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2小丫跑两会(十)

　　早在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就在《求是》杂志上撰文，称要改革收入分配方案，逐步建立起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专门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究竟怎样算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生活现状如何？全国政协经济组的现场讨论，一些知名人士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政协经济组委员热议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温总理：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非常明确，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高收入者收入。但是相比于“提低”和“调高”，“扩中”的工作更加复杂，因为既不可能通过再分配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也不可能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那么怎样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今天上午，在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结束后，小丫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来自经济界的政协委员。

　　小丫：“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看到要增加这个中等收入者的这个比重，您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怎么来划分这个中等收入的一个标准？”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说：“这个我没有研究，有好多说法，这个可能好多说法都没有大家所公认的说法，特别是消费者自己，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抱怨，这个和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各方面还有缺陷是相关的。我相信要经过一翻争论以后，讨论以后，会给他们有一个共识的标准。”

　　小丫：这个中等收入标准是您怎么界定的？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中等收入标准现在没有定，因为经济学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很难讲。”

　　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监事长、党委副书记谢渡扬说：“这个标准具体的数字我也说不太准，主要还是就是在整个这个收入阶层当中，处于一个中间位置，因为各个地区可能这个你知道他们国家差距不太大，比如说北京上海可能人均的GDP，人均收入相对高一点，相对有一些西部地区低一点，可能每个地区都不一样，所以具体数量标准还不一定，但是意思都明白，就是收入中等。”

　　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表示，温饱无忧可以作为界定的一个标准。

　　政协委员、联想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元庆说：“中国就是不要做成哑铃形社会，要做成纺锤形社会，在国外叫中产阶级，在中国就是中等收入，这个规模越大越好。”

　　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现在一个是要发展经济，一个要进行一些税收的减压，扩大包括财产性收入，过去我们党的文件也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其中一个内容就要要扩大财产性收入。”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说：“同根本上还是调整国民经济这个一次分配的问题，让劳动者靠劳动收入，还有应该在消费上比例通过一段调整以后应该有所增加，然后再加上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政策，能够使这个更多的中等收入，低等收入，他们的收入能够随着每年GDP的增减，有更快的增加，因为我们十二五有一个承诺，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要不低于这个GDP数字的增加，这样能够使更多的低收入者收入增加上来，增加我们中等收入的比重，同时对高收入者也有通过税收等其他政策，让他们能够得到抑制，大家平衡，甚至可以返回社会，回报社会，这个方向没问题，但是听起来不是短时间能够奏效的。”

　　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中等收入首先是收入，它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我认为每月一万左右。基本的有车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不一定很大，这车不一定很好，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就算中等收入了，就是说这些中等收入的人群，他们基本上生活的温饱问题解决了，小康问题又解决了，基本上达到这样的标准。”

　　无论是委员们提到“纺锤形”结构还是“橄榄形”社会，都是一个极富和极贫人口均是少数，中等收入者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形态，更能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那么在委员们看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还应该推进哪些配套的改革措施呢？

　　小丫：但是这一族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比如说有房子也有车了更愿意差不多一万块钱的收入，但是他们很担心生一场病，或者小孩上学的这个学习的费用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们一加上个后顾之忧他们觉得他们不属于中等收入，对于巩固中等收入的比重是不是很重要？

　　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中等收入这个人群，它一般享受社会的这轴福利，包括这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基金，孩子等等这方面的比较健全，所以说我们要提倡增加中等收入这个群体，首先把这种社会的保证体系帮助解决好。”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扩大收入者比重如果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看看低收入者是什么人，低收入者很多是农民，那就是让农民的收入提高，很多是工人，让工人收入提高。低收入家庭还有一些退休者的家庭，还有一些没有职业的人，所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在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要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还需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来。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认为，农业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增加农民收入是中等收入者扩容的必经之路。

　　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大家经常讲，要增加中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大家都觉得是城里面，白领是中等收入者，其实我们国家要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一定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因为农民朋友收入不增长，光靠城里面增长是不可能让中等收入成为大多数的，那我们农村要解决中等收入成为主体，要发展规模的农业，就要进行变革，就要小农变成大农，而小农变成大农的过程，就是一个组织企业的过程，就是合作经济的过程，就是一个农民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联合起来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变革的过程。

