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高官，彼时人前显贵，今日囹圄流涕。当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一干前中国足协高官站上被告席时，中国足球的反腐风暴正迫近顶点。

　　文|张远

　　长达800余天的反赌扫黑风暴，能帮助中国足球正本清源吗？

　　2012年初，铁岭、丹东这两个在中国东北版图上并不起眼的小城，却成为两个著名的“风暴眼”，从2011底开始，媒体便纷纷云集至此，期待见证足球贪腐大案的“击鼓升堂”。而当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一干前中国足协高官站上被告席时，中国足球的反腐风暴也正迫近顶点。

　　这次反赌扫黑风暴的起点始自2009年，公安部“8•25专案组”成立。诸多大事件，都肇始于小人物，这次也不例外。王鑫，这个在中国足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却成为这次大事件的导火索。2008年底，国际刑警新加坡国家中心发布红色通缉令，要求中国警方协助追捕王鑫，原因是他涉嫌以总经理身份参与新加坡联赛赌球，后以国内官司需要应诉为由先期返回国内，一去便杳无音信。

　　2009年4月，王鑫投案自首，供述大量涉及中国足坛贿赂、假球、赌球的犯罪事实。尽管只是冰山一角，却仍触目惊心。于是，这一年的8月25日，公安部成立了“反赌扫黑”专案组，震惊中国足坛的反腐风暴由此正式拉开序幕。不久后，专案组南下广州，广东雄鹰俱乐部前总经理钟国健、广州足协官员杨旭等五人相继被警方带走。随后，负责商务工作的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也被带走协查。在诸多的供词中，都指向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王珀。

　　王珀，大连人，曾担任陕西国力、山西陆虎、呼和浩特等俱乐部的总经理，在圈内素有“假球教父”之称。11月10日，王珀被警方控制，也预示着这场反赌风暴将愈演愈烈。

　　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2009年底，时任成都谢菲联副总经理的尤可为、董事长许宏涛以及青岛海利丰领队刘红伟等人被警方带走，除遭受王鑫、王珀等人的“牵连”之外，许宏涛、尤可为和刘红伟等人还涉嫌操纵“中甲”联赛的个别场次。

　　时至2010年初，中国足坛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平静，惶恐不安的情绪在蔓延。1月，中国足协举办高级教练员培训班，20余名教练参加，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却只有一半左右，期间不止一人被“带走”。当时一名国字号教练深有感触，“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偌大的中国足坛，草木皆兵，几乎人人自危。有一个“段子”称，中国足坛在2010年春节的拜年短信，最流行的问候是“没进去吧？”

　　拔出萝卜带出泥，足协高官的落马，让这场反腐风暴向着更高的楼层跃进。

　　2010年1月中旬，原定召开的第三届足代会一再推迟，原因是“南头”不见了，足协对外宣称，“南头开会去了”。至于去了哪里，却语焉不详。正当外界众说纷纭时，1月22日，体育总局宣布“免去南勇和杨一民在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职务”。3月1日，南勇、杨一民、张健强因涉嫌受贿被依法逮捕。7个月后，中国足协前任副主席、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被依法逮捕，与其同时锒铛入狱的还有足协两大权势人物：前男足国家队领队尉少辉和前裁委会主任李冬生。

　　除却打击假球、反对腐败，本次足坛风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扫黑——扫除黑哨。中国裁判吹黑哨由来已久，尽管媒体监督，却苦于无力调查取证，媒体屡次扮演“反黑”先锋，却屡次受伤。最著名的是13年前《羊城晚报》与陆俊的“名誉侵权案”，最终以《羊城晚报》败诉终结。

　　2002年，因“甲B五鼠”事件引发的反赌扫黑，持续了一年多，最终以受贿最少的龚建平于2004年病死狱中而不了了之。反赌扫黑演变成了一场臭名昭著的“丢卒保车”闹剧。但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几年之后，金哨陆俊和黄俊杰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2010年3月15日，陆俊、黄俊杰、周伟新因涉嫌收受俱乐部贿赂被正式批捕，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足协高官，彼时人前显贵，今日囹圄流涕；所谓金哨，曾经飞扬跋扈，如今下场凄凉。他们的人生轨迹，经历着一场游戏一场梦。而中国足球腾飞的梦想，却从未因成为他人游戏的道具而破灭，现在人们更有理由期待，风暴过后，梦想将照进现实。

　　(作者系国内足球专家，供职于《体坛周报》12年，为该报主笔、资深记者)

　　中国足球的罪恶逻辑

　　1999年之后，足球这个行业的风气彻底败坏了。既然犯罪可以高枕无忧，既然不法手段可以带来理想的收益，谁还愿意停留在法律的边界之外呢？

　　文|刘建宏

　　笼罩在中国足球上空的迷雾被一层层拨开，不同人感受着不同的心灵冲击。

　　旁观者或惊诧于罪恶持续的时间之久，居然横跨了两个世纪；或感叹牢狱之灾带给人的沧海桑田的巨变，曾经的意气风发与今天的衰老愁苦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反差；或仍然在猜疑，究竟还有多少案情将大白天下；或暗自庆幸，能躲过这样的一场大审判自己得有多么幸运。

