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特困的贫困县

　　——国家14个特困区679个贫困县名单披露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凤桃 | 河北、河南、山西、北京报道

　　1986年，国家首次划出273个国家贫困县；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个名单扩大为592个；2001年，国家的所有扶贫政策文件中不再出现“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重点村”；2011年，国家确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特困区涵盖的贫困县达到679个。

　　26年来，对于贫困县，人们的情感颇为纠结。一个几年前去过滇西边境的记者说，那里真是你想不到的贫穷，有的家庭甚至连盐都吃不上。当湖南新邵县贴出“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LED宣传牌时，人们不禁好奇了，贫困县究竟什么样？

　　贫困县真的贫困吗？每县每年真能拿到5.6个亿的扶贫款吗？这些钱是怎么用的？

　　《中国经济周刊》走访河北、河南、山西三省6个国家贫困县和特困区贫困县发现，贫困县自己的矛盾是存在的：一方面希望快速发展，摆脱贫困县的“帽子”；另一方面，又死死抓住“帽子”不放，希望继续享用国家对贫困县的扶持资金和政策。

　　而更大的现实是，贫困县确实因为这顶“帽子”获益匪浅，但同时，单纯依靠扶贫款项“输血”是远远不够的，而“造血”又是困难重重。

　　面对舆论的质疑，还没富起来的贫困县哭笑不得，而已经富起来的贫困县却也不敢笑出来。

　　挺进“贫困县国家队”

　　592，这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的数量，这个数字维持了十多年。过去十多年，两次大调整，贫困县名单半数已经变更。“在有限的名额中，必然存在县与县的竞争，其中自然不乏人情世故。”

　　河北省保定市，位于北京西南，与北京的距离仅为140公里，是“环首都经济圈”的重要城市，被称为“首都的南大门”。保定自古为京畿要地，元朝设郡，明朝建府，清朝为直隶总督署所在地。近年来，保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被河北省视为仅次于唐山、石家庄的重地。

　　2001年，保定市有4个县被纳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下称“国家贫困县”)，分别是涞源、阜平、唐县、顺平；有3个县被纳入了“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下称“省级贫困县”)，分别是涞水、易县、曲阳。到了2011年国家划定“集中连片特困区”(下称“特困区”)时，不仅以上这些贫困县都进入了特困区贫困县名单，而且还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望都县。

　　城郊的贫困

　　相比扶贫队伍的老成员，望都县有点不同。

　　说望都贫穷，似乎与其地理位置不相适宜。望都距离保定市区只有40多公里，地处城郊。一般而言，城郊的农民往往能从城市地产开发和产业扩张中获益，城郊县市的城市化进程也相对较快。

　　然而，《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城郊诞生了不少贫困县，它们不仅没有“背靠大树好乘凉”，反而成了“夹心层”。

　　在保定市下辖的20多个县市中，望都是一个小县，占地只有370平方公里，不足“邻居”唐县的1/4。望都县拥有26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为22.6万人，占总人口的86%。望都县扶贫办主任李富强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这里没有多的农田，也没有足够的工业，所以，农民的收入上不去。

　　望都县没有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型龙头企业。5年前，蒙牛依托望都县的奶牛养殖业建立液态奶生产基地，投资3.5亿元。它不仅解决了当地2000多人的就业，而且带动了上游的奶牛养殖产业。在蒙牛的带动下，望都县有10多个规模化的牛奶加工厂，全县的奶牛达1.3万头。整个产业的年产值达30亿元左右。

　　这家外来企业成了望都主要财政来源。蒙牛集团每年给望都贡献36%的GDP，30%的税收。2010年，蒙牛决定投资5.1亿元在此建立PET薄膜生产基地。基地落户以后，蒙牛两大基地的财政贡献将达到全县的一半以上。

　　望都本地人总是用“一红一白”来形容县里的两大支柱产业。“一白”即为奶业，“一红”是指当地的辣椒产业。据李富强介绍，2011年，全县规模化的辣椒加工企业有10多家，有1600个种植户，辣椒产业的产值达6个亿左右。

　　然而，“一红一白”只能解决少部分人的增收。22.6万农民中的大多数依然贫困。

　　城郊的贫困县还有很多。山西省大同县曾经是“小康县”，如今，它也已经加入到“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行列中。大同市是众所周知的资源型城市，而距离这个盛产煤炭开发商的城市20多公里的城郊，却是一块并不富裕的地方。

　　大同市的煤炭资源分布不均。位于东部的大同县并不像西部县市那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没有工业，仅仅依靠少量农田的农民，人均收入很低。

　　大同县农民收入构成和望都县类似。“这里收入较高的家庭靠外出打工，或在镇上做小买卖，其余的农民都是靠天吃饭，贫困乡村人均一亩地，每年人均农田收入只有几百元钱。”望都县宣传部部长、农工委书记吴从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没有退出机制的“贫困县国家队”

　　国家划定特困区的标准，除农民人均纯收入之外，还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

　　保定市扶贫办的统计数据显示，8个贫困县，望都县的三项指标都处于中上游。吴从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划定集中连片特困区时，保定市增加了一个名额，指标给了望都。望都县符合国家贫困县标准。

