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1小丫跑两会(九)

　　过去的2011年，民间公益组织风生水起，从微博打拐、免费午餐到爱心衣橱，我们能感受到一股民间慈善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他们的行动温暖人心，不但帮助困难群体渡过难关，更推动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但是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民间慈善组织在运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政策和制度上的障碍，直接影响了慈善的进程。

　　(一)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北京市广安门外大街的一处普通住宅楼，“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尽管是星期天，办公室里仍然有五六位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着。“瓷娃娃”是对成骨不全症患者的称呼，这是一种发病概率极低的罕见病。王奕鸥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会长，也是一名轻度成骨不全症患者，正因为有着切身的感受。2008年，她和同为罕见病患者的黄如方共同创办了瓷娃娃关怀协会，决心帮助更多的成骨不全症患者。

　　目前，国际上确认的罕见病有六七千种，据估计，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也超过1000万人，而为罕见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却非常少，它们大多由罕见病患者发起，更像是自救、互助型组织，但是在资金、人手等方面还遇到很多问题。今年两会上，慈善问题被很多代表委员们不约而同地写进议案提案，今天"小丫跑两会"也邀请了几位关注慈善的人大代表来到这里做个实地调研。

　　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问道：“你们是帮助他们救治，还是一些生活的保障。你们都做哪些工作？”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说：“我们针对这个罕见病群体，主要有几方面的工作。一个是针对医疗上的，我们会提供这种贫困家庭的一些医疗的救助。去看病的时候，家里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现在这个治疗又不在医保范围内。”

　　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问“这种医疗救助有没有跟我们国家的医疗救助对接”时，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说：“罕见病这个还没有纳到医保里面。所以它对救助这块儿也还没有覆盖。所以像一些罕见病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家庭自费。但是现在我们可能给到患者一个一万五的救助之后，他家里负担就会减少很多。”

　　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问：“实际上，募些资金是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任务，是吗？”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说：“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是靠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然后把这个资金募集来之后再有效的发放出去，主要是医疗方面的工作。”

　　2008年“瓷娃娃关怀协会”在北京市工商局注册，当年以工商注册身份运行的“瓷娃娃”十分艰辛，仅筹款3万余元；2009年底，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瓷娃娃罕见病关爱基金”成立，这是国内首个关注罕见病领域的全国性公募基金，利用这一公募平台，这一年共募集了约140万元善款。真正的转机发生在2011年3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北京市民政局终于为瓷娃娃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在获得社会组织身份之后，“瓷娃娃”在2011年筹款约360万元。奕鸥向几位代表坦言，尽管已经有了社会组织身份，尽管筹款额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在整个筹款中，仍然是以基金会和个人捐赠为主，以2011年为例，基金会捐赠占40%，个人占30%，政府占20%，企业捐赠仅占10%。

　　王小丫：“那您觉得你所面临到的困惑是什么？”人大代表、吉林省康奈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说：“可能很多企业想要多捐，另外我们必须要捐国家制订的这些慈善机构，不是国家慈善的这个机构，得扣钱，有些收入也不能做税前的预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负责人王奕鸥表示，之前有一个企业，刚刚捐赠40万，然后打到了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帐户上，我们这个中心属于民政局的民非企的注册，我们开据的这个捐赠性的收据，企业拿回去之后，就没有给企业免费的那个目录上面。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见面税收，企业就跟我们说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另外的一个途径，就是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面又设立一个专项基金，那现在企业的捐赠，就是用专项基金来接收，然后开据，可以给企业免税的这样的一个收据，但是我们在基金会的挂靠上，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管理费什么的，就不像打到独立账户上可以全部用到这个项目上面。

　　王小丫：“从一个法制和法规的角度，怎么协调他们彼此的这个困惑呢？”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说：“我们在企业个人所得税法里面是有规定的，但它在具体事实过程中间，现在是国家税务总计采集个案批复的这种执法。将来是必须要改进的，不管是大的基金会，像小的民办非企业的作证，他们只要是合法的社会慈善公益的，他们还觉得票据都应该是有同样的效率，这是工作要改进的，政策需要往前走。”

　　郑功成代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长期研究社会保障问题，他告诉我，民间慈善力量有效弥补了政府保障力量不足的领域。慈善事业，也被公认为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就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它有助于拉小财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说：“我今年提了一个关于加快制定慈善事业法的议案，当然还有一个修改红十字会法的议案，其实都是跟我们慈善事业相关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的机制之上，它就特别需要法制，他有规则才能找到自己的运行轨道，所以我觉得立法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说：“我觉得这个社会慈善救助应该创新模式，从宁夏的时间看，去年以来宁夏建了4个慈善产业园。这个投资的过程中，它有一部分地方税，用地方财政的权限可以反补给这些企业家，让企业家这些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那么在一部分利润可以拿出来作为基金。”

　　(二)中低收入群体

　　希望我们的民间慈善组织能尽快获得政府支持，帮助到更多的人。让老百姓幸福的感觉来得更快一些。说起幸福，不得不提到收入，按照北京市2011年的人均GDP来看，已经达到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上等富裕国家水平”。但是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却普遍没有和中上等富裕之间划上等号。为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姚平的收入状况，她是北京一名的普通邮递员。

