复传播之后，就给予内地民众一个香港人群起而攻之的印象。

　　彼此都应该谦卑一点

　　香港演员过去常被认为过于现实和冷漠，这次不少人却愿意公开表达对“港陆之争”的意见。

　　TVB演员胡杏儿去过上海、三亚、北京、杭州好多内地城市拍戏。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了每次剧组不同，演员不同，衣食住行不同，城市与城市之间并没有太大分别。“我觉得也没有特定的‘香港人’‘内地人’。只要拍过戏，就会成为朋友。朋友之间不会特意地区分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

　　“我也看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些争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本着包容态度。在你们的地方，我们要适应你们的做法，在我们的地方，你们配合我们的做法，这就是入乡随俗。以前有一句话，很简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个就是最好的解释了。”演员张兆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最早一批来内地拍戏的香港艺人，他一直认为沟通很容易。“我觉得你们更好的就是，包容我普通话说得不好。”

　　来自安徽省的在港学生Elisa希望能“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

　　Elisa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认为，那位在地铁进食的内地游客应该站出来道歉。“虽然港人的一些行为不一定对，但内地人态度应该谦卑，而不是一味强调大陆对香港发展的贡献。”双方彼此都应该谦卑一点，才有助于紧张状态的缓解。

　　2月3日，Elisa参加了一个小规模游行。“就是在岭南大学里面游行一圈，烧了一张‘蝗虫广告’就结束了。因为我是内地人，就搞笑戴了个蝗虫面具，几个香港朋友就戴了狗的面具。”Elisa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双非”等问题不断发酵的时候，去年年底，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第八个补充协议。

　　CEPA源自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类自由贸易区”构想，这是他在2001年11月赴京述职时向中央领导提出的。是年，中国入世，港商喜中生忧又担心失去中介优势，在香港商界、学者、专业人士的呼吁下，特区政府形成了“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董建华提出这个构想后，当即获得中央支持。数轮磋商后，形成CEPA大框架下，从此香港不断将触角伸向内地。

　　曾在加拿大从事服装设计的香港人阿中，2007年就同时在香港和北京开设了自己的门店，能享受到“国民待遇”，他感觉很不错。

　　看着身边的屈臣氏、万宁、新世界百货们一家一家地开，普通北京人的消费生活也拥有了更多选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内地扩张商业王国正是得益于CEPA。

　　“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内地同事和朋友来香港。我们去唱歌，我最拿手的就是《狮子山下》。这首歌代表香港精神，它的歌词太好了，什么时候都适用。”在央企驻香港机构工作多年的李富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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