　　为什么2001年望都县没有进入“国家队”？

　　“当时望都县已经达到了国家贫困县的标准，但由于名额有限，再加上县里对国家扶贫政策不甚了解，没有去积极争取。另外，国家考虑到对革命老区的优惠政策，最终把名额给经济指标相当的其他县了。”保定市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为了保证资金集中供给，防止扶贫资金的分散使用，国家对于贫困县总量是有限额的，2001—2010年，这个名额是592个。

　　和这592个国家贫困县相比，全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县很多，谁能入选就是问题。

　　“国家统计数据都是一个宏观的数据，相差多少，这其中难免会有人为的因素。”一位地方官员透露，在有限的名额中，必然存在县与县的竞争，其中自然不乏人情世故。

　　然而，公众对于贫困县入选的猜测难免激化。在湖南新邵县祝贺纳入贫困县的宣传牌被曝光后，网络流传出一个段子：“甲县和乙县争取一个国家贫困县的名额，最后甲县失败了，记者采访甲县县长问为什么会失败，县长含泪回答：因为我们县实在太穷了！”

　　事实上，“国家贫困县名单是中央综合各项经济指标统筹制定的”， 国务院扶贫开发辅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然，在制定名单时，国家和地方会考虑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和边境地区的倾斜。

　　在多年的扶贫工作中，也不乏“赖在”贫困县队伍中不走的县。在《中国经济周刊》走访中，山西省一个国家贫困县的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不能因为怕脱帽而不发展了。”“我们虽然有超过12%的发展速度，但是别的县更快”。

　　这反映了贫困县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快速发展，摆脱贫困县的“帽子”；另一方面，又死死抓住“帽子”不放，希望继续享用国家对贫困县的扶持资金和政策。

　　“在扶贫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部分贫困县得到了比其他县更快的发展速度，但是国家缺乏一套科学、规范、有效的评估机制。”李实指出，没有这套机制，就不能将已经超出国家贫困标准的县退出扶贫范围。

　　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的新思路

　　由于贫困县数量的限制，还有很多“贫困”的地方为没能进入国家队名单而犯愁。

　　望都县的隔壁县——唐县是一个老贫困县。唐县的扶贫工作从1994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就开始了。如今，唐县扶贫办主任乔占怀最大的愿望还是“让县里所有满足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纳入扶贫对象”。

　　唐县80%以上是山地，全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根据“2300元人均收入”的国家贫困标准，截至2010年底，唐县共有贫困人口24.6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4%，贫困村占全县总村数的60%。

　　根据保定市“十二五”期间的扶贫规划，初步为唐县划定了58个贫困村的指标。唐县扶贫办副主任杨殿春介绍，经过核定，唐县符合贫困标准的村有210个，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贫困村都能享受到国家的扶贫支持。

　　不过，从全国范围来看，20多年来，虽然无法让所有的达到贫困标准的县都享受扶贫政策，但扶贫的范围和力度都在增加。

　　1986年，国家划出273个国家贫困县；1994年，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个数字调整为592个；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下称“《纲要》”)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管理办法》将贫困县的划定集中在中西部，逐步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33个国家贫困县，贫困县总量不变，并将使用了16年的“国家级贫困县”改名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2011年，特困区的设立实则是另一次大的调整。2011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贫困县达到679个，而原有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的592个贫困县并不是悉数纳入其中。数据显示，有161个原国家贫困县被划在特困区之外。新纳入特困区的贫困县达到248个，其中，河北有7个、山西有5个、内蒙古有4个、黑龙江7个、安徽2个、江西3个、河南8个、河北4个、河南20个、广西8个、四川30个、贵州16个、云南18个、陕西10个、甘肃16个、青海3个、宁夏7个、青海25个、新疆6个，重庆、吉林没有新纳入特困区的贫困县，而原来不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的西藏，这次被单独作为一个片区，有74个县纳入其中。

　　在河北，原来石家庄、邯郸、邢台、秦皇岛、沧州、衡水等六市的19个国家贫困县，如今都已排除在特困区之外。在河南，新乡市、安阳市、濮阳市被排除在外，在特困区之内的9个市中，宜阳县、桐柏县等8个县不再是国家贫困县。

　　对于这一类贫困县和贫困村，《纲要》规定，原定支持政策不变。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办法，采取措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现贫困县数量逐步减少。

　　一位从事地方扶贫的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按照他们的理解，国家希望逐步减少片区外的重点县，而保留目前的支持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办法，将来肯定会逐步减少并取消对他们的扶持。

　　每县每年5.6亿，可能吗？

　　“贫困县”的名头已经成为地方争夺的香饽饽，这不仅让人猜测，这顶帽子背后可以带来多少资金和政策的优惠？

　　1月30日，一则LED宣传标语成为了微博热门转载的内容，再次让“贫困县”蒙上了一层虚实幻影的纱幕。

　　宣传牌的内容是：“热烈祝贺新邵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落款：“中共新邵县委、新邵人民政府”。“新邵县”也许从来没有想到会因此出名，也没有想到此举会再次掀起对“贫困县”的争议。

