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校后的惊心动魄
教鹏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自习读书。摄影/ 韦亮
田家岔小学，首都师范大学的支教志愿者在教学生读书。摄影/ 韦亮
撤校后的惊心动魄
一项进展10年的国家政策，正改变着农村孩子、家庭和乡村，进而影响中国
本刊记者/陈薇
1988年，美国华侨杨贵平第一次来到贵州农村，当地一些苗民虽然贫困到和耕牛同住一屋，却自豪地对她说，他们虽然穷，但是有苗歌苗舞，要共同建设家乡。
然而当她最近一次去那里，留在村寨里的老年人向她抱怨，因为穷，他们什么也做不了，穷得完全没有希望。
在杨贵平看来，这个失去希望的村寨，正是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无数乡村的缩影：学校被撤，年轻人流失，村庄加速死亡。作为一名美国高中教师、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的创始人，她得以认真审视已进展10年、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项国家政策：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规定，“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
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合并需适当，方便学生就近入学，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然而，要以怎样的标准撤并学校，各地执行标准并不统一。为便于管理采取一刀切政策，有的县城，100人以下学校全要撤并。至此，全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初中、小学撤点并校运动。
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小学数量，从2001年的49.13万所，减少到2010年的25.74万所，降幅高达47.6%，小学在校生人数则从12543.47万人减少到9940.70万人，降幅仅为20.7%。
2011年年底校车事故频发，或许正昭示着重新讨论这一政策实效的时机与可能。
撤点并校的“马太效应”
“幼雅”，黑板上写着这个词，一位40多岁的语文老师正在向学生们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成熟、不懂事。怎么念呢？是“yòu yǎ”。孩子们小声议论着，老师却毫不察觉。
这是余凯2010年10月在山西省石楼县一所乡村小学调研中所见的一幕。余凯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他说当时如坐针毡，却又不好意思当场纠正。另一位数学老师上课时，他开始沉不住气了。这位老师画圆的办法是，一手支在圆心，另一只手拿着破抹布转了一圈。
“你们没有圆规吗？”下课后，他问。老师回答，有圆规，不过锁在教务负责人的柜子里，应对上级检查。
“乡村小学里的课，真有点惨不忍听，”与县城小学有模有样的课堂比较之后，余凯摇摇头，颇为感慨。2010年，石楼县的小学数量已从曾经的400多所减至50多所。
2010年11月，国家财政部规定，为解决农村小学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对不足100人的农村小学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补助资金。也就是说，以人均400元计算，即使是一个只有10名学生的小学教学点，每年也应该得到4万元经费。
可是，教学点不一定能够自主支配这笔钱。在石楼，教学点或完小的师资、经费、器材等由中心校统一管理。中心校统一结算教学点的水电费单，为教学点送去课本习册、羽毛球拍、红色水笔、甚至是蜡烛，全部以实物形式。
根据上级精神，石楼县制订了“大学校促发展，小学校保运转”的指导方针，在此指导下，那些学生数较少、暂时未被撤并的教学点或完小，很难得到青睐，新购置的器材、多媒体设备，包括国家公开招聘用以充实农村教师力量的特岗教师，也是被优先安置在中心学校。
因教学条件不足、教师水平有限，从农村教学点升至乡镇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基础普遍薄弱。有老师发现，从村里转到中心小学的一个四年级孩子，写字时还分不清应用左手还是右手。
2006年和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卢珂、杜育红两位老师，分别对广西壮族自治区3个县的32所小学共787名学生进行标准化测试并分析数据后发现，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村完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布局调整的策略；但研究还发现，未经历布局调整学生的数学、语文成绩均显著高于经历布局调整的学生；此外，受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多是家境贫穷和少数民族学生。
“我们现在的统一政策都是为90%设置的，”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对于最难办的10%，能不能有特殊的政策？”
“不是教学质量低就应该被撤并，地方政府恰恰应该让更好的老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提高当地教学质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源高度集中。”余凯则表示，这样解决问题，出发点就值得商榷。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部分初中学生甚至无法完成义务教育。一位西部地区的初中老师曾用“三二一”向杨贵平概括当地的初中状况：初一如有300名学生，初二时可能还有200，到初三就只剩100名了。那些流失的学生，有的是家庭困难，有的是成绩不好而干脆外出打工。
撤点并校，一方面的确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农村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即在农村内部，在乡、村两级教育资源上，人为制造出更大的鸿沟。
问题迭出的寄宿生活
校车与寄宿制学校，一般被认为是解决“撤点并校”后学生上学路程过远的两大方式。然而，在多为山区的中西部，寄宿制学校被列为首选。
从2001年起，国家开始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采取免交杂费和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简称“两免一补”)的政策。2004年，中央又决定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总共投入100亿元，新建、改扩建一批农村寄宿制中小学。
不过，梁晓燕发现，寄宿制学校带来的种种问题远没有得到重视。
2007年，她在广西瑶族山区的一所寄宿制村完小支教。上课时，有一个孩子突然站起来。梁晓燕心里疑惑，但没动声色。没过多久，又一个孩子站起来。下课后，她问孩子为什么，孩子不说。问班主任，回答是怕学生犯困，允许他们随时站起来。她惊讶得很，因为那只是上午九点。
后来她才知道，这是贫血的典型症状。2008年11月，陕西省66个农村寄宿学校的4157名四年级学生受检后发现，贫血的有938名，贫血率达22.56%。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是，寄宿生的贫血率高于非寄宿生4个百分点。
进行这一检测的是“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由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西北大学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学者合作进行。
