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各地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再一次凸显，而且和往年不同的是，招工难正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部内地蔓延，安徽、湖南、河北、吉林、重庆等地相继出现用工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招工难？大规模招工难意味着什么？由招工难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正引起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关注。

　　(一)    电工李殿玲

　　和改革开放初期那一代背井离乡、迫切需要改变生活现状的农民工相比，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水平、生活理念、对城市生活的融合度等各个方面都和他们的父辈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北京，我们认识了一位建筑工地的电工李殿岭。

　　在北京大兴一处建筑工地上，来自河北邯郸的26岁农民工李殿岭说：“他一天工作八个半小时，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休息，因为这里是按日结算工资，休息了就没有工资了。”他告诉记者，现在一个月能挣5千多块钱。在这个建筑工地上，李殿岭拿的是为数不多的高工资。2005年高中毕业后，他到江苏无锡的一家机械厂工作。打工期间自学拿到了数控专业的大专文凭。2008年后一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做电工。李殿岭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每月的收入还不到两千块，现在每个月挣到五千块，能顶的上在家一年种田的收入。他对目前的收入还比较满意。想再找工资比这里多一点的很难。先在这里干着，等有点钱了，再找个稳定的工作。

　　李殿岭的妻子原来和他一起在北京打工。一年前有了孩子，妻子只好放弃工作在家带孩子。为了养家，李殿岭把生活费讲到了最低。他说前两年打工只能挣两千多块，现在能挣五千多了，可是经济压力感觉更大了。下午5点半，李殿岭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工人们集体居住的宿舍。李殿岭的宿舍在二楼，大约20平米的房间住了十多个人。李殿岭洗掉身上的尘土，就准备出去吃饭。在工人们的宿舍旁边有专门的工人食堂。但是李殿岭很少在这里吃，他习惯到路边的一家小餐馆。来这里吃饭的几乎都是附近工地上的农民工。今天李殿岭要了一份素炒饼。他说在这里吃饭比食堂要便宜一块钱。工人宿舍旁边的马路上，经常会有人在摆摊卖旧衣服。来这里买衣服的也都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工人。

　　李殿岭买了一件夹克。他说等天气暖和一点，在工地上干活就能穿了。回到宿舍，工友们都到附近的公园玩去了。每天晚饭后，到公园去溜达一圈是这里工人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李殿岭以前喜欢打台球，偶尔也去网吧上网。他很羡慕城里年轻人的生活，但是自从结婚后，他已经有两年没有打台球，也没有去网吧上网了。李殿岭告诉记者他要挣钱养家也要为下一步孩子的上学做打算。他说结婚后，他养家的担子越来越重。

　　李殿岭说：“孩子要上学，现在小孩一般要上保险，然后家里面在开支。现在还有我父母照顾，以后就没有父母照顾了，我得养活全家，也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肯定不够花了。

　　你在北京最奢侈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件衣服，当时花了398，打折的，后来不小心挂了一个洞，就在工地上干活穿，穿了两年了。

　　李殿岭说，在他所在的水电班，他的工资差不多是最高的。其他人一般能够拿到三千到四千。比起前两年，工人的工资普遍上涨了一千多块。他说，和他一样，为了挣钱工友们大都不愿意休息。他说：“像前几天，没有料了，休息了一天走了6个人。出来就是挣钱的，一休息就没有钱了。”尽管工资提高了，李殿岭还是非常省吃俭用。他把每个月的支出控制在500块钱以内。剩下的将近5000块钱，全部寄回家里。给孩子买奶粉、买衣服、打预防针等各项开支每个月都要将近一千块，再除去家里其他的开支，每个月还能攒下三千块。在北京李殿岭最奢侈的消费就是用手机上会网。但是只能上一会儿，因为网络流量费太贵。

　　在外打工很辛苦，忙碌了一天，每天回到宿舍李殿岭最开心就是给在老家妻子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他说尽管孩子还不会说话，但是能听到她的声音，心里就有了在北京继续打拼的动力。当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让老婆孩子到城里来时，他说：“那不是没想过，比如说我买彩票中了500万，在这里买了房子，那就可以了，有点不敢想。”李殿岭告诉记者，北京的楼房，我每一套都看上了。当然也想有自己的一个家，人家在搞精装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李殿岭说成为北京人最大的障碍就是住房，有了房子，我就能在这里住下来。及时找一个工作每月挣两千块钱也能够维持生活。

　　现在每天晚上李殿岭都要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看书，他很想学习平面设计，以后能找个好工作。虽然李殿岭认为自己不可能长久在北京住下去，但是他说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农村老家了。李殿岭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子。

　　(二)钢结构建筑材料员张金彪

　　为了每个月能寄5000元回家养活妻小，李殿岭省吃俭用，每个月只给自己500元的零花钱。尽管艰苦，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大梦想就是能在老家县城里买上房子买上车，从此告别农民生活。而我们了解到在城市扎根正越来越多的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的心愿。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上海的农民工。如何让这些城市的建设者也有机会享受到城市的发展成果？上海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张金彪是一位受益人。

　　今年39岁的张金彪是上海宝山区这家钢结构建筑公司的一名材料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装卸、收发这些钢卷原材料。

　　张金彪来自安徽，从200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这家公司打工，如今已经12个年头。尽管每天与这些冰冷的钢卷打交道，但是张金彪感觉在这里工作还是很踏实。张金彪告诉记者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别人很可能孩子不在身边，甚至老婆也不在身边，但是我没有这两个困惑。还让张金彪感到踏实的是，在上海工作这么年，他的工资收入也翻了很多倍。

　　他告诉记者：刚来的时候工资比较低，那个时候一个月将近600、700左右吧。现在加起来大概6000左右。中午下班，张金彪带我们来到他们一家人住的地方。张金彪说，这间只有五六平米的房间是公司免费提供的，虽然不大，但是一家三口能够在一起，他已经很满足。