　　据媒体报道，新邵县属于武陵山特困区内的贫困县，按规定，每年国家至少下拨5.6亿元资金用于扶贫开发。

　　每个县5.6个亿，对这些贫困县来说，是什么意义？河北望都县，2010年财政收入2.47亿元；山西大同县，2011年财政收入2.9亿元；山西浑源县，2011年财政收入5.27亿元。然而，它们真能拿到这么多钱吗？据河北省保定市扶贫办副主任李福刚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2011年，全市的扶贫专项资金为9700多万元，而上一年只有7000多万。2011年，保定市有8个特困区的贫困县，按平均分配，每个县的专项扶贫资金只有1200万元。根据国家规定，一些贫困县将这些资金分为三部分使用。第一，60%的资金用于产业扶贫，扶持农户发展种植业、畜牧业等特色产业项目；第二，30%的资金用于与增收项目相配套的基础设施项目；第三，10%的资金用于扶贫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生产技术和干部的工作能力。

　　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共投入8706万扶贫资金，浑源县作为被纳入特困区的贫困县，国家资金支持力度较大，但扶贫资金也只有3600万。

　　那么，这5.6亿是怎么算出来的？

　　千亿国家专项扶贫资金

　　国家专项扶贫资金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地方配套专项资金。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是国家贫困县的主要扶贫资金来源，但省、市一级的地方配套较少。从过去十年的投入来看，地方各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占总投入的29%。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在2月29日召开的河北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表示，为支持连片特困地区的发展，2012年，河北省财政将安排3亿元专项扶贫资金，以后将逐年增加。在国家划定的燕山—太行山特困区，河北省有22个特困区贫困县，即使这些资金全部用在这里，每个县拿到的省级专项扶贫资金也只有1363万元。

　　2011年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显示，2001—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向国家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的专项扶贫资金共有1457.2亿元，占总投入的71.3%，县均投入1.36亿元人民币。

　　各部门的资金倾斜

　　2010年，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为1618亿元。这些综合扶贫投入不仅包括专项扶贫资金，还包括水利、交通、电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个部门对于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按照国家规定，各部门对贫困地区要政策适当倾斜。

　　2010年，中央1618亿综合扶贫资金是这样分配的：除去222亿元的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有118亿元用于作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资金，有619亿元用于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农业生产，有566亿元用于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改善民生的投入。

　　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头，各县在水利、交通等各个部门争取投入变得名正言顺，而这个资金扶持力度是专项扶贫资金的上十倍。即便如此推算，各行业部门的资金投入可以对贫困县倾斜，但资金多少需要看各县的项目申报情况。

　　转移支付

　　2002年，唐县被正式纳入国家贫困县名单，从此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优惠。

　　据唐县扶贫办副主任杨殿春介绍，目前，唐县享受的扶贫政策有三部分。第一，来自国家的专项扶贫资金，唐县2011年的专项扶贫资金达1900多万，是2010年的两倍多；第二，唐县贫困村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可享受贷款贴息，但贴息的资金同样来自于专项扶贫资金；第三，转移支付。据一位官员介绍，2010年，唐县的财政收入为2.4亿元，单纯依靠县财政，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资、公务费用支出可能都拿不出来，这都需要国家财政实行转移支付。

　　贫困县获取的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务人员的工资、重要产业项目的税收减免、优惠补贴等等。一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负责人透露，一般，一个贫困县可能会获得国家1亿～2个亿的转移支付。

　　政策优惠

　　国家给予贫困地区的金融政策、产业招商引资政策都有一定优惠。

　　河北省望都县宣传部部长、农工委书记吴从志，曾经在国家贫困县阜平县任副县长，分管发展改革。吴从志说，在所有的优惠政策中，贴息贷款是一项对地方产业发展最为有利的政策，利用好了就会显示出发展的巨大优势。

　　然而，在保定市的部分贫困县，预设好的贴息贷款补贴资金却花不掉。保定市扶贫办副主任李福刚坦言，“这完全看各个贫困县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有的县贴息资金不够，有的县却花不掉，越累越多。”

　　2011年，保定市的企业贷款贴息为400多万元，农户贷款的贴息为260万元，分配到各个县，少则30多万元，多则六七十万元。李福刚认为，贴息资金用不出去，这也反映了贫困县产业化程度不高，自我造血的功能不足。

　　如此算来，单从国家专项扶贫资金计算，要达到5.6亿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计算所有投入，这一数字是现实的。进入国家贫困县名单以后，每年，每个县可以获取几百万到数千万不等的专项扶贫资金，另有各个行业上亿元的支持，以及1亿~2亿元的转移支付。正常情况下，对一个贫困县来说，争取到5.6亿的资金并不是难题。

　　专项扶贫资金是有限的，而“贫困县”带来的附加值却是无限的。但这并不表示，每个贫困县都能因这顶帽子获得可观的好处。从现实情况看，有不少贫困县靠“造血”发家致富，还有不少贫困县光靠“输血”落得个坐吃山空。如何利用“输来的血”造血致富，这又是摆在贫困县面对最大的问题。

　　(中标)贫困的扶贫

　　扶贫26年，人们总期望扶贫办能够改变中国贫困村镇的落后面貌。然而，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投入，但扶贫资金是有限的，一个部门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扶贫必须是全行业、全社会的事业。

　　扶贫资金严重不足

　　在过去十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大幅增长。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为349.3亿元，是2001年的2.7倍，前十年累计投入2043.8亿元。

