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还不够幽默”

　　“能够让小民调侃领导人的国家，是强大、宽容、自信的。”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

　　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视频，使“北美崔哥”成为中国网络的焦点。

　　在名为“劝你别来美国”的视频中，这位崔哥头顶贝雷帽，戴着“治安执法”的袖标痛陈美国生活的种种不爽：饮食不习惯，汉堡包哪比得了肉夹馍；身心不自由，随地吐痰的权利都没有；就连internet，也不算是老美发明的，咱们几十年前就高唱“英特奈雄耐尔”了……

　　北京侃爷海外漂

　　“我希望观众能红着脸笑。”谈起这些，崔宝印露出一丝得意，“中国能看到的，都不算我最精彩的表演。”

　　2012年初，他回了趟中国。此刻，他坐在老北京炸酱面馆里招呼：“姐们儿，给咱来盆疙瘩汤啊，再加瓶扁二！”怎么看，崔宝印都不像一个旅美海归。

　　他今年47岁，生在崇文永定门外胡同里一个普通家庭，打小听着相声长大。父母眼里，他很争气，先是考上北京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后来又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专业深造。

　　“班上外贸部、外交部高干子弟一大片，而他却是最受关注的。”高中同学李勇回忆道。那时候的崔宝印，喜欢自编剧本，撺掇同学们表演话剧，偶尔会给大家说段英文相声。他常在报纸上发表文学评论，高中时候就已经“像个作家了”。

　　大学毕业，他分配到国家文物局，被借调到故宫博物院，专门给来访的国外领导人讲解北京文化。

　　他把历史典故讲得活灵活现——西华门前石狮子的伤痕，据说是李自成用剑砍的；武英殿里的香妃浴池，现在还飘着檀香味儿；半夜，中国皇帝会骑着蒙上眼睛的驴，到哪停下就和那的妃子睡觉……这一嘴老北京侃大山的功底，把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唬得目瞪口呆。

　　1988年，崔宝印决定留学加拿大：“大学的同学都出去了，我不能低人一等啊。”

　　他忘不了多伦多机场的尴尬，一位加拿大华裔海关官员，手里握着棍子：“排队，这边站！”检查完毕，把一沓护照扔出窗口，还有几本掉在地上。“就像轰苍蝇。”他形容道。24岁的崔宝印，感觉到“根没了”：离开故乡，你什么都不是。失落的他，站在多伦多空旷的路口喊着京骂，却没人搭理。

　　三个月后，他放弃学业，来到纽约打工。“美国更像咱北京，包容、大气，机会更多，老百姓也活得洒脱幽默。”他总算找回精气神儿，“我出国，不就图个爽快吗！”

　　这一扎就是25年。第一份工是群众演员。因为英语说得溜，他笑称“好歹在美国影视圈界说得上话”。他卖过吸尘器、开过餐馆，办太极拳班、也做过跨国婚介。后来，在西雅图法学院进修法律，为联邦法院、比尔·盖茨、骆家辉做过同声翻译。

　　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印第安人口中套出了美国小吃“象耳朵”的秘方。他至今还庆幸着：“人家就一个要求，别在他的城市抢生意。”崔宝印搬到西雅图，靠着这份事业扎下根。现在，他的生意已经“垄断”了整个城市，一份“象耳朵”8美元，一年能卖出10多万张。“跟咱北京的糖油饼差不多。”他一脸坏笑，“垃圾食品，培养出不少美国大胖子。”

　　事业有成的崔宝印，却一直挂念老北京的生活：在美国吃不到疙瘩汤、鱼头泡饼、炒饼和饺子。为了听到乡音，他坚持在中国同胞面前说汉语。但很多身边的朋友，已经提笔忘字。老北京的俏皮话，二十多年再也没有听过。

　　当年还发生了一件更让他伤心的事：和一位日本朋友在美加边境出示护照后，朋友进去了，他却被拒——一场旅行就此泡汤。“我英语说得比他好，费用我埋单，日本人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表情严肃，“可出示护照的时候，差距出来了。”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拿着咱的好处，为何还不接受中国？”他的结论别出心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咱还不够幽默。”

　　挠美国人痒痒

　　2002年，崔宝印终于了却心愿，让美国人惊呼：“原来中国人民这么幽默。”

