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演许鞍华拍摄这部电影的数年前内地人陈永康也曾经遥望对岸的深圳思念他在大陆的儿子

　　■新快报记者 邓娟发自香港

　　“你是从内地来的吧？”

　　“你也是吧？”

　　“对啊，是啊，其实按我说啊，在天水围这里住，环境还真不错，地方又大，空气又好，你说是吧？你有没有闻到从湿地公园那边传来的泥土味，还有草香，你看，再过一点，就是大陆了……”

　　这是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一段场景，年轻的大陆女子晓玲嫁到香港，丈夫却是个脾气怪异的失业港伯，一家四口只能靠政府的援助生活。在一个遭到丈夫虐待的夜晚，身心受伤的晓玲跑到河渠边落泪，路过的保洁阿婶先用粤语同她招呼，之后两人用普通话进行了这番交谈。

　　故事发生的天水围，香港著名的悲情市镇，因为贫穷和混乱，这里是事故多发地。也因为廉价，成为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的聚居地。

　　在导演许鞍华拍摄这部电影的数年前，内地人陈永康就已经是曾住在天水围的新移民。他也曾经遥望对岸的深圳，思念大陆的儿子。

　　尽管家乡的地方更大，空气更好，但更多像陈永康这样来自大陆的移民，还是努力着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让一家人居住在香港的理想。

　　一个大陆移民的香港梦

　　深圳罗湖关，43岁的陈永康走进口岸大厅，朝着通往香港的箭头方向，他左手边的“内地居民通道”因为周末而行人拥挤。但陈永康无需浪费时间，他走的是中间宽畅的“香港居民通道”。

　　其实陈永康不是香港本土人，走左边通道的很可能就有他的老乡。分道扬镳的区别在于，他拥有一张“HKidcard”，这使得他在出入境时能享受顺畅。

　　这样的便利并非一开始就有，从他第一次过罗湖关后的整整5年，陈永康一直走的都是左边通道，碰上春节前后，排队常常得耗上一个多小时。

　　数年前，陈永康和大陆的妻子离婚，同一个亲戚介绍的香港女人办了结婚手续。

　　5年后，他再次离婚并同前妻复婚，现任妻子开始往返香港探亲，等另一个5年便可以像丈夫一样拿到香港身份证。

　　对于许多生长在大陆，希望移民香港、但又达不到人才引进和投资移民条件的普通人，能够让他们成为香港公民的方式便是跨境婚姻。

　　结婚，“到香港揾钱”

　　陈永康的家乡在南方某沿海省份，有不少在解放后从东南亚回国的归侨，对侨乡人来说，家里有点海外关系，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他的舅父上世纪60年代从印度归国，80年代又携家移居香港。以后每逢舅父回来的春节，陈永康便能分到几块曲奇，或者一小抓用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的，吃起来酸酸甜甜的瑞士糖。

　　家里人接待舅父的态度也让他感受深刻，毕恭毕敬，是那种“穷亲戚看富亲戚”的羡慕。

　　他后来动了去香港的心思，是在1997之后。陈永康现在还会唱，那一年有电视和广播的地方几乎都在播的那首“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香港回归前，陈永康已经听说村子里有壮年劳动力去了香港，但怎么去，去做什么工，他没打听得很清楚，那时他已是一名孩童的父亲。

　　香港回归后，“出来”变得更容易，随着越来越多人议论，谁谁出去几个月，“装了一皮包钱回来盖楼”。而实现这个美梦的途径也不再是秘密：找香港人结婚，过去打工揾钱。

　　陈永康坐不安了。他读书少，但脑子活泛，想着在小地方打工，钱赚不到几个，“有几多前途？”

　　等待了一年多，在舅家的出力下，一名年长于他的香港女性来到大陆，和他在当地进行婚姻登记。申请到每次最多停留三个月的探亲证，陈永康开始在两地往返。而他的前妻，仍带着儿子在陈家生活。

　　新界新移民

　　“她讲我靓仔，又唔怕苦，肯搏”，虽然不愿多谈那桩跨境婚姻，但陈永康还是忍不住笑笑说，那个香港女人对他很中意。不过他在过渡期后就搬了出去。

　　在老乡的指引下，他住进相对便宜的村屋。“其实都不便宜啦，合住一个棚千几蚊(元)。”陈永康来了才知道，他在香港的亲戚家原来也很大压力，而找工也没想象的容易。

　　天水围位于香港新界北部，与寸土寸金的繁华市区的距离，远远大于它和深圳之间的距离。这块偏远的市镇，和周边的荃湾、屯门，聚居了许多大陆来港的人，有陈永康这样拿探亲证来的，还有一些是探亲往返已满五年，拿到香港居留权，但还不能拿永久居留权的“新移民”。