　　近20年，河北省唐县的各项扶贫资金累计达3亿元。2011年，唐县拿到了1900多万元的专项扶贫款，但这还是令扶贫办工作人员感到捉襟见肘。

　　这些钱用在58个贫困村上，既要政策适当侧重，又要确保公平。按照产业扶贫、基础配套和培训的比例，产业扶贫占60%，能够到农户手里的资金只有1140万元，平均一个村可以获得扶贫资金只有19万元，如果每个贫困户最多获得5000元的支持，那么一个村有38家农户可以获得扶贫支持。

　　唐县齐家佐乡侯合庄村，全村1731户，80%以上都是贫困人口，但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家庭能够获得帮扶。

　　唐县扶贫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的村没法联系，因为有些贫困村几次申请扶贫款，你如果不给，他们就不理你了。

　　河北省扶贫办提出必须走“产业开发”的路子，扶持贫困村建立自己的特色优质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和示范户，带动农民主动参与到产业开发中来。而“整村推进”的全面发展还得依靠行业扶贫，调动农业、林业、水利、交通、社保等多个部门的财力投入。

　　“以往，其他部门也会有投入，但是不一定是投入到贫困村，单纯依靠国家扶贫资金，一个村子的面貌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但通过各部门资金和资源的整合，就能实现一个村子的交通、饮水、用电等方方面面的改善，带来贫困村的脱贫致富。”保定市扶贫办项目开发处处长崔明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侯合庄村的薄皮核桃产业项目就是一个行业扶贫的实例。在2011年开始建设这个项目时，唐县林业局投入了8.4万元为农户集体买来了优质种苗，而水利部门投入7万元用于基础水利设施建设。但还是不够。

　　侯合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云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由于核桃种在山地，没有直接灌溉的水源，现在农户只得用油桶在村口的水井里取水，然后拉到山上的区浇灌。现在，这些核桃园急需要建设几个扬水站，而这个投入又需要20多万元。

　　如今，刘云星已经把这个扬水站建设项目报到唐县扶贫办，但扶贫办主任乔占怀为难了，国家实在扶持不了这些资金。如今，扬水站依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

　　保定市扶贫办副主任李福刚坦言，中国当前的体制是条块分割，各个行业部门都有自己的资金安排，因而要说服他们在贫困地区投钱不是扶贫办一家就能办到的，需要有专门协调的上级部门。

　　“周转法”难周转

　　既然资金有限，那么就应该让资金发挥长期效力。“周转法”就是实现资金滚动的一种办法。

　　“我们要求一家农户使用这一资金，用来买树苗，三年后，再将这笔钱返还，让下一家贫困户使用。”唐县扶贫办副主任杨殿春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

　　借助其他贫困村“周转树”的做法，2009年，齐家佐乡西胜沟村开始了“周转畜”。依托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村民可以支出三五千元用来购买羊、牛等牲畜，但是3年后必须将这笔资金周转到另一家贫困户。

　　不过，同很多寻求资金效益最大化的村子一样，西胜沟村的“周转法”以失败告终。

　　按照唐县的扶贫安排，过去10年要扶贫117个重点村，1.2万户贫困户，共计11.9万扶贫对象。唐县从2002年正式获得国家重点县的政策，以三年为一个阶段分段执行。按计划，2002—2004年扶贫45个贫困村，2005—2007年扶贫36个贫困村，2008—2010年扶贫36个贫困村。

　　西胜沟村便属于第三阶段的扶贫对象。2009年，西胜沟村获得15万〜20万元的扶贫资金，资金分散到农户购买牲畜，打算实行周转。但到了2011年，新十年的扶贫规划开始，已经获得扶贫支持的西胜沟村不再列入扶贫对象，再加上村干部更换人选，“周转畜”一事便不了了之。

　　据地方扶贫工作人员介绍，即使不从扶贫对象中“出列”，村民也不愿意将到手的扶贫资金退出来，而且，周转资金是否能在几年后真的实现收益并让农户有钱可退，也是未知数。

　　虽然“周转法”在少数村也探索出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贫困村却在周转中遇到了阻碍。如今，这种带着良好愿望的资金利用模式仍在试点。

　　体制阻碍“互助金”

　　“周转法”遇阻之后，一些贫困村又尝试了一种更为可行的资金滚动利用模式——“互助金”。

　　互助金是一种公益性的帮扶基金。它将一个村所有农户的扶贫资金放在一起来，如果有条件，各家农户还可以拿出一些自有资金放入“互助金”，在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时，农户根据项目从“互助金”中借款，并在承诺的期限内返还借款，并交纳极少的“利息”。

　　互助金解决了扶贫资金少而分散的问题。“每个贫困户只能获得3000元左右的扶贫资金，但是，在农村建一个蔬菜大棚可能需要几万元，扶贫资金显然不足，但是大家聚集起来就能建起大棚了。”崔明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唐县已经有多个贫困村进行了互助金的试点，但如今互助金的注册已经停滞。

　　一年前，唐县有一些互助金在工商部门完成了注册，然而由于互助金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农村银行，出于对风险的考虑，最近工商局已经不再接受互助金的注册。根据互助金的公益性质，工商部门建议到民政部门注册。

