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邓小平旋风
1979邓小平旋风
如果说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访华经历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那么中美正式建交之后的邓小平访美，则彻底将这种脆弱的关系转变成稳定而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政治的，还增添了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本刊记者 默少克
在布热津斯基先生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邓小平在他家里用餐的照片。面对这位国际地缘政治大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美关系一线见证者，我们问了他一个问题：那天晚上的家宴，你和邓小平谈了什么？
布热津斯基告诉我们：“那不是一次正式的谈判，而是友好和开放的讨论。我们谈了国际政治、中美合作、‘文革’以及他在其中的个人悲惨遭遇。”
这次晚宴，是邓小平访美的第一项外事活动，这次访问总共花去了一周时间。随后的历史证明这一周讨论和发展的议题是如何重要：中国对越南出兵、派遣留学生、中美军事合作、最惠国待遇……
甚至是邓小平访美的一些不经意细节都产生了无尽的影响：他参观的波音飞机公司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飞机提供商、约翰•丹佛的代表作《Country Roads》成为千百万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代表团里不起眼的叫杨洁篪的随员是现任中国外交部长。
如果说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是中美关系破冰之旅，那么中美正式建交之后的邓小平访美，则彻底将这种脆弱的关系转变成稳定而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包括政治的，还增添了经济和文化的。相比之下，之前双方领袖的见面更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意义。
漫长的铺垫
外交部前部长黄华回忆，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他对中国领导人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美国大选之后。但这次大选福特失败，民主党人卡特上台。
卡特在1977年7月的日记里写道：美国的难点是如何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又继续保证台湾的中国人安居乐业。选举获胜前，卡特的一些亲戚和邻居被接到台北去游览，费用有人代付，还获赠精美礼品，任务就是回来之后影响卡特。卡特制止了一些近亲前去，但还是感到很难为情。
1977年8月，卡特派出了国务卿万斯出访中国，访华结束后，他曾经建议双方出一个联合公报，被中方谢绝。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比万斯成功，一方面是他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得更积极主动，更重要的是，1978年5月，他访华时，中国政治形势明朗，邓小平的地位已经稳固。
布热津斯基见到了华国锋和邓小平，很显然，邓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想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沉浮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
在当晚的宴会中，邓不断将各种山珍海味往布热津斯基的盘子里添加，相互频频祝酒。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邓小平有兴趣访问美国。邓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这一点得到了黄华回忆录的证实)。布热津斯基回应，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中设宴答谢，邓微笑答应了。
在随后紧锣密鼓的建交谈判中，越南成为一个插曲——越战后，美国国务院希望能尽快推动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有关人员在与越方谈判时甚至已经说原则同意了，但在中美建交面前，美国人选择了更为务实的态度。因为，中越关系当时已经非常微妙。到了1978年10月中旬，卡特总统宣布推迟与越南的谈判。
12月4日，美方把最后的立场阐述完毕后，为了催促中方回答，一个星期后，布热津斯基约谈了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他注意到一个细节，尽管同来的其他两位中方外交官还穿着中山装，但柴已经换成了流行的宽领灰色西服，配高领蓝衬衣和花领带。第二天，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又过了24小时，邓告诉美国人，他要去美国。
当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得知中美建交的消息时，布热津斯基回忆说他的脸色立刻变得刷白，耷拉下巴，半天说不出话。
沃伦•克里斯托弗(时任副国务卿，克林顿任内第一任国务卿)被派往台北说明情况，他遭到了一场显然受到蒋经国鼓励的示威。与此同时，台湾把他们在华盛顿的房屋产权转到私人名下，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来建立大使馆(而与之相反的一个案例是，中日建交时，中国大使馆是台湾方面留下的。)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宣布，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3天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思路。
当年年底，邓小平被评选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他的名字被拼作“Teng Hsiao-ping”，6年后他再度当选，名字已经被拼为“Deng Xiaoping”。
邓小平旋风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式出访美国，为期一周。
在双方的计划里，这原本是一次礼节性拜访，但明确改革开放思路的中国人和与苏联对峙处在下风的美国人不约而同地，把这次访问推进成了历史性事件。此时，美苏在战略武器谈判上，虽然有所进展，但彼此纠缠不清。苏联在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扩张势力，在越南和阿富汗等要害地方，也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同时，美国的外交形势硝烟不断，邓的访问无疑是一份大礼。
邓小平出访的官方身份是副总理，从严格意义上的外交礼仪而言，他在美国的待遇是超规格的。他的专机先在阿拉斯加降落，美方已经派出高规格的外交人员接待。当专机抵达华盛顿之后，副总统蒙代尔夫妇、国务卿万斯夫妇双双出马前往接机。
到达之后两小时，邓小平专程前往布热津斯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林镇的家做客，家宴完全是非正式的，几个孩子端菜服务，喝的是上等苏联伏特加酒。这酒是多勃雷宁赠送的，布热津斯基对邓说，用勃列日涅夫最喜欢的酒敬他，邓听了哈哈大笑。
