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中国

　　荣毅仁的幽默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年后，

　　他还经常对人提起这位红色资本家的谦逊

　　文 | 梁恒

　　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正式欢迎索罗斯访华。苏珊正好又怀孕了，索罗斯劝她在家休息，她坚决不肯，说自己盼望去中国已久，非去不可。索罗斯正好也在“十月怀胎”自己的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于是，他揣着手稿，带着有了身孕的夫人前往北京，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行。

　　一个金色秋阳的下午，索罗斯夫妇乘坐的班机到达首都机场。中方代表和我在机舱门口迎候。舱门打开，索罗斯第一个走了出来，他把手中装有书稿的皮包交给我，颇为激动地说了一句：“中国，我来了。”然后扶着苏珊走下舷梯。

　　我们坐专车前往建国饭店。一路上，索罗斯夫妇用手撩开专车的窗纱，目不转睛地盯着车外的一切。当时正好赶上下班的时候，专车在骑自行车的滚滚人流旁边驶过时，苏珊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大街上有这么多人，不由得惊叹：“天啊，真是不可思议。”

　　谈判

　　索罗斯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的饭店会议室和中方举行关于“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正式会谈。中方主席和他的私人代表，以及几位助理按时到达。会议刚一开始，双方陷入僵局，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宗旨的提法和资金的分配。

　　由中方准备的、双方将要签字的协议书上，第一句话是：“本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改革与开放。”索罗斯对此句话有异议，他认为基金会的宗旨是既要帮助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也要促进已经开放的社会更加开放。因此，无所谓是在哪种制度下都需要开放，这也包括美国。

　　中方主席的私人代表说话心平气和，他向索罗斯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说：“给基金会取名‘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名字念起来冗长，但政治谋断尽在其中。我们的宗旨与邓小平的说法一致，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他说完后，对我耳语，让我说服索罗斯一定要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进宗旨。

　　我建议休息一下。我和索罗斯去上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对索罗斯说：“向邓小平学习，不要谈主义，只要把事情做好。”索罗斯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但对我说：“绝不能让体改所独占资金。我们的原则是基金会必须对社会开放。”我问：“如果对方坚持要垄断资金呢？”索罗斯说：“马上回去。”

　　我们回到会议室坐下。索罗斯告诉中方，他对协议书的宗旨已经没有任何异议。中方人员神情顿时轻松下来。中方主席说既然索罗斯是和他的机构合作，基金会的资金就应该全部归体改所，因为只有体改所才是真正在担负中国的改革大任。索罗斯摇摇头表示反对，然后说了一句：“这不符合开放的原则，对不起，我不会让步，我现在就回美国，等你们想好了，我再过来。”

　　对方没料到索罗斯有如此反应，半天说不出话来。索罗斯话说走，人不动，靠着椅背，不吭声，凝视着中方主席。我思路一转，用征询的口吻问是否能够定出一个比例，多少资金分配给体改所，多少分配给社会。

　　索罗斯听了，对我微微点了一下头，又转眼望着中方主席，等他的意见。在这关键时刻，他的私人代表说，他完全支持我的提议。中方主席点燃一根烟，猛吸一口，缓缓吐出，开口说：“可以。”此语一出，气氛活了，大家开始讨论比例分配的问题。这时候，索罗斯不说话了，他安静地听我翻译讨论情况。

　　最后，中方主席对索罗斯说：“体改所取四，社会得六，这总可以了吧。”索罗斯笑着举起双手，张开手指，示意五五平分。中方主席乐了。

　　会议结束后，索罗斯让我陪他去游泳。我坚持在洗手间里的看法，说：“现在的关键是要把事情做成。”索罗斯说：“做事在人，人很重要。做事不仅要有原则，要发挥想象力，也应该懂得变通、果断、宽容、妥协。”说完，他潜入水中，慢慢向前游去。

　　不在自己做慈善事业的国家投资

　　我们游完泳回到房间，赶紧换了衣服，去西餐厅和石油部部长唐克吃午餐。唐部长已经先到了，他身材高大魁梧，满头银发，一脸帅气，笑呵呵地对索罗斯说：“现在北京只有两家法国餐厅，一家在荣毅仁先生的中信大厦顶层，一家就在这里。我听说荣先生过两天会请你吃饭，我就选了这家。”

　　索罗斯笑问：“哪家好？”

　　唐部长很幽默地说：“对今天来说，是这家。”

　　入席后，唐部长没等索罗斯开口，就笑着夸他：“我知道你去年放空美元，吃日元、马克，赚了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钱。你的基金公司去年获利122 % ，成为全世界第一家基金净值突破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索罗斯听了腼然，不好意思说什么。唐部长又接着称赞道：“我还知道你是去年整个美国工作报酬最高的人，年收入将近一亿美元。”

　　“运气而已，”索罗斯谦虚一句，然后幽默地反问，“你还知道什么？”

　　唐部长继续说：“最让我佩服的是，你所预测会升值的日元高涨时，你命令手下那些想获利套现的交易员，不准卖出，坚决守住，任凭日元狂飙。这种定力，非你莫属啊！”

　　索罗斯不习惯别人当面说他的好话，羞笑无语，开始吃饭。唐部长马上把话题转到投资方面，希望索罗斯能到中国来投资。索罗斯听完后，笑着对唐部长说：“我有一条原则，不在自己做慈善事业的国家进行投资活动，因为这两种不同的事业有利益冲突。”

　　唐部长听了索罗斯的回答，心里可能有点失望，但丝毫让人察觉不到，仍然笑呵呵地和索罗斯谈法国菜、红酒，以及自己曾经去过的某些欧洲国家。

　　饭后，我们把唐部长送走了。我笑着对索罗斯说：“唐部长见你之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连你去年赚了多少钱都知道。”

　　索罗斯耸耸肩，说：“事实上，一九八一年，我们损失惨重，基金净值亏了一半，只剩下两亿美元。我如果没有那年的巨额亏损，就不会有以后的成就。因为亏损让我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失败的极度痛苦反而让我释放出长期积累的压力，我在最松弛的心情下，头脑异常冷静，因此可以很容易嗅觉到商机，那才是真正的先死而后生的感觉。”

　　“你是怎样捕捉到翻身的商机的？”

　　“我刚才吃饭时对客人说，只是幸运而已，但实际上，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如何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机会。”

　　“如何抓住的？”

　　“对我来说，赚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就是凭自己的直觉，既然我的直觉让我做出了决定，那我会对自己的决定坚信不疑，决不动摇。事实上，当时很多优秀的基金经理都在日元大涨时获利回吐，落袋为安，而我的直觉告诉自己，大涨还没开始，我反而要求手下再多买一些日元，然后牢牢抓住不放，坚持日元的涨幅达到最高后，开始回落了才出手卖掉。”

　　“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最高点，必须马上套现了？”

　　“直觉，这时候，我的背会很痛，而且会越来越痛，一直到我做出了立刻出场的决定。”

　　中国才是我的哲学家园

　　早餐后，我们前往颐和园。下午，夏竹丽陪苏珊去逛商店购物，我带索罗斯去友谊宾馆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一百多人都是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青年精英，他们个个志向远大、意气风发、才学丰富。毫无疑问，这些人中将有许多人会成为未来中国的栋梁。

　　中方主席的私人代表和我们一起坐车前往会场，他对我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我把他的话翻译给索罗斯，索罗斯听了笑着说：“来头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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