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订票、电话订票，用这两种方式“秒杀”不到车票的人们，依然面临排队抢票的难题，广州火车站日客座能力只有2.5万人，在春运最高峰期却要承受日发送旅客20万人的压力。

　　文｜《小康》记者 刘建华 广州报道

　　一位年轻小伙子连续排队四天都没有买到回家的票，转身在售票厅内大声地哭喊，“你们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钱，却没能让人民回家过年，铁道部，我X你祖宗！”喧闹的售票大厅顿时沉寂，随后响起热烈的掌声。

　　1月6日广州火车站发生的这一幕，在春运期间并不罕见，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因为坐不上火车，被堵在千里之外的异乡。但是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铁路购票变化最大的一年，网络购票、电话购票等新的方式大规模铺开，实名制购票也在全国范围实行。铁道部一直在努力最大范围地提高透明度，以减少来自全国各地的责骂声。

　　但是，铁路面临的压力仍然只增不减。据广州市公安局春运办主任赵铁鹰向记者透露，今年广州地区春运的发送旅客量将接近2897.3万人次，比去年增加6%，相当于广州所有市民整体搬迁两次。

　　能否“秒杀”一张回家的车票

　　在广州火车站售票厅，没有往年一样一1条条长龙，在三十多个的窗口里，最多的也只排了10个人。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小康》记者，以前基本是靠排队买火车票，所以整个售票厅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有了电话订票，订到票的乘客还可以到各个代售点凭身份证取票。2012年1月1日，铁道部正式全面实施火车票实名制改革，人、证、票相符才能上车。购票方式的变化，引发了网络上“秒杀”、电话中“追拨”等多种潮流，售票厅则不再人山人海。

　　作为流动人口大省，广东历来是铁路春运的重头之一。在售票方面，由于电话售票已经推行了7年，普及程度较高，许多农民工都已经习惯打电话购票。但由于运力的紧张，火车票仍然要靠“抢”才能到手。

　　“真不敢相信现在还能买到票！太令我兴奋和意外了！”刚刚从售票厅走出来的陈海兴激动地告诉记者。自从1月2号开始，他就不停在打铁路专用售票电话(95105105)，七八天以来，都不知打了多少次，最终还是没有能买到回湖北宜昌的火车票，几乎绝望。但归家心切，怀着搏一下的心态，今天一早他就跑到火车站看到，排队的人不多，结果售票员一查，还真的买到了一张1月11日回宜昌的票，“尽管是站票，但总算是能回家了。”

　　陈海兴说，每年春节回家他都是先通过电话订票，但电话常常打不通，即使打通了也要运气好才能买到预期车票。

　　手里拿着车票、身份证刚刚进站的张平也告诉记者，他和太太的车票也是昨天下午排队买到的。他之前接连三天每天凌晨4点多就到代售点排队，每天一到8点半就被告知票卖完了，没想到昨天下午却有票。“买票就像买六合彩，运气好就中了。”张平说，虽然说进站增加了检票程序，要人、票、证三方信息均一致，才可进站登车。但从今天的进站时间来看，并没有给进站秩序带来明显的影响。

　　在广州火车东站，共设立了东西两个检票口，内设38个验票台，每个验票台都配有身份证阅读器和客票验证专用设备。票、证、人一致后，工作人员会在车票上盖章，旅客才能通过验票。记者现场观察到，在车票和身份证准备好的情况下，实名制验票工作进展很快，加上拿行李的时间，半分钟内就可以顺利完成验票。

　　电话和网络订票都可以提前12天预订，但常常很难买到，反而火车站售票厅预售2天的票，还会有票可售。陈海兴分析说，虽然有人预订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24小时内去取票，有的是行程改了，有的人是因事耽搁了，这些没有被取走的票又会被重新放出来。因此，“你提前10天预订不到的话就别再打电话了，甚至在出发前提前12小时或提前6小时，1小时到窗口去买，或许还能买到。”

　　广铁集团客运处处长黄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情况确实存在，每天都会有数万张车票被人成功预订之后而没有取票，最后又放回到待售票中，因此可以在出发前再查询是否有票。广铁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售出760万张1月22日之前的春运火车票，占春运总运力的95%，其中两成是通过今年首次实行的网上订票售出。

　　20万人与2.5万人的差距

　　“以前每年一到春运，只要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地区逗留一会儿，就会有‘黄牛’与你搭讪，问要不要火车票。”一位乘客告诉记者，这次没“秒杀”到票的他想起了黄牛，但在广场上等人站了近一个小时，都没有陌生人兜售火车票。记者询问了几位在火车站内候车的乘客，他们都听说过火车票实名制后还有人在倒票，但问到自己手中的火车票是怎么来的，得到的回答均是“自己购买的”、“厂里统一预订的”、“网络和电话订票”，没有一个是通过黄牛党买来的。