　　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根据我们的最要紧的是三权三政治，就是它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它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它的房产权，这个可以抵押，可以得到贷款，它就去创业了，出来它就在农村也是这样，这样得话，就能够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因为国家在适当的调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农业方面还应该有政策，一定要让农民认识到创业是重要的，每一个家庭、农场，每一个家庭的素菜、大棚，家庭的果园，家庭的养鸡场、养猪场都是小微企业，要把它作为小微企业来看待，各方面给予支持，农民的收入就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以后，创业又带动就业，那就业人口就提高了。”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因此如何让中等收入者多起来，成为了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人大代表、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弟雄说：“个人所得税的起增点应该还调高一些，起增点是3500元，最好要定在5000元左右，小型微型企业要实行在一定的时间内全面税收的优惠政策，这样人民群众富裕了，消费才有市场，拉动内需，着力推进国家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中等收入能否带来稳定无忧的生活状态——外企高管 王玉梁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人群扩大，能减少贫富差距，有助于形成更加稳定的社会结构，但是究竟怎样才算中等收入？中等收入是否会带来稳定无忧的生活状态？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因为不同的地区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北京，记者认识了外企高管王玉梁一家，他们对目前的状况满意吗？

　　3月4日，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王玉粱的妻子和自己六岁的女儿王悦嘉匆匆跑去校园，他们像平常一样早起，送女儿去兴趣班进行培训，事实上，像这种兴趣班，他们给女儿报了六七个。

　　王玉梁是一家外企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说：“舞蹈班，英语班，数学思维这么一些兴趣班。其实现在的孩子安排的比大人都满，每个家长都为孩子报了很多个兴趣班。在这种情况下，大人的时间基本上都围绕孩子来转了。”王玉梁是一家外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妻子是公务员，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上，有房有车。照理说这样的收入条件，应该不会再有大的压力，但王玉梁告诉记者，他对未来还是有很多担心。他表示，还是有更多的问题在影响他的生活，比如说社会福利的健全，自己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是如果说有一天，自己的收入得不到保证，或者说工作由于某些原因，收入得不到保证，可能会产生很多困难。目前来说，王玉梁最大的难题就是孩子的教育。因为今年九月，女儿就要开始上小学。王玉梁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个人做了一个统计，小孩从出生到他大学毕业，他所花费的和支出，应该是在两百万左右。这应该是个很大的数字，包括他自己在内也具有一定压力。

　　在我国，无论城乡，孩子花销都是家庭支出的重要部分。对于王玉梁来说这笔钱并不是大的问题，他所愁的就是怎样才能将孩子送到北京的十佳小学接受教育，为此，他做过很多努力，但一直未能如愿。王玉梁说：“在社会上好多人是不差钱的，使得学校的门槛相对比较高，除了固定的择校费，还有赞助费，应该说一些名校的费用加起来，要在十万元以上，如果说要做一些工作，前前后后的花费可能会在二十万以上，或者更高一些。”

　　像王玉梁这种家庭，大多是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的倒金字塔状，对孩子的投入和期望都很高，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赢在起跑线上。王玉梁说：“这个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作为家长的心情，应该说都是这样想的，而且都已经把孩子是不是受到好的教育来衡量家长成功的一个标志。那么，孩子进入一个好的学校，也就意味着这个家长是成功的。”临近傍晚，和记者交流的王玉梁有点心不在焉，担心错过接孩子放学的时间。一到五点半，他就准时去了学校。

　　接女儿回家后的王玉梁又开始忙碌起来，给女儿做饭，帮助女儿复习功课。他告诉记者，他和他的爱人几乎都将工作之余的时间放在女儿身上，偶尔也会觉得疲倦，但看着自己的女儿和现所拥有的一切，又是打心底的幸福。王玉梁表示，自己是幸福的，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自己有这么一个温暖的家庭，其实主要在于人的心态，要懂得感恩，懂得珍惜今天。这样王玉梁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从收入上讲，外企高管王玉梁一家可以说衣食无忧，加之妻子公务员职业稳定，这正是很多人羡慕的夫妻档模式，可以算中等收入的典型代表，但孩子的教育问题让王玉梁破费周章，首先是学费高昂，其次是教育资源不均衡，要想让女儿上好学校，又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可以说，王玉梁一家生活得并不踏实。

　　(三)中等收入能否带来稳定无忧的生活状态——电气总工程师宗品

　　北京王玉梁一家最担忧女儿的学费，还担心自己的社会保障将来发生变化。在上海，记者接触了另一户人家，男主人的职业是企业的电气总工程师，月入过万，收入也不算低，他们一家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

　　今年34岁的宗品，是上海市宝山区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电气总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障生产车间所有的电气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宗品告诉记者他主要设计机器自动化的图纸以及程序，设计好之后再到下面车间里把它灌到机器的CPU试运行。

