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需要主义吗？
女人需要“主义”吗？
记者—任蕙兰
某一性别生而低人一等的话语在当今没有合法性，但是性别歧视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
《圣经·创世记》写男人和女人，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这成为后世男人管辖女人的理由，男人只是在管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几千年男权社会根深蒂固地认为女性天生构造上弱于男性，古罗马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女人由于心性轻浮，即使长大成人也要有人监护。”在柏拉图眼里，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男人做得不好，可能会降一格去做女人，中国人有一千多年也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第一代女权者为女性赢得了投票权、受教育权和职业权；在性派对中第二代女权者为女性呼吁生育权、堕胎权、性权利等身体权利。进入本世纪，默克尔、希拉里等女性在世界政坛和男人平分秋色，《福布斯》杂志女性富豪榜的“净值”不断增长。在法国女性主义者努力下，“小姐”(Mademoiselle)的称谓被取消，今后一律用不显示婚姻状况的“女士”(Madame)和“男士”(Monsieur)相对应。
如今女性肩上的“枷锁”在制度层面已然粉碎，但意识层面的性别偏见已然存在。没有一位男总统上台时被提问“能否像一位女性做得那样出色？”，但这是女性领导人履新时的常规问题。衡量女人成功的最高标准是家庭与事业平衡，但成功男人的家事统统交给“背后的女人”打理。
女性自身也在摒弃“铁娘子”形象，风情万种的现代女性在商业社会大行其道。上世纪女性主义者努力争取的权利在这个世纪却被质疑。
投票与上学
简·奥斯丁笔下女主人公成天最烦恼的事，似乎就是找个合适的人把自己嫁了。莫泊桑在《项链》中说：女人并无社会等级，也无种族差异。她们的姿色，风度和妩媚就是她们身世和门第的标志。——因为这些是女性用以换取男人供养的资本。女人是男人的一件附属品，这种观念在西方很长一段历史中持续。
中国的男权思想致力于培养贤妻，于是有了三从四德，有了《女训》、《女诫》、《列女传》等蔚为壮观的理论著作，治理女人的学问发展成“女教”，在清朝时期登峰造极。
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的《女权辩护》开启了200多年女权运动历程。她在书中为女性要求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教育权、政治权和投票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是男性让女性“保持无知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成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温柔，用服从来取得支配权”。
也有少数男性学者站到女权阵营，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从地位》，提出女性没有理由被排除在领导职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选择的自由之后，才能知道她们的“自然”能力是什么样的。
女权主义先驱在手铐和警棍下争取到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规定30岁以上女性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女性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1920年8月美国女性的选举权被载入美国宪法的第19修正案。欧美国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了选举权。
女性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教育权。对女子智力的质疑在学术界持续很久，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引起女权主义者激烈争论。一战后很多女童直接进入原来只收男童的学校。
西风东渐，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了东方。
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发展，男性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1922年，梁启超作了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认为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但知识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许象征意义，20世纪初女性就处于“被解放”的角色中。念过洋学堂的小姐嫁人时有了更多资本，女塾最重视家政课、音乐艺术等课程，像是一条生产“太太”的流水线。
中国女性实现政治权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凯政府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教育司长史宝安声称：“女子参政不适合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成为国策，女性地位受国家话语承认与鼓励，一大批女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出现在公共生活中。
冲出家庭与性解放
第一波女权主义的成果在二战中逐渐没落，纳粹分子规定女性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提出口号：Kinder，Kuche，Kirche (小孩、教堂、厨房)。
但战中男性劳动力缺乏让女人有机会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职业，如军火、机械工业，这个转变鼓舞了女人争取平等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铆钉工人罗西的形象广受欢迎，成为新一代职业妇女的象征。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上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的歧视。女性们呼吁冲出家庭，与男性同工同酬。
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女性的神话》中描述，战后美国女人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女人唯一梦想就是当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但得到这一切后，女性并没有实现自我价值，陷入深深失落。于是弗里丹呐喊，对家庭主妇的形象说一声“不”！
这一代女权主义流派纷呈，各流派主张各异。不同于第一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无差异，以凯特·米丽特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尊男卑，女性的自我牺牲、母性和关怀伦理高于男性的自我中心、残忍、攻击性和竞争性。