　　1998年，那是南勇进入足协的第二年。在新闻发布会上，我的几个尖锐的问题把他问得瞠目结舌，若干个“这个、这个、这个”成了一时间媒体热议的话题。之后，我受到了主管领导马国力的严厉批评。他告诫我，一个国家主管机构领导理应受到足够的尊重。

　　话虽如此，但之后我和南勇每次见面似乎都有些不好突破的障碍，直到2008年春节，我们在阿联酋的迪拜才终于慢慢地冰释前嫌。那时他是国家队的主管领导，已经率领国家队打进过2002年世界杯，并且在圈内逐步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到了2009年春节前后，随着谢亚龙的离开，他获得了掌管中国足球的全面的权力，我们又有过一次对话。彼时我跟他直言，既然获得了管理这个行业的领导权，完全可以放手一搏，让处在困境里的中国足球慢慢显现生机。让我非常难以理解的是，他的回答相当晦暗。他说中国足球依然是积重难返，恐怕任凭谁也难以扭转乾坤了。

　　再之后，随着审判案情的公布，我们所有人都了解了案情的细节。我才明白，1999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拖下了水。所以在成为真正的掌舵人之后，他其实已经对整个行业的拨乱反正失去了信心。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指责或者蔑视南勇，其实，很多次我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答案很悲观。

　　南勇的答案或许可以在杨一民身上找到。认识杨一民比南勇更早。1996年在海埂春训的场地上，我们就有了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的杨一民意气风发，曾经让很多人都心生感佩之情。可是，当他以囚犯身份亮相之时才给了外界更大的冲击，何以那样的一个风流倜傥之辈居然会有如此下场呢？

　　更有甚者，众多当年的足协官员被曝出各式各样的案底。一时间群情激愤，似乎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源从中得到了答案。然后可以很轻松地得到一个结论，中国足球不过是如此而已。

　　但无论感受如何，我相信，善良的人总是希望这会是中国足球一个新的起点。又有谁还愿意在这样悲摧的命运里苦苦煎熬呢？

　　可是，在新的一页展开之前，如果我们对过去的经历仍然缺乏足够的反省，指望着一场惊天审判就把中国足球保送到美好的明天，那将是多么的愚昧和自欺欺人。

　　在球场上，中国足球已经付出了太多失败的代价，在发展上，中国足球付出了太长的时间代价，在个人上，中国足球已经让50多人付出了刑罚的代价。

　　所以，我们有必要返回到历史的长河，去审视我们在每个阶段犯下的每个关键错误，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来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我们必须首先回到当年的红山口。那一次的历史性决议把中国足球推向了职业化改革的快车道。反思当年的决策，改革的决心至今令人钦佩，改革的力度之大也前所未有，只是具体到改革的方案就显得笼统而冒进。让体育竞赛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让金钱呼啸着进入中国足球，那一定是一个高风险的尝试，没有了配套的监管和保障，等待中国足球的或许只能是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因为危机迟早有一天会爆发，只不过早晚的问题。

　　在这样的危险里，中国足球奋力前行。1995年的成都保卫战成了又一个埋藏祸根的关键事件。或许当时人们太想保住难得的那块金牌球市，或许面对职业化，人们对足球的理解还过于肤浅。提出“保卫成都”的口号，实际上就等于在向公平竞赛的原则发起挑战。而一旦这个足球的底线被突破，那在足球场内外，大家就可以完全地肆无忌惮了。既然成都可以保卫，上海为什么不能保卫？广州为什么不可以保卫？一个甲A或者中超的名额为什么就不能保卫？

　　在这样的逻辑里，1997年之后的中国足球开始失控。遗憾的是这个“逻辑”没有在当时得到有力的清算。

　　1998年的甲B、1999年的“渝沈之战”则是这个逻辑的自然发展。

　　而就在这个关口，当时足协的懦弱和自私让中国足球再次和自我拯救擦肩而过。其实，就我所知“渝沈之战”发生以后，当时的足协领导也曾经动了一查到底的杀心，可是，最终历史还是顽强地沿着错误的逻辑走了下去。

　　机会，我们不仅错过了机会。机会也包含了成本和利息，于是更多的人和这个行业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连本带利，不差毫分。

　　1999年之后，这个行业的风气彻底败坏了。既然犯罪可以高枕无忧，既然不法手段可以带来理想的收益，谁还愿意停留在法律的边界之外呢？

　　不过，历史有时也是宽容的，它在2001年又一次把机会奉送到中国足球面前。龚建平案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次风暴一样。偏偏在关键时刻，中国足球又一次偃旗息鼓了。而这一次，几乎是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与此同时，历史震怒了，它要用自己的方式开始惩罚！因为就算再健全的肌体也经不住经年累月的腐蚀，何况中国足球本来就是病魔缠身。

　　连续的失败只是表象，民众的愤怒也只能是发泄，但失败刺激的不只是民众，愤怒可以逐渐传递。

　　风暴终于刮起。

　　但，罪恶的逻辑是否也会随之坍塌呢？这是历史对中国足球的再次拷问。能否给出正确答案将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命运。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著名足球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