　　从2002年大学毕业开始，宗品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从普通的电气管理员到电气总工程师，宗品说他感觉到变化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工资，他现在的收入是十年前的三倍多。逐年都会变化一点。宗品告诉记者，本来妻子和女儿去年都还和他一起在上海，但是为了照顾女儿上幼儿园，去年夏天，妻子带女儿回了河南老家。当时考虑可能在这儿读学前班，因为路程各方面有一些不太方便，上班接送不太方便，后来就考虑回老家让她专职带小孩了。

　　宗品说，他现在住的这个小单间，是公司统一给他们租下的，租金是公司个人各承担一半。自己出500块钱左右。宗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税后一万块钱的工资，每月要给妻子女儿以及父母4000块钱，自己在上海租房、吃饭开销一般都控制在2000以内。最终攒到手里也就是4000来块钱。按上海这个标准来说，这点钱，看怎么花，省一点花也是够花的，每个人需求不同，要需求高也是比较紧张，要是省着点，也算可以。宗品告诉记者，目前的工资顾生活花销还是没什么压力，但是妻子孩子不在身边，还是让他感觉到不是很踏实。总感觉一年到头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心里有一种亏欠他们的感觉。

　　对于宗品来说，他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和女儿通电话。他现在最苦恼的还是孩子的事。因为他们工厂在上海郊区，像样点的幼儿园都非常远，接送也不方便，而且没有上海户口将来上初中、高中也还是个问题。总有一种漂着的感觉，如果孩子读书定不下来，将来还是要返回老家去的。宗品表示，如果孩子的教育问题能够解决，他还是希望留在上海，毕竟这里的发展机会要比老家好得多，等女儿上完幼儿园还是把他们母女俩接到上海来。宗品说：“如果是真的等到她们也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还是不行的话，也只能就是说，没有办法，只能感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在提，如果八年这个政策实在没有松动，也只能让他们回去读大学。”

　　宗品告诉记者，尽管困难重重，但他对正在逐渐松动的户籍政策还是很有信心，成为新上海人肯定不会太遥远。宗品说：“看这个大的形势，如果房价再低一点，我们在北郊郊区，远一点，偏一点的地方，买一套小的房子，然后到时候把他们接过来，这样的话有一个房子，然后小孩老婆都在这儿，这样的话可能会更踏实一点，有一种的家里的感觉，多少归属感会多一点。”

　　(四)中等收入者增速过慢和本身所面临的问题

　　究竟收入多少算中等收入？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多大？这个数字至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中位数显示，2011年城镇低收入户收入增速较高；但同时高收入户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所以中等收入户增速相对较慢。中等收入者增速过慢和本身所面临的问题，也引发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说：“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中产阶级，衣食无忧是这批人的一个特点，但是这样的一批人，他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所以一些想法没有实现就会有一些烦恼。他追求的比较多，属于中间阶层，比他差的人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只能干一些很简单的劳动，比他好的人，他又不甘愿，我读了硕士博士，我的收入没有那些没读过书的富豪多，所以在心里上他会有一些不满。”

　　叶青说，中产阶级的这些不满在孩子的教育上尤为突出。中产阶级，他可能没有特殊的关系，他不是官员，他在小孩上学这个方面，光花钱都不够，甚至钱都花不出去。叶青认为造成中产阶级家长这种困扰的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高期望。但更主要原因还是中国教育资源的投入过少和分配不均。据2010年的教育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经费投入为42美元，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与人均教育经费2684美元的美国相比，更是相差近64倍。

　　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说：“这个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失败，我们一直说要扶持弱校，让所谓的弱校变成强校，但是我们的措施，我觉得政府能做的事情也就是不断的扶持弱校。让很多学校变成强校。”叶青说由于不能给孩子送到一个理想的学校上学，少数中产阶级甚至选择了移民。她说：“比如，他们做一些生意，这个钱也不是很多，在国内发展比较困难，所以他就想到国外去。首先把孩子送去读书，拿到居住证。”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比例约为30%，而中产阶级的部分外移将意味着财产和人才的双重流失。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最高收入的百分之十，和最低收入的平均收入相比，已经突破两位数，已经突破了十一倍。那么怎么来缩小，就是做大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的群体。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企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此，叶青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叶青：“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非法的收入剃掉以后，他由高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第二个办法就是把低收入群体，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变成中等收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持小企业的发展，支持全民创业。这部分人成为一个小老板之后，又会带动一些新的人去工作去创业，政府一个要严管，一个要扶持这两方面的事情。”

　　半小时观察：

　　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必定矛盾重重。而基尼系数是衡量差距是否过大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再没有发布过具体的基尼系数。我们知道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超过这一门槛即标志着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在今年的两会上，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应这个问题上说，由于中国目前收入调查难以得到真实数据，所以全国的基尼系数一直无法公开。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警惕贫富差距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改革，着重提出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如此具体的措施意味着国家将全力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