　　美国人民喜欢在酒吧里说点笑话，烘托气氛——“上到美利坚总统，下至居委会大妈”，甚至荤段子也不放过。喜欢喝点小酒的他，当时已经有点高了。听着吧台上绘声绘色的表演，他按捺不住，也冲了上去。

　　“你们老看中国不顺眼，今天咱就说道说道！我叫于发科，用你们美国话叫发科由。”

　　大家嘘声一片。

　　“说我们太保守，不当众接吻？没错，可你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口最多。我们不来那虚的假的，只埋头干实事。《三字经》里讲过：At the beginning of life，sex is good。(人之初，性本善的幽默翻译)几千年前，我们就很开放。”

　　台下响起肆无忌惮的傻笑。

　　老板给他免单，其他酒吧的人也赶来看他表演。当他戴着标志性的牛仔帽走上来，还没发话，底下就呼声一片。美国观众挥舞着胳膊，齐声高喊：“Brother sway(英语无法发音cui)！Brother sway!”

　　他终于找回了久违的、侃爷的感觉：“我没收过钱，就是想发泄！”台上，他没笑过，很严肃，越是这样，美国人越觉得他有水平。

　　一年做四个月生意就足够了。剩下的时间，他开始忙活着免费表演脱口秀。慢慢的，“北美崔哥”在华人圈里打出了名声。只是在华人同胞面前，他换了种方式。

　　“各位，你们孤身来到国外，读完硕士读博士，靠的是自己吗？”

　　“你们买车、买房子，靠的是自己么？”

　　“你们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靠的是自己么？”

　　有人开始笑了。

　　“也有热心人帮一把的，但主要还是靠咱自己。”

　　笑声中嘘起倒彩。

　　“离开家乡、父母，打拼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是不是全靠你自己？”

　　台下安静了。

　　“你们是最该唱国际歌的人，给点音乐！”几位当“托儿”的小伙子，挥舞起上衣，渲染情绪。全场扯开嗓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唱了四遍，观众还不让停，一个个都是挂着泪花出来的。此后，《北美华人国际歌》成了结尾的固定节目。

　　崔哥还是不满足：“我在这儿出名，中国的乡亲们不知道，白混一场。”他邀请一帮朋友来到家里，让儿子拍出了文章开头的《劝你不要来美国》。视频发到网上，点击率马上就超过了10万。有些中国网友，不惜翻墙，也要寻得视频的完整版。

　　北美《侨报》来采访，《北京青年报》也打来越洋电话。没过几天，越南广播电视台的采访车来到他的家门口：“越南人民听到您的劝说，反响热烈，您已经家喻户晓啦。”

　　“我没学过表演，不懂说学逗唱，常常是到了现场现编，但美国幽默没别的，就是拿别人开涮！”他总结成功的经验，“中国人觉得不礼貌，那我就向自己开炮。”

　　“走麦城”

　　但他没想到，自己的招数在国内不灵了。2010年，崔宝印先后在湖南卫视、东方达人秀等节目上抛头露面，也去过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给学生们表演。

　　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史无前例的惨败”。

　　某场节目里，崔宝印照样表情严肃，把出国热当素材，拿自己的遭遇开涮，说了一段《出国须知》。都快结束了，观众却比他还严肃。他扫了眼台下，前面坐着一排中国笑星，个个表情凝重，审视着他。

　　后来，台下的朋友告诉他：“有观众觉得，你表面说辛酸，实际在炫自己牛叉。”

　　最后一场时，编导告诉他，突出你的爱国。他把审核通过的稿子扔了，开始真正的脱口秀：

　　“我们海外华人酷爱平等。可身边总有人想走在前面，破坏团结！咱得绊上一脚，把他拉回集体啊，这就是我的中国心。”

　　“比如，都在微软干活，印度人不服美国人，可中国人说了，只要老板不是中国人，我就咽得下这口气！”

　　观众终于有了窸窸窣窣的笑声。

　　“马三立先生也难有出头之日啊。”他擦一把汗，“他的相声通篇就一个包袱，还放在最后，(要是搁现在)评委早给灭灯啦！”

　　他觉得，含蓄的幽默当然更有魅力：包袱和笑点，距离拉得越长越好，由听者的思维去填补。

　　“林语堂定义humour(幽默)，静静地听，默默地想，然后才有笑声。可这得是大师级的水平。”他苦笑，“我就是个玩票的，想听完就笑，哪有那么多庸俗让我逗啊？”