　　“实名制购票能有效地打击黄牛党。”黄欣说，今年是广州地区春运期间第三次实名制购票、实名制进站。三年实名制下来，黄牛党的生存空间被有效压缩，尽管实名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购票难的问题，但可以给旅客们一个公平的购票环境。

　　但是买票难的问题并未有效解决。今年元旦跟春节相隔较近，又遇到各大学校放寒假，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三种人群完全重叠在一起。铁道部官方数据显示，预计2012年春运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88万人次(同比增长6.1%)。而目前铁路图定日均客座能力仅382.1万座，日均客流缺口就达200多万人次之多，广州火车站日客座能力只有2.5万人，在春运最高峰期却在肩负20万人的运力。

　　火车票实名制后，依然是一票难求，其最根本问题在于供需矛盾。

　　“打了两天，一个手机一部固话，拨通了几次，其中一次，到一半了，自动断线了，第二次，都输入身份证号码了，提示系统繁忙，再从头开始，后来就自动断了，第三次，每次都是处理订票要求的时候说，系统繁忙……订票请按1……重复几次之后，说没票了，然后，两天一共损失了一百多块钱电话费，最后，还是没有票的半张影子。”一位网友说，打电话的过程一边祈祷一边揪心，就怕出现意外。早知如此，宁肯把白白损失的电话费直接给黄牛好了，至少可以拿到票。

　　1月4日，《温州都市报》刊登了普通工人黄庆红写给铁道部领导的信，“我们厂里40多个工友都不会弄电脑。老板同情我们，帮我们上网买票，结果他弄了半天，也弄不起来，不是进不去，就是没票了。老板说，就算有票了，还得开通啥子网银。我们是打工的，又不是白领，哪会开通这个，这不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吗？”黄庆红在四次买不到票之后，便“投诉”了“网络和电话订票”，这正是去年铁路部门服务改革所称的“为购票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售票环境”中的新举措。

　　对于网络订票，不会使用电脑的农民工不满意，精通电脑的白领也没有好感。

　　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不用排队，而用网络订票，但数亿人同时进入12306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访问量过大，瘫痪在所难免。网上售票系统登录难，网站网速慢、购票时间长、余票不能查询等问题成了订票网站受质疑的重要原因。1月10日，记者进入订票网站，查询广州到北京的余票，从下午4点多直到次日凌晨1点39分才打开页面。

　　而更有乘客反映，通过网络订票，票没订上，钱却被银行扣走了，黄欣解释说，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超过网络购票时限，票额就会重新返回售票系统，造成票没订上钱被扣的现象。根据规定，银行会在15个工作日内把钱返还。

　　无论是电话，还是网络，经过一番“抢夺”之后，留在窗口的票所剩无几，排队购票的往往都是失望而归。之后有媒体报称，铁道耗资千万打造的订票网，事实上未曾进行模拟演练，同时也低估了网络购票会挤爆的情况。

　　黄欣告诉记者，每趟车的票一放出来，大家都从电话、网络抢票，广铁的订票热线有2万条，这就意味着票一出来就有2万人在打着这个电话，还有无数人在网络上预订。从目前的订票情况来看，在半个小时内大部分火车票都被电话预订抢走，而因网速和操作熟练程序等因素，往往要在十几分钟后才会出现一张网络订票预订成功的火车票。

　　据铁道部通报，仅1月9日一天，12306订票网站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4亿次，相当于一天内全中国每个人都点击了一次www.12306.cn订票网站。由于网站点击量大，很多旅客无法顺利登录，铁路部门建议旅客尽可能选择其他购票渠道购票。

　　1月12日，广州火车站及市内各代售点再次出现了排队现象。那些没有在电话和网络上“抢”到车票的人们，抱着最后的希望前来排队。按照铁道部的规定，代售点的预售期为10天(含当天)，也就是说这一天可以买到1月21日的车票，即年前最后一天的车票。

　　如果这一天仍然没有抢到票，想回家的大部分工薪阶层只能选择长途汽车或者留下过年。

　　从公共政策角度看春运难

　　2亿农民工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固有中国人的春节情结在内，然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农村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

　　文｜邓聿文

　　临近年关，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是春运。今年的春运，出行人数据悉超30亿，其中铁路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创史上最高。如此大的出行规模，铁路运能是无法满足的，于是在电话订票外，就有了今年春运的实名制和网络购票的推出。

