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访美有何深意

　　本刊记者 雷志华 发自北京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天，美国白宫将迎来一位58岁的中国贵客，多年来他定期前往美国，而这一次受美国副总统之邀来访，颇类似10年前胡锦涛应切尼之邀访美的情形。他就是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此行他在会晤奥巴马之后，将前往27年前他率河北正定县养殖业代表团访问过的美国艾奥瓦州，在当年接待他的兰迪女士家与老朋友“叙旧”，其后还将到访加州，宣布一些投资计划。

　　习近平这次访美，是对拜登副总统去年8月访华的回访，但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远超外交意义上回访。从访美的时间点来说，美国逐渐升温的选战把“中国话题”炒得越来越热，政治人物争相以展示对华强硬拉抬声势。习近平的到访能否给美国大选中“打中国牌”的狂热降降温？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美之间摩擦接连不断，这会否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常态”？今后10年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就这些问题，《南风窗》专访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

　　关键时间点的高层访问

　　《南风窗》：美方对这次习近平访问非常重视，安排的规格也很高。在您看来，美国为什么重视这次访问，美方对习近平访美有哪些期待？

　　倪峰：美国重视的原因主要在于这次访问的时间点非常关键。中美关系正呈现一种竞争加剧的态势。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给美国人心理上造成冲击，导致其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担忧的成分正在加大。美国重返“亚洲”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它对中国挑战其地位的担忧，增加在中国周边的行动则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竞争态势加剧。这种竞争的加剧不仅会对中美两国本身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东亚地区甚至整个世界。中美两国的分量和竞争态势，使“中美关系未来向何处去”这个越来越急迫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的面前。

　　时间点上很关键的另一个原因是，中美两国今年都面临领导人换届。在竞选期间，美国国内政治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政治人物会拿中美关系说事，尤其是在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情况下，他们这种意愿会更强，这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对两国关系有一种相对稳定的预期。这种预期尤其体现在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上。所谓美国重视这次访问，就是对习近平有所期待，想听听他对目前的中美关系怎么看，未来两国关系怎么走。

　　去年1月胡锦涛访美，对稳定中美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相对来说，去年中美关系在掌控上比2010年要好一些，但问题一个都没有少，无论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南海问题还是对台军售问题。这样就会产生疑问，双方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来管理中美关系，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是否需要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才能更好地管理中美关系？美国方面肯定是想通过这样的访问，听听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这可能是他们最期待的。

　　《南风窗》：那中国方面又希望这次访问能达到哪些目的呢？

　　倪峰：对于中国来说，稳定中美关系是利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前提。战略机遇期的核心就是稳定的外部环境，而美国依然是影响中国外部环境的最大因素。虽然金融危机以来美强中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双方力量对比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两国实力接近的态势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行为越来越敏感。尽管中国做了很多努力，但美国对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表态依然是将信将疑。如何跟美国增信释疑，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考虑。

　　《南风窗》：从奥巴马上台后首次访华，到胡锦涛去年年初访美，再到去年8月拜登访华，高层互访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中美关系愈发错综复杂的背景下，高层互访扮演何种角色？

　　倪峰：中美关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即重要性和复杂性。重要性自不必说，从复杂性来看，一方面中美意识形态、社会文化、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双方还缺乏战略互信；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赖已是前所未有。中美关系这种既重要又复杂的现状，决定了它一定需要两国最高领导人投入关注，才能得到有效管控和发展。如果没有频繁的高层互访，中美之间的问题可能会更多、更严重。

　　中美关系竞争态势凸显

　　《南风窗》：习近平这次访美正好赶上美国总统选举年，“中国话题”再次成为美国大选的一个焦点，总统候选人几乎都展现对华强硬的姿态。这次访问能否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倪峰：每到大选年，美国政治人物都会展现对华强硬的姿态，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治人物的“选举语言”可能会更重。通过高层访问，使选举过程中对华激烈的语言少一些，尽可能避免因选举产生的对华强硬局面呈现失控的状态，这应该是中美两国的某种共识。安排习近平副主席在美国大选年访美，双方可能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南风窗》：奥巴马在刚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建立一个“贸易执法单位”，负责调查中国等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共和党热门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称，如果他能入主白宫，第一件事就是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是否意味着2013年无论谁入主白宫，在对华政策上都会更加强硬？