　　即使是“香港的乡下”，这儿也比陈永康老家的城市更现代化，哪怕专供出租的简陋私屋边，道路也平整干净，并且香港政府已经开始兴建廉租房性质的高楼，当地叫做公屋。

　　但周围的口音又让陈永康一度感到不是“正宗”的香港，除了带着两广口味的普通话，这里也听得到重庆四川的方言。不过，带着何种口音的新移民都在学着讲尽量地道的白话。

　　这里的大陆客都来自二三线的小城镇，有很多真正嫁了香港人但生活依然困难的女人，也不缺少陈永康这样为了挣钱而来的劳动力。但香港法律规定，在拿到香港身份证之前，他们不能出去工作。

　　“你们那里有肉吃吗？”

　　“在香港这种地方，不工作，吃咩(什么)？”陈永康说，除了全职师奶，大家都会去找工，因为身份和文化的限制，女人们多做脏累的保洁、家政，男人们则是运输、装修一类的重活。

　　他们打的算是“非法黑工”。但不少港人还是愿意私下聘请他们，因为卖力、低廉。

　　陈永康第二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是搬运，给一个东莞籍的老板做事，这份工是先出来的老乡介绍，每个月能拿5000元，他很满意。

　　工作的地点不定，如果隔得远，他得早起搭轻轨去九龙城，因为工作体力消耗大，而香港的饮料比大陆贵上两倍，一开始老乡就告诉陈永康要用大塑料瓶灌水带去。

　　3个月的探亲期满，他要去海关那盖个戳，然后返回大陆的家乡，呆上十几二十天，重新申请探亲后，继续下一次3个月的循环往复。

　　每次在家和香港之间往返，虽然车程并不遥远，但陈永康总有切换在两个年代两个世界的感觉。

　　曾经他去排队等公共电话，和旁边士多店的老板娘闲聊，那个香港女人问：“你屋企有冇食肉呀？”

　　“我们杀鸡杀鸭，吃肉比你还大方，”陈永康腹诽。但他没有解释，“费事睬你，睬你都傻！”

　　他更卖力地干活，舅家的表哥曾来工作的地方找他，对他肩背上的重物和腰椎弯曲的角度，表哥吓了一跳，劝他换份工，这样做迟早身体“顶唔住”。

　　陈永康没舍得换，其实也不知道能换什么。只要能送回家的钱，越来越多。

　　香港福利

　　就像以前舅父的礼物，陈永康回家也带上一些新奇的玩意，刚开始是糖果，后来是衣服和生活用品，他还给儿子买过一个很多香港小孩手上都戴的卡通电子表。

　　“过完5年，爸爸就可以带你到香港。”他经常对儿子说。

　　最初去香港是冲着高工钱，而在几个往返之后，陈永康坚定了全家移民的念头。

　　“香港什么都贵，但是福利也好，政府有保障”，在天水围时陈永康第一次听说“综援”这个词，新移民们有时谈论，“有的香港人自己有钱，照样找理由向政府申请综援，有的老人子女明明有能力，还骗政府无力供养父母，让社工援助”。

　　值得玩味的是，在一些港人看来，新移民给他们的印象正是“好吃懒做，甚至多生孩子来争取儿童综援”。

　　事实上，能真正享受综援的新移民不多，受惠群体主要是儿童和香港的老人。但打动陈永康的是，在“香港福利”中，孩子在大学前可以免费上学，上大学也很容易贷款，公立医院收费实惠，大病有政府救助，等他60岁后，可以申请每月两三千的综援。香港的社工甚至每天为有需要的孤寡老人送饭菜。

　　这些，对他这样没有稳定工作为保障的人来说，都是拿大陆身份不敢想的福利。

　　陈永康说，他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但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完整获得香港人的待遇。

　　下一代

　　到现在，陈永康乘坐港铁时，还是偶尔会忘记要靠电梯右侧站，留一半的通道给需要赶路的人。但当过年回到老家，他也看不惯随处可见的吐痰和插队。

　　曾经难熬的时间也日渐飞快，陈永康在获得香港身份证之后顺利离婚，儿子随迁香港，之后孩子的妈妈也开始过来。

　　陈永康早已搬离天水围，那里现在大部分是政府修建的公共屋邨。

　　从小就过来的儿子融合的速度远比上一代人快，压力再大，陈永康也坚持每年为儿子购买一万多元的保险。租住屯门另一处私房的他现在希望，公屋的申请能早点下来。因为他发现，尽管儿子的说话、爱好和同龄的香港学生没太多差异，但却从来没有把同学邀请到家里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