西北社会经济进展研究中心史耀疆教授介绍，除了贫血，项目组在对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44所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样本跟踪后发现，样本区非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5厘米，而寄宿学生的身高，比世界卫生组织同龄人的平均身高低9厘米。另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寄宿学生与非寄宿学生之间的身高差距，由一年级的1.3厘米增至四年级时的3.5厘米。
一份北方山区寄宿小学的冬季作息时间表是这样的：6点半起床、早操、清洁，7点10分晨读，8点15分第一节课，9点早饭，10点起继续上课，直到下午4点10分，晚饭。一天只有两顿饭，早饭是小米汤加馒头，晚饭是加了土豆、南瓜或者大白菜的面条。
因为很少吃肉，山西石楼县小蒜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刘丽霞对肉感到恶心，7岁时妈妈做了次炖肉，她尝了一口便立刻吐掉，她的同学中有不少已完全吃素。
有的寄宿学校没有食堂，学生们不得不自己背着柴火和干粮，租用校外小灶自己做饭；有的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寄宿，因为不会穿脱衣服，便和衣而睡，一星期不换洗；宿舍没有取暖炉，厕所没有灯，尿床后没有人管；学生们喝生水，甚至不洗脸不刷牙
杨贵平认为，孩子离家住校，最严重的是孩子特别是女生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她看到许多学校没有住宿管理员，由老师兼任，多是男老师，男女生隔墙而住，门窗破烂。“尽管没有确实的案例，但我相信，对女孩的性骚扰绝对存在，甚至可能相当严重。”
2005年11月，四川省通江县广纳镇中心校发生寄宿学生拥挤踩踏事故，导致8名小学生死亡；2006年12月，山西省蒲县蒲城镇南耀村小学6名寄宿小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两年后，陕西榆林市定边县堆子梁学校又有11名女学生因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没有生活老师、没有课余活动安排，有的学校连寄宿必需的生活条件都没有，只是为了应对撤点并校后生源增加便匆匆招生，最终造成缺乏营养与安全的寄宿生活。
心灵饥渴的孩童
首都师范大学晨曦社的33名大学生，在2011年春季学期来到山西省石楼县支教。
一位叫慧慧的六年级女生很快引起了大学生们的注意。第一天，慧慧热情地拽住他们的胳膊不放，但第二天就像变了个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信任。每天，她还是照常到校，但不进教室；下课后，她也不回家，在村里游荡。
到底为什么？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分析，左想右想，好容易才想出，可能是上课时，一个奖励没有及时发给她，让她受到了“伤害”。
在甘肃成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派驻的驻校社工们则发现，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孩子们反映最多的，居然是情感、恋爱问题。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在信中表达她对“小三”的仇视。他们与老师讨论，老师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亲情饥渴症。孩子们从小与父母分离，格外需要寻觅另一段让人感到安全的亲密关系。
然而，无论是亲近还是愤怒，这些缺乏管束的孩子，始终缺乏分寸感，常常是一点小事情，就会演变成暴力事件。比如，甲拿了乙的铅笔，乙就拿椅子砸甲的头。对于前来驻校的大学生们，孩子都贴身陪伴，无视老师们对私人空间的要求。
敏感、冲动、恐惧、孤独、对人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农村学生，特别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2008年4月，REAP项目调查发现，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这些问题学生中，一半以上有学习焦虑——恐惧考试，学习不安心，过分关心考分；12.1%的学生带有身体症状，如在极度焦虑时，会呕吐、失眠、小便失禁、呼吸困难、喘不过气、出虚汗、头晕等。
与非寄宿学生相比，寄宿学生的学习焦虑更强烈。同时，也更加自卑及怀疑自己，更焦虑和易于失眠，更易于冲动，等等。
“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梁晓燕说，“有时候，想想未来就后怕。”
负重的家长，空白的农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财政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还是县乡村三级教学，县乡两级管理，重心在乡镇。因为乡镇财政薄弱，当时还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袁桂林教授，调研时遇上最多的问题是校舍安全和拖欠教师工资。
2001年，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并提出，“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
管理重心由乡镇提升到县一级，其实是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力更加薄弱的必然结果。
以县为主后，校舍安全和拖欠工资的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却又出现。“这么多教学点管不过来，这就要求撤并。最后，确实是缩短了战线，减小了开支。”袁桂林说。
2008年8月，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进行了一项比较调研。以30年投入资金为单位，按2007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为依照，如不撤并，全县186所小学共需投入26亿3千余万元；撤并后，生源聚集，效益提高，教职工相应减少，投入也随之降低为21亿3千余万元。也就是说，今后30年可以节约资金约5亿元，平均每年节约1000余万。
杨贵平并不赞成这样的算法。她认为，很多隐性成本只是转嫁到家长身上。
根据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在河北省青龙县的调查，在村小上学，在家吃住，每个孩子每年上学花费不到500元。撤并后，食宿费、交通费、零用钱，每年高达2000元。有的县城学校无法寄宿或条件太差，家长还需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
本来，学校是一个村落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往往是备受尊重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教育孩子，还是成人咨询、受教的对象，过年写对子、帮忙看说明书、修电视，甚至解决争端，都需要他们。但随着村里学校消失，孩子和家长外出，以及农民工的迁移，村落成了老人和困难人群的聚集地，文化活动也由于人口锐减而基本停顿。
“可以说，农村文化教育机构、文化人的存在，是人们的精神寄托。如果村里没有学校，人们会在心里对文化教育产生疏离感。这是可悲的。”袁桂林说。
在杨贵平看来，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国家统一课程基本不涉及地方文化、特色生活等，少数民族孩子从小就要脱离家庭和乡村，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子，保留民族特色，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觉得这真是惊心动魄，”杨贵平不禁为中国的乡村前景感到担忧，“乡村凋敝、孩子变成城市农民工，或者没有职业、住在大片的城市贫民窟——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模式。那么中国，能不能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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