　　崔宝印也想过按着美国幽默的路数，调侃中国观众，却又放不开手脚。

　　他叹了口气：“我是个陌生人，就怕咱们中国人民，豁不开面子让我砸呀。”

　　酒吧文化是美国幽默感的发源地。再损的调侃，举起酒杯哈哈一笑，心里比谁都爽。在美国新闻节目的开头，甚至每天拿总统开刷。

　　“新上任的总统，都盼着大家来砸他。”他接着说。和一位美国教授探讨这个问题时，对方说道：“能够让小民调侃领导人的国家，是强大、宽容、自信的。”

　　对总统尚能如此，何况老百姓呢。但在中国，老崔不敢这么玩。

　　自信打底

　　老崔给不少中国官员甚至领导人当过翻译，其实他觉得，中国政治家的幽默感，并不比美国总统差。

　　有位美国记者曾质问中国某位商贸部长：“中国出口这么多筷子，要砍伐多少棵树，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这位部长回答：“您说得太对了，我们以后不出口木筷，出口象牙的。” 第二天，美国报纸的头版登出了“中国领导人彰显幽默感”的报道。对此他感慨颇多：“美国人反倒觉得咱们的幽默，比环境问题更具有新闻性。”

　　朱镕基总理访问加拿大的时候，曾因电梯故障，被困半小时。面对前来道歉的加拿大总理，朱总理淡然一笑：“小事一桩，以后电梯都从中国进口就好啦。”

　　他认为，这就是幽默的力量：“彰显自信和宽容，见到别人的缺点，不能横眉冷对千夫指——那是鲁迅，而一个民族不能全都是鲁迅。”

　　可惜，领导人的幽默，并不为老百姓所熟知。

　　他对此作出解释：“总有人觉得，如果领导过于幽默，就不严肃、不主流，不符合中庸之道。为什么要拿稿子念？那代表‘深思熟虑’。宁可不出彩儿，也不能犯错。”

　　在这样的语境下，崔宝印在中国嬉笑怒骂的笑料也缩水了不少。

　　在美国，他常常拿社会问题开涮。最经典的段子，是关于贪官的：“谁说中国不可以批判领导人？只要他被‘双规’了，我们会组织全国的力量骂他。当然，‘双规’之前，他还是领导。”

　　他拍过一个“希特勒与历任美国总统通电话”的节目，在美国深受欢迎。

　　所以，当中国有电视台邀请他主持一档国际新闻脱口秀节目时，他甚至想把这种模式搬到中国：来个“群英会”，让毛泽东、斯大林、普京、丘吉尔、希特勒、奥巴马等政治家，开个穿越版圆桌会议，对每周发生的国际大事发表意见。“每个特型演员，必须操着一口京腔，他们会有交锋，代表各自的利益——这得多有意思！”

　　尽管这创意可能无法实现，但他心里痒痒，还在琢磨怎么可以出彩：斯大林与普京关于“接班人”问题争论不休，奥巴马也为连任的事情发愁，而丘吉尔在边上出主意——赶紧给中国人办签证，多发绿卡，绝对能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陶醉了好一阵，他话锋一转：“再过几代人，这种幽默形式会实现的。现在，我还是先从提升自信心做起，让中国观众觉得扬眉吐气就可以了。“

　　他坚信，善意的批评与调侃，是会被接受的，而自己会不断创造更多针砭时弊的段子：这些话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当然，他会拿捏分寸，换一换风格。

　　说到兴起，他低头想了想，即兴发挥：“比如，美国派一架隐形侦察机半夜降落在北京，却迷路了，绕不出去，只得向五角大楼求救。总部的人挺不爽，你怎么学的驾驶技术！飞行员说，能怪我么！这他娘的是西直门立交桥！”

　　为积累脱口秀的素材，老崔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忙碌中，他并没有停止对“笑”的思考。

　　“中国人的笑容，还不够灿烂。有些笑可能是装的，笑容里有苦涩，笑起来不敢抬头，怕别人看出来。”此时的崔宝印，完全没有了一丝幽默。

　　拍照时，他习惯性地摆起了pose：那张圆乎乎的脸依然严肃，他伸着左手，对着镜头，做出了一个美国牛仔打枪的手势——几乎每次拍摄，他都会用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