　　张金彪告诉记者，对他来说，一家三口能一起在上海生活，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2000年他来上海打工到现在，他们一家大部分时候都是分隔两地。2004年，本来和他一起打工的妻子为了照顾即将上小学的儿子，不得不回到了安徽老家。他说：“一个是我儿子不能在这边参加高考，就是我们外地的，不能在这面参加高考。另外一个就是两个因为教材很可能不一样也不行的。在上海这边学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回去考试，可能行不通的。当时我们就考虑这个原因，所以就把孩子带回去了。”

　　在张金彪印象中，2005年、2006年，那几年工资收入开始涨得比较多，一个月有时能拿到四五千块钱，但就是那时候，没有了妻子孩子在身边的张金彪，似乎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张金彪所在公司老板许金勇告诉记者，对于像张金彪这样的熟练技术工，他们也是肯定不愿意放他回家，对于他们的困惑，公司也非常理解。公司老板说：“他们最大的困惑在于他们从老家，比如说安徽人跟上海人，做一个新上海人之间的这么一个定位问题，就是他们能否留得下来，还是过一段时间就得回去，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困惑，他们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

　　在公司和当地政府的多方面协调努力之下，张金彪孩子上学的后顾之忧最终得到了解决。通过公司这边，找到比较好的学校，找到相关的教育部门，联系上海小孩上学的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张金彪14岁的儿子开始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公立学校上初二，妻子也重新在张金彪同一个公司里打工。加上妻子的工资，他们一家差不多9000块钱的收入。而在工厂里住宿免费，中午还有免费的工作餐，除了孩子上学和给老家父母的花销，每个月还能存下六七千块钱。张金彪告诉记者，未来如果房价降下来，他也打算在上海首付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他说：“对于我们漂泊在外打工的都是有这种感触的。所以需要一个家，这个家里面需要孩子，需要老婆。”

　　2011年，在公司推荐下，工作表现突出的张金彪，被评为了上海市优秀农民工，按照上海市的政策，张金彪一家人的户口将可以直接落户上海。他告诉记者：现在的规划就是将来孩子在上海这边读书、考大学，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

　　据了解，从2009年，上海市40名优秀农民工首次享受落户政策，2010年43名上海市优秀农民工落户上海，2011年，又有96名优秀农民工享受到了这一落户政策。张金彪告诉记者，和其他工友相比，他确实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他也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工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城市梦。张金彪说：“我赶上机会了。我还是希望这些80后，甚至90后，更加努力，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这些成功。”

　　(三)如何缩小城乡差异

　　幸运的张金彪终于拥有了一个大上海的户口，这意味着孩子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光明未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张金彪这样幸运。巨大的城乡差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心中逐渐失衡的天平。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享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这是人大代表张兆安最关心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说：“我今天去看一个上海的中小企业，主要是做出口的婴儿的服装，也是一家民营企业，实际上也可以成为一个小微企业，大概150几个人，这个企业它的特点，这是一个小微企业，150个人中间，外来新生代务工人员占到75%以上。

　　张兆安，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经济学博士。张兆安告诉记者，最近几年，他一直非常关注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特殊的群体。

　　张兆安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去年的统计数字说，我们现在全国的农民工有1.5亿，那么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大概占到60%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接近是1个亿。几乎等同于现在全中国城镇人口六分之一，等同于所有城镇的从业人员三分之一。”

　　在一家小型服装厂里，张兆安分别和工厂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交流了解到，该厂的员工住宿和吃饭都是免费的，场内可以唱歌上网。当场的工人表示，因为在老家没有什么发展，不像上海这么有发展前途，而且公司待遇比老家好很多。就想在上海扎根。工厂主管说：“我们希望这个公司不仅让员工在这边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有一个丰厚的收入，同样我们也希望公司给到员工一个更多实现自我的一个机会。”

　　张兆安告诉记者，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第二个，它对这些的期望值要高，第三个对个人的发展的要求，跟成长的要求肯定比老一辈高，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他们会有一些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有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张兆安认为，新生代农民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出生在农村，在农村长大然后到城市打工，这部分最多；第二部分在农村里出生，在城市里长大，在城市里打工；第三部分人数比较少，他们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打工在城市，他们与城市的联系更多。这部分人群很大一块，就变成既融入不农村，又融入不了城市，变成两不靠。农村靠不上，城市也靠不上，就变成一个边缘化，有很多问题，都是由于边缘化衍生出来的。

　　张兆安认为，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的农民工，他们都为城市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理应享受城市人同样的权利和社会待遇。现在农民工来到一个城市，经过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里工作奋斗以后，应该创造一些条件，让他们能够共享到这个城市本来的居民一样的，包括他们的子女，这样内涵就多了，比如说医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等等。张兆安在调研中发现，现在很多企业为了吸引工人，在软硬件设施上加大了投入，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他同时认为，在大城市里打拼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社会保障的公平等方面，还应该有更大的改善空间。而这些其实也是农民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兆文说：“比如说现在从全国来看，对就业来说，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等等。”据了解，2005年到2010年，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由875元提高到1690元，年均增长14.1%，并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张兆安认为，除了工资性收入增长，同时也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工福利性收入，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大城市。我们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城市门坎稍微打开一点，去结合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把这一部分人融入城市，作为一个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半小时观察：

　　2009年年底，中国工人以集体形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说，“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在这句话的背后，我们注意到，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实际上进城农民工以低薪、低保障的廉价劳动成本支撑了一个GDP的神话。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呼声渐起也意味着这种低成本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但是我们很欣慰的看到，目前关于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已经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让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着力解决农民工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问题，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我们期待所有的劳动者都能享受到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