　　姚平出门上班了，狭小的出租屋里，只留下七岁的陆帅。姚平是这一个片区的邮递员，每天早上六点，就得出门上班，休息日也不能安排在周末，年幼的陆帅早已经习惯独自一个人呆在家里。姚平每天上班前都会祝福孩子认真写作业不许碰电、刀、火、煤气等等。陆帅有不会的问题就会给妈妈打电话，但是由于姚平工作繁忙很难认真给孩子讲解。

　　没有厕所，没有浴室，在这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里，他们一家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四年半。孩子告诉记者因为妈妈怕他自己出去玩门不锁，家里东西被人偷，被人拐走，所以他不出去玩。妈妈回家的第一件事总是收拾房间，她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儿子的玩具和零食总是让她头疼。收拾完房间，再忙完晚饭，母子俩一天的生活就快结束了。姚平说：“因为第二天5点20就起床了，晚上躺床上看看电视就睡了。”从来没有带过儿子去动物园，周末只能留儿子一个人在家，说起这些，妈妈总是满怀愧疚，但却又无奈。工作已经占据了她太多的时间。

　　姚平说：“最难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收订的时候，下了班以后的都10点多回来了，我走的时候也简单地给他弄一个面包什么的吃，回来我洗完了，先靠会儿，我这么一靠，一睁眼就夜里3点半了，我起来赶快就刷刷牙、洗洗脸，再收拾收拾，再睡一两个钟头就又起来了，又去上班了。”尽管如此，每个月她的收入也不到两千三百元。姚平告诉记者，他每个月租房子是1200元，儿子上学接送是500元，再加上小饭桌160，每个月都不够。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姚平的爱人几年前离开了北京，去了青海工作，一年在北京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尽管姚平省吃俭用，但水涨船高的生活成本还是让他们感到吃紧，尤其是近年来节节攀升的房价，让他们只能望房兴叹。姚平说：“房子买不起，买一套房，咱们工薪阶层挣这么点钱，买一套房天文数字几百万，好几百万，挣得太少了。”

　　邮递员姚平这几年多了一个新身份，那就是央视财经频道经济生活大调查的一名入户调查员。《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是全国最大规模的民间调查和媒体调查。 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年，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向普通老百姓发放调查问卷，十万份问卷，跨越104个城市，300个县，反映出中国百姓的消费需求、投资心理、经济观念、和财富观念变化， 同时也画出了一条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曲线 。作为《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一名入户调查员 ,姚平说 ，“经济生活”是什么，她说不清楚。但老百姓过日子，总会在这里那里有点难处，她为经济生活大调查服务，也和胡同的邻居有了更多的交流。多了些理解体谅，再看看自己的小日子，也觉得知足快乐了。而对于《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来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调查，却描绘出了中国百姓民生生活最基本的图景。

　　在2011年的生活大调查中，我们依然列出了十种家庭困难，其中被选择最多的选项是收入，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医疗和住房，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排位略有变化，但这六年，收入医疗和住房始终是中国百姓最头疼的三大难题。

　　这些年其实我们大家工资上涨了，个税起征点也上涨了，但是百姓的收入还是连续两年排在我们最期待的位置，主要问题也是来自于对收入的一些担忧，于是有人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是不是改善民生的力度，尤其是政策的引导，不太够？对此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姚景源说：“我同意这种观点，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一定做到两同步，我们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提高要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至关重要，这两个同步，不仅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我们我们所有的地方政府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位目标，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的两个同步这样一个目标的话，今年包括我们整个“十二五”期间，应当相信，我们大家的这种收入的增长，一定会有一个较好的表现。”

　　(三)为低收入群体增收

　　姚平的个人收入只有2300元钱，为了减轻生活压力，爱人不得不远离家人去了青海工作。即便这样，以他们的收入水平，要改善住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同样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全北京人均GDP高达8万元，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万多元。当如此低的收入水平遭遇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很难有什么幸福感。那么如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富裕感觉呢？今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5%，增速放缓，让人们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充满了期待，更加期待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百姓收入上。在这方面，大连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耿颖，现在在大连市中山区三八广场里经营着这个食品铺。琳琅满目的各种食品占满了铺面，每个月，这个食品的销售铺能给耿颖带来两三千元的毛利。而且这笔钱几乎是耿颖的纯收入。几年前，耿颖的丈夫不幸患上了再生障碍物性贫血，尽管多方治疗，但还是在去年逝世了。而高昂的治疗费用也用尽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一家五口人就靠着公公婆婆三千元养老金生活。