米丽特的《性政治学》一书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男人是敌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战争贩子，女人是和平主义者……”她将女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主张以牙还牙塑造“女性权威”。
以“性解放”为标志的第二代女权主义者要求性伙伴的数量，但滥交和将男女对立思想令无数家庭破裂，产生许多单亲母亲和问题儿童，并导致艾滋病流行。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女权主义的意义。
两性有没有差别
传统男权制思想认为两性天差地别，女性先天上的弱势是男尊女卑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叔本华说，“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简言之，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
波伏娃从理性角度否认男女之间的差异，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后来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书中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波伏娃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碍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
既然男女在本质上没有不同，所以男女才应当平等。这是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在中国女性解放历程中也提出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但多少有些站在男性优势的角度力图抬举女人。
女人可以为男人拉门，也乐意在约会时埋单，甚至极端派号召女性也“站着上厕所”，但她们渐渐意识到，女权主义丢掉了女性的特征。女人们开始骄傲地宣称，属于“乳房、肚子、阴道”的快乐是男性无法体会的。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者主张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承认男女之间的差异，强调不以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职业女性在生育、哺养孩子等方面获得特殊照顾。9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两性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男女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女权主义”换成了温和的“女性主义”，她们不再要求遵循男人侵害女人的方式报复男性。
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讨论了男女同异问题上的两难，在现实生活中，男女两性的需求是有差异的，需要不同的对待。但是如果承认两性差别，似乎又为男女不平等的现状找到了依据。
要权利还是要幸福
“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从，我们一定会真心真意爱他们。”在女权先驱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里，幸福并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还有男人。
但女权主义的发展渐渐走向了岔道，波伏娃眼中的“独立女性”形象是不婚无子的职业女性，受到女性推崇的作家张爱玲、杜拉斯都没有婚姻的束缚。激进主义女权主义鼓吹社会权力应该按照性别划分，进一步制造男女对立。
60年代和70年代性滥交、单亲、吸毒和艾滋流行为批驳者提供了口实：女权理论表面上在为女性争权益，实际上在制造大量生活不幸福的“剩女”，反而毁了女性终身。学者们对比现在与50年前的女性时指出，现在女性的幸福感远不及当年。
还有更“阴谋论”的说法，女权运动是一批别有用心的精英运作的商业诡计。据说洛克菲勒家族资助女权运动，一是因为在妇女解放之前，银行家只能收一半人口的税；二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家庭模式，让孩子更早入学，使他们更容易被灌输以国为家的观念。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女权主义者给中国人的印象就是“悍妇”加“荡妇”。如今“女性解放”之类的字眼听起来已经很遥远，人们总是对老式女性主义者讥笑一番又表示怜悯，将她们的行为归因于情感上的失意。女人们总被善意提醒，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男性化”，让男人敬而远之。
这一舆论导向使有上进心的女性窘困不安，以为自己正在丧失女性魅力，离幸福越来越远，“女性意识”自觉地在知识女性中渐渐弥散开。找一个好夫君似乎重新成为女人生命中的主旋律，就像电影《亲密敌人》中在职场斗得天翻地覆的男女主人公，最后难脱握手言和共建幸福的大团圆结局。
被消费的“女性价值”
上世纪90年代初，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的城市精英女性开始追求“女性价值”，在商业社会最简单的实现途径就是消费，但以“女权”为名的消费文化实质上窄化了女权主义内涵。
90年代女性都市小说充斥着拜金气息，《上海宝贝》女主人公倪可去大江户日本菜、班尼餐馆、澳洲餐馆等世界级大酒店用餐，去高级百货公司购物，抽“七星香烟”，喝“苏格兰威士忌”，用“CK香水”，穿香奈儿衣裙，吃德芙巧克力。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CK，德芙算不上名牌了。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的反男权锐气被消费文化熏陶成风情万种的谄媚表情。当年张梅笔下的女主人公“常常把胭脂在脸上横着扫竖着扫，用蜜丝佛陀牌的定妆粉，用金鱼牌粉条，韩国仙女牌湿粉”，竭力打造美丽来诱惑异性，到如今电影《幸福额度》中名牌傍身的拜金女，与以美貌风姿为“门第”的莫泊桑时代女性如出一辙。
事业有成人格独立的女性又面临新的挑战，来自家庭的矛盾和感情的困惑。她们一方面要像男性一样在工作上殚精竭虑，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遵从男性主义的女性价值观，相夫教子。
某一性别生而低人一等的话语在当今没有合法性，但是性别歧视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就像反映日本职场现状的《派遣女王》，女性无论多么出色只能干派遣的工作，唯一可以谋求的是在派遣期内钓到一位正式男员工。男女平等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过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单纯讲男人或女人的幸福，男人或女人的权利，都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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