　　但是，由于涉及少量利息的收益，而且具有资金监管上的风险，民政部门也不敢轻举妄动。

　　到目前为止，保定市已经启动了135个互助金试点，涉及9323户贫困户。但如今，要新成立互助金，注册便成了问题。

　　李福刚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有一些村已经不再是国家贫困村了，互助金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一方面，即使不再是扶贫对象，互助金依然是这个村发展产业的需要，但是谁来监管？另一方面，一旦注册，没有特殊原因，互助金也无从注销。

　　现实情况是，一些村不再是国家贫困村后，对互助金既不敢用，也不敢动，就让这笔资金“呆”在账户上了。

　　(本刊记者韩文、王勇、李勇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标)河南信阳：靠扶贫款富不起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勇 ● 李姗姗 | 河南信阳报道

　　信阳市农业开发和扶贫办公室副主任余美海盼来了好消息。该市的光山、新县、固始、淮滨、商城、潢川六县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大别山区，其中，潢川县为唯一一个新增贫困县。

　　“我们正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对全市贫困人口分布状况、数量、导致贫困的原因等详细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并为贫困人口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信息。”余美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是下一个十年扶贫攻坚的基础。

　　两进“国家队”

　　信阳之贫，位居河南榜首。在信阳，潢川县是唯一一个两进“国家队”的特殊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潢川是国家贫困县，后来被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关于“摘帽”的解读，潢川当地流传的版本众多。“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以后，每年除了专项扶贫资金减少外，以工代赈、财政转移支付等隐性收入也大大减少，老百姓脱贫自然就慢了。”潢川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为何重新“戴帽”？“潢川脱贫较慢与多种因素有关。”潢川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高中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因灾返贫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潢川县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全县271个行政村，总人口80.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6.91万人。“贫困人口主要在平原垄岗区、低洼易涝区和丘陵偏僻区，生产、生活基础条件较差，土地贫瘠，交通不便，非旱即涝，增收十分困难。”高中亮透露。

　　2004、2005、2007三年，潢川多次遭遇淮河流域洪涝灾害，致使全县56个贫困村全部受灾。2003年，该县56个贫困村贫困人口为4.27万人，至2004年底升至5.37万人、2005年底达5.75万人。2007年，该县因灾贫困人口又由4.2万人增至5.3万人。

　　2010年，潢川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村有52个。在新的“十年扶贫计划”中，潢川县有89个村被确定为贫困村，成为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对象。

　　钱不来，不来钱

　　目前，信阳当地针对贫困村最主要的扶贫项目为“整村推进”。所谓整村推进，一般是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基本上为修路、饮水工程。

　　“修路只是改变了以前‘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状况，解决不了根本的脱贫问题。”信阳市淮滨县固城乡马庄村村民张言(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村扶贫开发始于2008年，现在道路畅通，出门方便，饮水安全，“但是村子里大部分人还是靠外出打工挣钱”。

　　当地农民更渴望金融服务，小额贴息贷款难、资金量小尚需改善。

　　“一想到贷款我就头疼。贷款难，手续多，有时候急着用钱，能把你急死！”淮滨县张庄乡绿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厚武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感叹，农村金融机构缺失，贷款政策缺乏灵活，其服务已严重滞后于扶贫攻坚。

　　李厚武告诉记者，2011年下半年，他从张庄乡淮河边际流转1200亩土地种植葡萄，协议价格为每年每亩地600元，流转时间为15年。目前，他已经投入了160万元。在见到效益之前，最少还要投入5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一些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他而言，脱贫致富，尚“任重道远”。

　　而对于信阳目前推行的“扶贫到户”项目，不少农民亦有怨言。

　　家住新县泗店乡泗店村的陈女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全家四口人，长子师范毕业后在当地小学任教，次子在武汉某职业技术学校读书，经济十分拮据。2010年，他们投资8000余元种大棚蔬菜，听说上面有政策凡是贫困户种大棚蔬菜，一个棚子可以补贴3000元，但至今未见分文补贴。

　　《中国经济周刊》在采访中发现，在扶贫中存在“困惑”的还有不少官员。

　　“扶贫开发现在存在‘三难’：一是市级配套资金解决比较难；二是群众筹资和整合部门资金难；三是缺乏支柱产业，群众脱贫容易致富难。”淮滨县一位官员坦言。

　　产业扶贫才能“造血”

　　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是信阳脱贫攻艰“样板”。

　　总人口36万的新县，地处鄂豫皖三省接合部，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信阳典型的深山区贫困县。“经过十年的扶贫攻坚开发，全县累计解决了3.6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55个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485元增加到4180元，增幅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新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赵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近年来，新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养殖、优质高效林果业，红色旅游产业、劳务输出以及生态工业。“八七扶贫攻坚”期间，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纪委、监察部的帮扶下，靠25.8万元扶贫贷款，由一个作坊式小厂发展成为集医药科研、保健品开发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集团。这家全国最大的橡胶膏剂药品生产基地，后来成为革命老区第一家上市企业，带动了一大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赵明表示，“新县是有名的‘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深山环绕四周，针对这一点，这几年我们因地制宜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也取得预期的效果。”