　　耿颖也盘算着再出去找份工作补贴家用，但是自己只是个大专文凭，年纪也不算轻了，几次人才市场跑下来都没能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而就在这时，大连市中山区政府推出的“民办公助”创业服务引起了她的注意。简单的来说，就是像耿颖这样的失业者经过一定程序的评估和审核后，政府将为她免费提供经营场地，期限三年，期间还免除相关税费。而经营场地是由政府向民营企业租借，而该民营企业得到政府租金的同时，也有责任向创业者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年六月份，耿颖在街道办事处报了个名，在离家较近的三八广场申请了个摊位，不到两个月耿颖的小摊就开张了，在商场的帮助下，耿颖的生意很快走上了正轨。一家人的生活正在得到改善。

　　自2009年大连市开展“创业型城市”建设以来，全市已有8.8万人实现自主创业，涌现创业带头人1.5万人，创业带动就业9万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创业型经济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60%以上，形成了独具大连特色的创业型城市建设模式。

　　今年春节，孝顺的耿颖给她们老两口买了一只洗脚盆，这是他们盼望已久的礼物，她觉得日子这样一天天好起来，自己也能安享晚年了。耿颖的婆婆说：“看人家都有，都想买，后来儿媳妇说，你去买一个吧，都年纪大了，晚上泡泡脚不是挺好的吗？儿媳妇花了300来块钱送给我一个。”

　　同样，在今年的经济生活大调查中，创业也成了一个新的热点词。2009年和2010年，在调查百姓第二年选择投资的项目中，做生意均排在第7位，而今年，“做生意”这一选项已经上升到第四位。而早在2008年10月，国家就确定85个经济环境发展较好、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积极就业体系完善的城市开展首批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创建工作。在今年生活大调查的舞台上，就出现了卖花小丑宋非凡和微博卖菜的李学友。

　　宋非凡这样的创业者创业成功的同时还带动了其它人的就业，为自己和他们创造更多的收入。大调查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家庭当前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受访者选择最多的选项是“收入”(54.62%)，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医疗(48.79%)和住房(47.74%)。对于最期待改善的民生问题，排在首位的依然是“收入状况”，高达65.25%的受访者选择了希望未来收入状况能有所改观；其次是缩小贫富差距(39.1%)；排在第三位的是社会保障(36.1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实际上缩小贫富差别也跟收入相关，怎么缩小贫富差距？实际上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提高中低阶层人员的收入，所以老百姓最关注的是收入，也就是说你有更多地钱你才能促进再消费。那么2012年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的信心会怎么样，取决于收入的预期会怎么样，我们发现2011年的调查老百姓预期2012年收入增长的比重差不多55%，比2011年提高了差不多五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信号，意味着老百姓对自己的收入增长是有信心的。”

　　(四)两会代表呼吁社会保障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但是扩大内需的前提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全国人大代表周家贵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贫困人群增加收入。

　　周家贵，全国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七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在钟祥市内招收55名家庭困难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就读钟祥市职业高中，在校两年间，学生的学费、住宿费、书本费等均由公司支付。

　　在周家贵看来，贫困家庭由往往无法供子女读书，没受过教育的子女外出打工难以找到工作，导致更加贫困。为此，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学会一项本领，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七年来，这个扶贫班已经将330名贫困家庭的子女送出了校门，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自食其力的同时，也为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带来了较大的改善。要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家庭的问题还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这也是每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关注的议题之一。而在我们的这次经济生活大调查中的数据也显示社会保障是老百姓们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

　　社会保障是老百姓们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二年，加快经济转型步伐，加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为，那么怎么加大？最关键的有两点，一个是增加收入，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除了收入，社会保障，还有方方面面的因素在影响着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 在六年来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里，关于幸福感，是一个不变的话题。那么在中国，哪里的老百姓生活的最幸福呢

　　小丫：“在中国哪里的人最幸福？我们看到了排在前三位的是拉萨、太原还有合肥。”国家现在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作为的国家战略，只有大家一起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工作，医疗、教育都有些收获，老百姓的幸福感越来越强；拉萨有说不完、享不尽的党的非常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教育，从学前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免费的，去年的应届毕业生都找到了工作；从合肥市委市政府这几年具体实践来看，始终把民生工作，改善民生作为执政为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统领性的一个战略任务，这几年市政府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合肥民生的状况现在这几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关于幸福的话题引起了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理事长倪子君的共鸣，她一直致力于对普通人幸福感的研究，在她看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帮助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正是增强民众幸福感的必要途径。他表示，第一，从政府的角度开始关注民众，这本身就意义非凡，因为每一个人的时候，个人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它会想到我是整个社会体系里面的一分子，而且我是被重点关注的，被保障的。第二个，这种保障本身是增加它的安全感，增加了它的经济安全度，比如老有所养，医有所治，孩子有学校上，这对整个人生的安全感，经济安全度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有利去支持他们的幸福感。

　　半小时观察：

　　按照我们《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报告显示，收入、医疗、住房已连续四年成为困扰中国老百姓的三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能看到正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均衡、不到位，导致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大打折扣。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是2012年工作的重点。在随后的人大记者会上，发改委主任张平又补充说，十一五期间的保增长给了我们现在一个发展的基础、物质的基础，现在我们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以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在就业的问题上、在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上，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十二五”规划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要求。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五年，保民生的多项措施能落实到位，让老百姓能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真正以内生力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