　　然而，不久前在温州打工的渝籍农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诉苦自己的买票资格被网购剥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人们对网购这一新举措的抱怨。媒体大量报道了售票网络登录难、提交订单过慢、余票无法查询、网络吞钱不出票等问题，这大大出乎铁道部的意外，尤其是农民工这一春运的主要大军无法通过网购买到回家的票，更是勾起了社会对农民工回家难的关注和同情，弄得铁路部门颇有些尴尬，大有好心办坏事的味道，以致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不得不出来说，农民工返乡可首选电话订票。

　　客观而言，网购作为新生事物，出现上述问题，情有可原。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程度。在此过程中，应该允许问题乃至错误的存在。尽管如此，黄庆红们对自身购票资格被“网购”所剥夺的抱怨，也说明铁道部在推出该举措时，确有对农民工群体考虑不周的地方。如果说，购票网络登陆难等问题还可归咎于技术原因外，农民工因不会操作网络或没时间上网从而丧失网购资格，则显然不是用技术原因可以解释的，严格而言，它属于个人的“权利”问题。而权利问题一般是由公共政策安排不当引起的。

　　火车票的实名和网购措施的出台正是如此。从铁路部门的角度看，这两项措施的推出，直接目的是为了杜绝黄牛党及内部职工倒票等顽疾，给大家一个公平的买票环境。这一目的不能讲不好，客观上的确大大增加了黄牛党的倒票成本，减少了倒票行为，也节省了许多人去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的体力和时间。但这一新举措在提高全社会买票的效率和公正的同时，却并没有改善像黄庆红这样的农民工的回家成本，甚至使他们回家的路更漫长。

　　个中原因就在于网购这个新举措，未考虑到或者忽视了农民工群体的特点。虽然网络作为一种大众技术现在很普及，可对于农民工中的许多人来说，囿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平时很少上网，即使上网也不熟悉网络购票流程，何况网购还要办理网上银行，加之网购本身太挤，因而可以想见，不会有多少农民工上网购票，即使上网，也多半买不到票。在此过程中，尽管铁路部门也为农民工出台了许多其他“优惠”措施，但在售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上述举措事实上对他们起不到多大作用。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实还是去窗口排队拼体力。

　　所以，这告诉我们，当政府部门推出一些看似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政策或措施时，必须对可能受它影响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进行仔细分析，防止它可能损害其中最弱势者的权益。假如无法避免这种损害，事后就需要合理补偿。

　　春运买票难固然非农民工才遇到，但显然，比起其他群体，农民工有着更切实的感受。因为无论从收入还是关系来说，他们可动用的资源都少，人数又庞大，过去他们还可凭着自己的体力优势，去窗口排队买票，可如今在新的现代化技术面前，他们的这一优势彻底化为无，有劲无处使了，从而导致回家的路比过去更难。这就是政策安排考量不周所致。

　　我们可以把这起事例看作是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有这种效果的落差，具体到此事，从铁道部的主观角度来看，还缘于铁道部想通过技术思路来解决一个体制问题。春运年年票难求的根源，在于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将2亿多人口从一个地方集中安全运到另一地方，由于铁路的运能不是按此配置的，尽管在春运期间，动用非常手段最大程度对铁路运能进行调配和挖潜，但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这中间的落差很大。表面看，这表现为一个短时间内的运能不足问题，但实则是制度和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地区发展差距形成了这种春运现象。

　　简单地说，2亿农民工春节期间不得不长途奔波，固有中国人的春节情结在内，然亦反衬出城市所能吸纳的农村人口有限，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由于人口不能自由迁移，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存在障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而，使得他们不得不候鸟般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来回奔走。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大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给交通运输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市民，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东部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农民工可在当地就业，那么，春运的压力势必会比现在小得多。

　　但在一时无法解决人口自由流动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前提下，要想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就只能寄望于铁路运能的增加。问题是，铁路运能注定不可增长到满足春运的程度，否则，铁路在其他非春运时期，将会出现巨大的运能过剩。这就决定了春运供求缺口的存在。因为黄牛党的猖獗，无论是铁路部门还是社会，很大程度上把这个供需缺口的责任算到黄牛党头上，出台各种措施打击黄牛党。实名制、网购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比起以前常用的其他措施，因为增加了倒票的技术难度，确实比较有效地遏制了黄牛党倒票行为，但如上所述，它们只能恢复过去被黄牛党和铁路内部人士倒票所制造的供给差距，并不会增加供给总量，当然，它们也给铁路部门和旅客带来一定代价。

　　因而，指望从技术角度解决春运买票难问题，并不现实。从近年情况看，相对于春节回家需求的增长，铁路的运能增加更快，但买票难依然如故甚至更难，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票难买问题，唯有从加快城市化、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着手。在此之前，要使农民工顺利回家，只能是给他们一个拼体力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也是最有优势的比较资本。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