　　2011年统计数据表明，新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69.4亿元，同比增长12.1%；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68亿元，同比增长2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98元，同比增长14.5%；农民人均纯收入6101元，同比增长14.3%。

　　扶贫资金“孤掌难鸣”

　　淮滨县栏杆镇王湾村71岁的党支部书记王振发则如此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村320户，1312人， 1090亩耕地，属于洪河低洼易涝地带。“以前很穷，种田靠天收，容易被淹，跨两省交界，小孩子定亲都困难”。

　　2006年，该村开始“整村推进”，扶贫部门投入100多万元修路和安装自来水。“老支书一班人又多次到土地局、水利局那里争取资金，最后争取到土地平整费300万元、水利资金100万元，一下建了四个提灌站。”当地村民向记者历数村干部的功绩，现在该村有216户种植蔬菜，13户为温室大棚，部分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大户，实现了药材的大规模种植。

　　目前，该村已成为当地重要的蔬菜、药材种植基地。

　　“俺前几年的时候就想种菜，那时候路也不好，遇到下雨天，黄瓜都烂在地里了。”正在田间劳作的王湾村农民王振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在路修好了，我四亩多地全种成了菜。信阳市的车直接到地头来买菜，销路也不愁了。”

　　但类似于王湾村这样能够实现全行业资金和资源整合的并不多，很多贫困村还是单纯依靠有限的专项扶贫资金，“孤掌难鸣”，扶贫效果并不明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现在除了扶贫专项资金外，行业性扶贫项目诸如水利、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项目皆有。但因这些项目主导权分属各个部门，扶贫办的确协调乏力。由于在扶贫攻坚中“各吹各的号”，难以形成合力，大部分贫困村“整村推进”过后依然如故。

　　“扶贫要动员各级力量一起推动，才能实现目标。”而信阳市淮滨县农业和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黄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现实是“扶贫办协调各个部门的力度有限”。

　　(中标)山西大同：一个返贫，一个露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韩文 ● 任重 | 山西大同报道

　　新世纪的头十年，大同全市有41万贫困农民脱贫，占贫困人口总数近2/3；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2001年的673元增至2011年的3854元。

　　然而，看似完美的成绩单背后，脱贫形势依然严峻。“煤都”大同在源源不断输出乌金的同时，贫困并未因煤而解。

　　2001年，紧邻太行山的大同市浑源、广灵、灵丘、天镇、阳高被列为国家贫困县。时隔十年，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正式确定，山西共有21个县纳入连片特困区，其中大同市大同县是唯一以非国家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

　　大同县：小康县“返贫”

　　等待了十余年，大同县终于卸下了沉甸甸的“小康县”桂冠，戴上了“穷帽子”。

　　大同县城所在地——西坪镇的景象凌乱：烟雾弥漫、货车首尾相连缓慢挪动、低矮的建筑散落在仅有的几条街道周围……大同县与大同市区毗邻而居，但20多公里的间隔令“卫星城”大同县城寒酸得如同一个乡镇。

　　直到现在，大同县政府信息网络中心负责人孙进军仍然有些愤愤不平，他认为大同县的贫困落后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小康县的光”。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直言，当初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影响了大同县的发展。

　　这位官员隐约记得，大同县是在上世纪90年代“被成为”小康县的，彼时的领导为了政绩，在统计数字上做了文章，使贫弱的大同县在数据上很光鲜，为以后埋下了隐患，很多贫困县的政策难以享受，其后几任领导也承担了巨大压力。

　　坊间有另一种说法：当时大同县拥有煤矿、煤检站，以及砖厂、水泥厂等企业，财政收入还不错，领导戴“穷帽子”的积极性不高。后来企业关停，国税地税分家，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但再想要回“帽子”已不可能。

　　不管是何因素，大同县统计数据的“虚高”是事实。大同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夏静安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大同县现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产业，很难完成上级下达的GDP等各项指标任务，只能把市里设在大同县境内的工业园区的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而事实上其税收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

　　2011年，大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361元，高出浑源县421元。而现在的浑源县却是公认的强县，经济实力明显高于大同县。

　　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曾因“小康县”很受伤。几年前，他数次前往省计生协会争取扶贫资金，对方最终同意投资12万元给村里发展养殖业。结果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时，却被告知小康县不能享受政策。贠天贵自此不再“瞎折腾”。

　　除了与扶贫资金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也给大同县带来了沉重负担。因而，大同县“返贫”的急切心情年甚一年。

　　早前，国家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区、市。大同县曾寄希望于“局部调整”，“当时，按照贫困县总数不变的原则，最大的可能性是将发展好的国家贫困县灵丘调出去，再将大同县补进来。但实施起来并非易事，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大同市某县扶贫办主任表示。

　　不过，大同县最终如愿以偿。“从小康县到贫困县，大同县终于回归本位，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虽然时隔数月，孙进军的喜悦仍挂在脸上。

　　浑源县：贫困县“露富”

　　距离大同县不足1小时车程，北岳恒山脚下的浑源县城显得有些“华贵”。县城不算太大，但也颇具规模，大街上不时闪过几辆悬挂外地牌照的高档轿车，恒山国际大酒店等几家星级酒店在县城中心格外惹眼。

　　2011年，受益于煤炭资源的快速发展，浑源县财政收入达到5.27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国家贫困县中，浑源被认为是仅次于灵丘的贫困县中的强县。