第二天，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接待了邓小平。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来访鸣21响，政府首脑19响，副总理级官员17响。白宫为邓小平破格鸣放了19响礼炮。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引导着邓小平朝白宫屋内走去。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卡特对邓小平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呆过。”邓小平则说：“是青岛吗？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就掏出烟盒来问：“白宫可不可以吸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正在掏谈判提纲，他笑着说：“没有。只要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我所在的佐治亚州种植了大量的烟草。”
在正式见面前，中方的一个请求让美国人觉得紧张——邓希望和卡特单独谈谈越南的问题。此时，越南攻打红色高棉控制的柬埔寨，并与中国摩擦不断。
在与卡特的正式会谈中，邓的发言和他的性格一样，开门见山。他谴责苏联霸权主义在世界扩张的行径，并主张中美合作，他谨慎地说这并非表示中美马上结盟，但在私下谈话中，他的意思更加明确而尖锐。
布热津斯基确认了一个关于邓的故事：卡特提出关注人权问题的时，请邓对中国人移居国外的问题采取灵活态度，邓探着身子问卡特：“好，我们可以让他们走，你们准备接纳一千万人吗？”
当晚，白宫举行的宴会是卡特总统任内规格最高的一次，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还被电视现场直播。3年后，当布热津斯基再度访问北京时，中国人依然对那天晚上的情景津津乐道。
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被邀请出席，他很高兴，此前因为“水门事件”他的名声彻底跌落谷底。此后，中国领导人访美，总会接见一些被称作“中国人民老朋友”的美国前政要，基辛格、布热津斯基都是最典型的代表，最近一次习近平访美也专程与他们座谈。尼克松参加完会议后，还专门让同桌的人在印有中英文的菜单上签名，他要带回去给太太看。
在最后双方的联合公报中，中方提出要写反对“霸权”，在美方看来这显然是暗指苏联。美方并不希望美中关系过分刺激到苏联，最后公报写成了，双方反对“谋求霸权或支配别国”，后半句是美国人加入的。
在那次单独会谈中，邓小平果然谈到了越南问题，用布热津斯基的话形容，邓“在他们的脚下丢了一颗炸弹”。邓先提出中方观点：越南占领柬埔寨是苏联唆使的，是苏联窥视东南亚的基地，中方决定需要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说“有必要煞一煞越南人气焰，适当教训他们”。邓没有解释“教训”是什么意思，但强调了教训的范围和时间是有限的。他分析了苏联的集中反映以及中国将如何对付，他把最坏的可能性也分析了，他说即使那样，中国也能顶住，只是希望美方在国际上给予“国际支持”。
尽管美方已经有所准备，但当邓提出“教训”时，卡特还是没有立刻给出明确的意见。他说，这个严肃的问题需要商量之后再决定，但他希望中方举动能克制一些。会后，卡特召集幕僚讨论了中方的意见，还写了一封信，婉转而明确地强调了克制的重要。
邓小平的态度依然非常坚定，他确信，这次军事行动时间很短，一二十天就足够了。他坚信世界舆论会支持中国。事后的战事表明，越南被迫部分撤军，苏联并没有实际行动，而中美关系经受了一次战火的洗礼。
邓小平给卡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卡特在日记里回忆说：“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器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在晚宴期间，两位领导人的话题很有趣：邓喜欢谈论中国和人民生活改善，而南方农场主卡特试图去说点别的，他们就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争论，至少在卡特看来气氛还是平和的。邓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一些是好的，但许多人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卡特提到传教士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邓则说那些医院和学校还在，但他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的意见。卡特建议应当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邓听得很留神，并答应研究此事。
建交后，中美领导人所谈的问题已非常务实，美国的最惠国政策与对方的移民政策挂钩，卡特提出如果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将遭国会反对。邓表示，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
就互派留学生，卡特反对邓的决定，他希望美国留学生可以像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那样，深入到中国人的家庭，但邓解释说，中国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满足美国人所习惯的最低标准，不过邓小平也答应中国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审查美国留学生。而美国驻华记者旅行范围将会受到一些限制，但不会实行新闻检查。
在晚宴上，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在国内遇到了亲台势力制造的政治困难，他开玩笑地问邓，中国是否也遇到类似麻烦，邓马上回答：“是啊，也有问题，台湾省就有人反对。”
邓小平的外交魅力，在这次访问中得到充分展示。在肯尼迪中心的晚会上，最后的节目是两百多个美国孩子用中文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表演结束后，邓情不自禁抱了孩子亲吻，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和美国孩子的亲密举动立刻打动了美国人的心。
在德州访问期间，美方安排了一场牛仔表演，当邓小平一把抓起牛仔帽戴上时，全场沸腾。这个镜头随着电视画面的播出，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的标志性事件。
在邓小平访美之前，对于共产主义的两大势力，美国外交界的主流观点是“一视同仁”，但是随着双方交流的密切，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契合点日益增多，尤其是军事合作逐步加强(两国国防部长相互拜访，美国开放了四百多种用于军事后勤的先进技术装备给中国)，美国人的天平已经明显偏向了中国。
对于刚刚确立了改革开放总路线的中国而言，世界向他们打开了大门：向谁开放？如何改革，外面的世界已经给出了答案。
本文参考《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吉米·卡特)，《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布热津斯基)，《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年代》(塞勒斯·万斯)，《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等书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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