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晖 香港教育学院副教授

　　2月7日，29名中国工人在苏丹被绑架10天后获释。1月28日，中水电集团公司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公路项目工地遭到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29名中国工人被绑架，更有一名华工确认中流弹身亡。这起绑架事件令人联想到近年华人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埃及等非洲国家被绑的风潮。这些案例，一般与中国在非洲愈发重要的角色息息相关，诸如中企与当地社区缺乏互动、较少晋升当地人做主管、被当地工会和商会担心带来竞争等，都令非洲社会泛起一些针对中国的情绪。当这些非洲国家的精英亲华，而华人的富有形象深入民心，连带华工也易成袭击目标；一旦这些国家的精英与北京不友好，例如在政权刚易手的赞比亚，华工的待遇可能更成问题。但这次的苏丹绑架案，却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因为它是在南苏丹独立后的“南北苏丹冷战”格局中发生的，内里中国的角色，颇堪玩味。

　　南科尔多凡：

　　南苏丹独立后的伏笔

　　绑架发生的地点在北苏丹最南端的省份南科尔多凡(South Kordofan)，接壤的就是新独立的南苏丹。在南苏丹独立谈判期间，两国的国界，基本上是以苏丹1956年独立前英国、埃及共管苏丹的南北分界为基础，但有不少边境地方尚未有明显归属，而被避重就轻处理，其中就包括了南科尔多凡。根据2005年各方签订的《南北和平协议》，北苏丹虽然保住了南端的南科尔多凡、青尼罗河等地区，但这些南方人民占相当比例的地方都要进行所谓“群众咨询”(popular consultation)，来决定继续留在北方、建立自治政府，还是加入南方。然而何为“群众咨询”，并无法理上清晰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等同没有法律效力的公投，有认为是具变相法律效力的公投，也有认为等同代议民主，不一而足；不过南科尔多凡的特区阿卜耶伊(Abyei)，按上述协议则明确要举行公投。

　　令事情复杂化的是，目前的南科尔多凡省长艾哈迈德·哈隆(Ahmed Haroun)因为在达尔富尔人道危机中的争议角色，已经与总统巴希尔一道，被国际法庭列为战犯。他在2009年被北苏丹政府委任管理南科尔多凡，其间曾在联合国默许下，有效解决一些境内冲突，并在2011年通过直选连任；但南苏丹一方指选举舞弊，不予承认，并视之为战犯。南苏丹独立后，这些“咨询”、“公投”，都被这位省长搁置，省内局势一直紧张。

　　对北苏丹而言，南科尔多凡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因为这个原来盛产石油的国家，在南苏丹独立后，已失去约75%的石油资源，国力更羸弱，剩下唯一的产油省份就是南科尔多凡，自然会尽一切努力，将其巩固在北苏丹境内。但对南苏丹而言，南科尔多凡既然早已由南苏丹人主导，且在昔日的南北内战期间扮演重要角色，“解放”南科尔多凡自然是未完成的独立使命。

　　南苏丹独立后，原来反抗北苏丹的游击队“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已变成执政党，游击队领袖也变成国家领袖，但它还有一个由北方人民组成的支部留在北苏丹，成立“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这个北方局不属南方管辖、也不愿缴械，成了北苏丹的叛军，其势力范围，正是南科尔多凡；这次绑架华工，就是北方局下的手。表面上，南苏丹已和这支北苏丹境内的游击队划清界线，但非洲各方都知道，基于历史渊源和共同利益，这不是事实。所以，在苏丹政府军围攻中国人质所在地的同时，中国才请求南苏丹帮助以谈判方式解救被劫人质。

　　中国处于南北苏丹夹缝中

　　中国原是北苏丹巴希尔政权的坚定支持者，相反，中国与南苏丹精英的关系，只是在该国独立前夕才开拓，不及英美国内有组织长期直接关注南苏丹。

　　南苏丹人虽然对中国昔日支持北苏丹感到不满，且由于历史文化因素，显得相对亲西方，但也明白作为98%收入依靠石油、基建几乎一片空白的新独立穷国，不可能开罪中国或彻底倒向一边，于是在独立后，立刻和中国签订连串石油贸易协议，令北京安心。然而，北京之后继续深化和北苏丹的传统友谊，例如承诺协助加速建设南科尔多凡这个硕果仅存的北部产油区。这批被绑的华工，就是承担上述使命而来，正负责铺路搭桥。虽然绑架华工的那个“北方局”声称不是针对华人，也声称和南苏丹政府没有关系，但对中国一直表现得不合作，而两者对北京的不满，还是颇为明显的。

　　南北苏丹在断断续续打了数十年的惨烈内战之后分治，固然有宗教、文化、经济，乃至“文明冲突”等宏观背景，例如南方精英多信奉基督教、南方一度被英国殖民统治者考虑与乌干达合并，而北方信奉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国家分裂是国际压力的结果，北苏丹只是逼于外力才勉强接受，双方关系仍处于冷战当中。这时候，中国与北苏丹在南科尔多凡的合作，无疑会被南苏丹人视为对北苏丹在该地区利益的支持，这对南苏丹而言，颇不好受。

　　新一波石油危机与南苏丹

　　更敏感的是，目前南北苏丹又因石油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爆发连串冲突。由于南苏丹没有自己的输油管道，它的石油需要通过北苏丹的运输设备送到海外，而双方就能源问题合作，是国际社会背书南苏丹独立的前提。但南苏丹独立后，北苏丹坐地起价，要求对每桶南苏丹石油收取惊人的36美元“过境费”；南苏丹则落地还钱，只愿缴交每桶不到1美元的价钱，这自然是希望平分石油利益的北苏丹难以接受的。南苏丹明白长远而言，不可能继续依靠北苏丹基建，于是刚与唯一有海岸线的接壤国家肯尼亚签订协议，兴建经肯尼亚通往海口的输油管，但远水不救近火，这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事。南北双方既然左右谈不拢，北苏丹干脆擅自扣下南苏丹的石油“还债”，南苏丹则径直宣布在达成协议前停产一切石油，令国际石油市场震惊。尤其在伊朗局势动荡之时，南苏丹后院失火，更令包括中国在内的石油进口国十分忧虑。面对石油收入分配危机，北苏丹多次要求盟友北京协助向南苏丹施压，但南苏丹停产石油影响最大的国家，正是约5%进口石油来自南北苏丹的中国，可见南苏丹及“北方局”的反应，不单是为了和北方抗衡，也有一定向中国扬威的意味。

　　中国要解决一次人质事件也许不难，但如何在冷战格局已成的南北苏丹争议中保持平衡，同时与双方保持友好关系、乃至成为两者的调解员，却越来越困难，是为中国非洲外交未遇过的挑战。特别是南科尔多凡未来一旦擦枪走火、乃至爆发全面战争或人道危机，中国应如何自处，更是严峻的考验。北苏丹除了要面对南科尔多凡危机，还有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例如那个备受西方关注、曾爆发人道灾难的西部达尔富尔地区，长远而言就有可能效法南苏丹，通过公投脱离苏丹而去。目前的境况，正是各有所求，中国置身其中，却容易数面不讨好。如何扮演在苏丹的角色，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确实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