　　之前，浑源县也有过“摘帽”传言，曾令该县许多领导干部焦虑万分。有人甚至建议浑源县对外要低调，不能“露富”，要“炫穷”。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浑源县采访时，恰逢当地扶贫工作会议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浑源县扶贫办副主任张久英介绍，浑源县委书记张清河在会上批评了部分干部“‘保帽’不发展”的消极思想，希望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张久英是土生土长的浑源人，2002年调入新成立的浑源县扶贫办工作至今。在他看来，浑源县十年扶贫成绩斐然、可圈可点。

　　十年里，浑源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29元增至3940元，贫困人口数量从最初的12万人减少到5.6万人，162个重点贫困村受益，大量贫困人口享受到了移民搬迁、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等扶贫政策。

　　张久英带领记者到了迁旺移民新村、浑源县就业培训中心两个点。2009年6月，国家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曾前往迁旺移民新村调研，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浑源县按照劳动力培训就业一体式推进的思路，“雨露计划”也一直走在全省前列。

　　村民王珍从40里外的官儿乡搬迁而来，每年一万多元的收入全部来源于养羊，他直言，“条件好了，也方便了，就是收入太少。”

　　目前，迁旺移民新村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黄芪种植、养殖及外出务工，几乎没有其他增收途径。村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徐鹏山万分焦急，他希望政府能对移民新村给予一定的产业扶持。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按照“贫困村十年扶一遍”的规定，像迁旺新村这样已经享受过扶贫政策的贫困村，短时间内恐怕很难再得到扶持。

　　大同市扶贫办综合科科长孟汉仲表示：“移民搬迁一直是大同市扶贫工作的主要抓手，但存在‘输血’不足‘造血’难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加强搬迁农民自己的‘造血’功能。”

　　在今年2月召开的大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扶贫工作会议上，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亦明确指出：要通过“造血”扶贫转变发展方式，切实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

　　目前，浑源县尚有2万余人等待移民搬迁，今年的搬迁任务是3500人。张久英认为，要真正做到让“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并不容易。

　　2011年，浑源县到位扶贫资金4000多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省片区开发项目资金2000万元、整村推进资金1600万元。而浑源县最初能拿到的扶贫资金少得可怜，最少的一年是105万，多的时候每年也就四五百万。

　　虽然任务依然繁重，但张久英认为，浑源县扶贫攻坚恰逢其时，一方面是近年来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是浑源县域经济快速发展，配套等各项投入可以及时跟进。

　　(中标)河北唐县：“再给我三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凤桃 | 河北唐县报道

　　汽车走到河北省唐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这里是百合镇，距离此行的目的地——侯合庄村已经不远，唐县扶贫办的人说，选择侯合庄是因为其是唐县最贫困的乡村之一。唐县绝大多数的贫困村隐藏在深山区，而侯合庄就是处于深山区与浅山区交界的位置。

　　十余年未变的乡村

　　百合镇的面貌与东部乡镇大相径庭。

　　一条主街道几乎聚集了全镇所有的商业。这里的商店招牌名号都特别的大，有个叫“东方家具城”，有个叫“赛超家具城”，还有一家叫“窗帘城”，以及一家叫做“大酒店”的餐馆。其实它们都只是有两层楼高的普通店面，而叫“大酒店”的只是一家位于小平房里的农家乐。

　　汽车沿着乡镇公路向距离百合镇七八公里的侯合庄行驶，在一个堆满玉米秸秆的路段，出现了“王各庄村”。侯合庄与王各庄村相邻，两个村之间有一条只有几百米的公路，村情基本一样。

　　侯合庄村有村民1200多人，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已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儿童。这里的农民种植玉米、谷子和一些杂粮，每户人均1亩地。但由于都是旱地，每亩地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四五百元。据村支书刘星云介绍，收入好一点的家庭基本上都是靠年轻人在外打工挣钱，有的家庭也养羊、养牛，或是种植一些果树，但也带不来多少收入。

　　在沿村的路上，记者没有看到商店，却赶上了集市。

　　在王各庄和侯合庄之间的那条一眼看得到头的马路上，小商贩将衣服、鞋、日用品、农用工具沿着马路排成了长长的一条。裹着头巾的农妇，穿着鲜艳棉袄、抱着小孩的家庭妇女，还有衣着朴实的老人在逛着集市，挑着自己需要的物品。

　　一个卖衣服的中年男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里每个月农历初二、初四、初七、初九，商贩就会聚集在这里，农民会在这几天过来采购商品。

　　在集市的不远处，灰色的群山、少量的树林就在眼前，公路边干燥的黄土地上，每驶过一辆汽车就掀起一阵灰土。村里的干部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的年轻人就开始外出打工，这十多年来，侯合庄村没有太大改变。

　　脱贫还得靠农民自己

　　扶贫20余年，侯合庄村的上级单位——唐县也进行了一次扶贫成效的总结。

　　1994—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期间，唐县未解决温饱人口从24万人减少到18万人，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800元；2001—2010年，按照国家原扶贫标准，全县贫困人口减少了8万人。