　　倪峰：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从2010年就开始表现出来了，无论谁当选下届总统都不太可能扭转这种趋势。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中美关系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9年，瞄准共同敌人苏联，是所谓“战略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1年9·11事件后，这10多年间中美关系处于“动荡中发展”的阶段。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没有了，而且1989年的政治事件，又让中美两国价值观差异凸显出来了，这些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的逻辑发生了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是把中国改造成它所希望的国家，这种政策逻辑导致中美关系在1990年代一直处于动荡起伏的状态。

　　从9·11事件到奥巴马上台之初是第三阶段，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两国间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危机。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中美关系找到了“反恐”这个新的合作基础；其次是中美关系越来越机制化；第三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即维持台海局势的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利益。

　　现在中美关系进入了第四阶段，即“不确定的过渡期”，起始点是2010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核心的原因是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被金融危机显性地放大了。2000年时中国的GDP只是美国的1/10，但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是1/3，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没有了10年前的自信和从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可能出手更重，手段更狠。

　　美国认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是中国，这种认识导致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大大加强，这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其政策行为上。重返“亚洲”、介入南海、加强同盟等都是这种政策行为的体现。如果美国自身状况没有比较明显的改善，这种势头还会持续，短期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在未来几年会更加突出，这种状态将持续多久不得而知。

　　《南风窗》：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未来“零和博弈”的色彩会更浓，追求双赢变得更加困难？

　　倪峰：目前来看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中美双方都需要调整心态。中国在认识到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也要对自己有谨慎的评估。美国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也应有客观冷静的分析，不能看到不利于自己的局面就“心急失态”。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某些场合对中国的表态，就很不顾外交礼仪。现在中美双方都有种“不适应感”，对自己和对方的变化都不适应，两国应该认识到有个从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用基辛格的话说，叫“中美两国应共同进化”。

　　战略东移后如何和平共处

　　《南风窗》：从国际地缘政治层面看，习近平这次访美的一个大背景是美国战略东移，美国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国的战略转变？

　　倪峰：美国的战略东移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动作，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从“实”的方面来说，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人看到了东亚在未来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有中国因素，也有地区因素，因为整个东亚发展都非常强劲。美国需要在这样的地区投入更多的关注，才能稳定其领导地位，并从中获取利益。

　　但应该看到，美国是在自身状况不怎么好的情况下战略东移的。美国一方面希望在东亚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所能动用的资源又在减少。从美国重返“亚洲”的具体实践来看，务虚的外交动作比较多，但实实在在的投入却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战略东移能有多大的政策效果不好说，而且有没有可持续性也是个问题。东亚的事情如何解决，还是需要中美两国坐下来谈，不是说美国把中国围起来，东亚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只要把握住这一点，中国就应该把美国战略东移看得淡定些。

　　《南风窗》：既然中美都承受不起直接对抗的代价，那么习近平这次访美有无可能与美国在“战略东移”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或谅解？

　　倪峰：达成默契或谅解现在还谈不上，但能不能在访问期间就美国战略东移后中美如何和平共处，提出某种新的想法或者概念，这一点值得关注。这样的想法或概念不着眼于具体问题，而在于让美国能对中美关系未来产生积极的预期。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能比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或者谈成某个大的项目更有意义。

　　《南风窗》：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少麻烦。目前来看美国介入中国周边的行为可能会越来越多。未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或许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周边”这个因素？

　　倪峰：2010年以来，中美两国间很多问题都是由第三方因素引起的。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第三方因素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今后“关键”和“首要”可能应更融合起来处理，也就是说要全盘地看待中美关系和中国与周边的关系。过去10年，第三方因素曾是中美合作的一个基础，但现在却成了中美冲突的一个引爆点，这是中美关系不确定性的重要内容。在第三方因素越来越成为中美冲突点的情况下，两国该如何应对，这是未来中美关系必须面对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