　　侯合庄村从去年10月开始获得薄皮核桃基地项目的扶贫资金，如今210亩地上已经种上了优质核桃树苗。核桃树需要3年成熟，因而能否增收还需要等待。

　　侯合庄将扶贫资金与农村专业合作社结合起来。“林业局出钱给我们买了种苗，水利部门给我们提供了部分水利配套，扶贫专项资金供应我们今后对核桃基地的日常维护，将来核桃丰收了，农户可以从中分红。”村支书刘星云说，“不仅如此，对于核桃的种苗、浇水由村民来完成，每种一棵树15元，村民还可以从参与核桃林维护中赚钱。”

　　至于核桃林挂果成熟后能够卖出多少钱，三年后就知道结果了。

　　与侯合庄只有十几公里距离的西胜沟村是一个旅游新村，一年前，西胜沟村已经完成了扶贫任务。依托当地的大峡谷等自然风景，西胜沟风景区的旅游产业逐渐新生，当地百姓卖一些旅游产品、水果、特产就能够赚取一定的收入。所以，这个村的人均收入比乡里的其他村要高。

　　至于哪些收入是扶贫带来的，哪些是地方经济发展中带来的，西胜沟的村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知道，2009年，国家给予了十多万的扶贫资金，帮助购买牲畜，当时每家都获得3000元左右的扶贫资金。

　　如果非要深究——扶贫的成绩单到底要打多少分，只有被扶贫的群众能给出答案。

　　扶贫基层干部也很为难。在这20多年的工作中，地方扶贫干部更像一个推着、赶着农民干事业的“管家”，他们有时候不仅要帮贫困户想办法搞项目，甚至要亲自去干买树苗、买种子的具体事务。

　　扶贫资金到户了，至于那些买来的牛、羊如今是否还在、行情如何，扶贫办实在管不过来，毕竟产业还是要靠农户自己。

　　产业“造血”可以请外援

　　穷山恶水，土地贫瘠，资源匮乏，这些都是制约贫困地区的紧箍咒。

　　侯合庄村所在的齐家佐乡在2011年被纳入国家贫困县的贫困乡(贫困人口超过60%)，这里没有大量农田，也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唯一有的就是延绵起伏的山地。

　　在王各庄村口，一块鲜红的条幅上写着“彻底取缔非法采矿点”。虽然有一些矿产，但作为“首都的南大门”，保定市肩负着首都生态屏障的功能，再加上本来就较为脆弱的山地生态环境，在齐家佐乡，开挖矿山是行不通的。

　　不仅如此，为保护山地的生态环境，村民也不能在山地放养牛羊了。如今，村民对牲畜进行圈养，侯合庄村的牛羊从最多时1500多只减少到五六百只。

　　2011年被纳入贫困乡以后，齐家佐乡乡长李继惠开始为乡里找项目。

　　曾经，乡里有不少人种核桃，但因为缺乏技术和管理，核桃项目收益微薄。李继惠在多次调查后，开始组织团队到核桃种植较为成熟的邢台市考察，从一家规模化的核桃加工企业河北绿岭果业有限公司获得了优质薄皮核桃种苗。

　　被纳入贫困乡后，齐家佐乡和各村干部开始组织村民进行核桃的规模化种植。

　　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将信将疑，不愿尝试。“你劝说没用，但是，当有一户老百姓干出了成效，大家就都来干了。”李继惠说。

　　李继惠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共事者孙英彪。孙英彪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博士后，在齐家佐乡任副乡长。这个高学历的年轻人落脚贫困乡，他希望将自己所学的土壤研究专业在这里实践，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计划请他的导师和研究团队来齐家佐乡考察研究，为农民规模化种植提供技术支持。

　　为了给村民做个示范。李继惠和孙英彪共同承包了乡里1000多亩山地用于种植薄皮核桃。

　　为了借好扶贫的“东风”，李继惠在“十二五”期间的11个扶贫对象村推广特色种植，其中9个村有了核桃树基地，两个临近唐河两岸的村种上了红富士苹果树。

　　但李继惠感觉到了压力，三年后，核桃的效益怎样，老百姓会挣多少钱，这些都是压在心头的石头，但是要带领农民致富，乡村干部必须要有胆魄，更需要有担当。

　　等核桃丰收时，李继惠有一个初步设想。提供种苗和种植技术的绿岭公司曾承诺过，将来产出的核桃可以回收，同时，县里还有一个加工杏仁露的工厂也可以进行核桃的深加工。他说，随着规模化产出，唐县甚至齐家佐乡肯定会出现大的核桃深加工企业，到时候，老百姓就能看到真正的实惠了。

　　(链接)

　　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怎么分配？

　　中央财政综合扶贫投入，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低保等保障民生政策、支持农业生产政策等七个方面，中央用于农村扶贫地区使贫困农民直接受益的综合扶贫投入。

　　2010年1618亿元

　　619亿元

　　用于支持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农业生产

　　566亿元

　　用于支持农村贫困地区改善民生的投入

　　222亿元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18亿元

　　用于作为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贫困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资金

　　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有多少？

　　国家专项扶贫资金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地方专项配套资金。

　　2001—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2043.8亿元。

　　1457.2亿元用于国家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占71.3%，县均投入1.36亿元人民币。

　　2010年，国家专项扶贫资金为349.3亿元，是2001年的2.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