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向何处去
民企向何处去？
将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与外资企业相同的位置上，全面复制引进外资的各项政策，这是短期内将口号喊到“天上”的民企促进政策“落地”的最佳途径。
特约撰稿—聂日明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民营企业发展”是人大代表讨论的焦点议题。全国人大代表、雨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才建议，成立由主管部门牵头、多方参与的督查小组，对近几年来中央出台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推动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纵观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是政策的主旋律，以2005年两会前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最为典型。但民营企业受惠并不明显，还感受到越来越强的压力。
行业准入门槛越来越高
为什么会这样？因“非公36条”等促进文件只是纲领性的意见，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却散落在几十个政府职能部门。“非公36条”要发挥作用，就需要这些部门都推出配套方案，再由省级及以下机构制定实施细则来落实，可谓一个系统性工程。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于政府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体力活，更有变更工作思路的重大挑战。那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到底在何处？总的来说有三方面：市场准入限制、资源配置歧视及税费差别征缴。
十六大以来，民营企业可投资领域已经扩宽，但还远远不够。民营企业主要活跃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金融、教科文卫等新型社会服务领域以及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仍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禁区，民营企业最多可以从事这些行业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的配套环节。至于石油、烟草等高度垄断、高利润领域更无民营企业的身影。2010年，央企共实现利润13415亿元，占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67.5%。2009年，在央企实现的利润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石化等10家企业占到70%以上；其中，中石油和中移动分别实现1286亿元和1485亿元，仅这两家企业就超过了全部央企利润的三分之一。可见，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是由垄断企业实现的。
更令人心酸的是，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环境不仅比不过国有企业，也比不过外资企业。尽管“非公36条”等指出要放开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但政策上缺乏一个比较系统和具有权威性的产业投资目录清单。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的外资直接投资，随着中国全球化的推进，为了创造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计委、发改委定期更新“指导外资投资目录”，明文允许外资可以进入铁路、公路、港口、金融等领域的投资，使中国成为全球最佳的投资目的国。与外资准入目录相比，民营企业还没有上升到政策与法律层面，仅仅是一个口号，自然得不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即使市场可以准入，民营企业也必须时刻警惕。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或行业政策发生变化时，民营企业的地位也不乐观。在2004年控制经济过热的基调下，江苏铁本倒下了，而同期有的国有企业扩大产能50%而安然无恙。同样的案例还包括陕北油田、山西煤矿等，引进的民营资本激活了当地产业，却被央企或当地国企强行并购，完全无视市场的逻辑。
国企民企两个市场
市场准入仅仅是民营企业被歧视的第一步。企业要经营，就需要考虑成本。虽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贯穿三十年的改革，但核心要素市场化仍然缓慢。以劳动力及土地为例，因为体制的便利，国有企业在吸引劳动力方面具备先天的优势，例如有落户指标、有评职称的渠道、有购买经济适用房指标或集资建房；土地及资源的获取则更为容易，划拨、无偿提供比比皆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统计，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09年国有及其控股工业企业应纳地租25787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3.6%。新华书店等国有书店之所以可以运营，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租几乎为零。
当然，最严重的要素障碍还属融资困境。这一困境体现在多个维度，首先是民营中小企业及创业型企业几乎得不到外部合规融资的可能，创业及经营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筹或高利贷。抛开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直接融资市场(公司债、创业板、企业股权柜台交易、私募基金等)的不健全是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当前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渠道。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信贷融资结构，必然会倾向于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高资本投入的企业发放信贷。以服务业为主的轻资产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青睐，而它们在直接融资市场却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大型民企，也同样面临融资困境。当前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其主要目的就是降低国企的融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贷款利率受到压抑，远低于出清状态的均衡利率，市场对信贷无疑处于过度需求。这时信贷无疑只能非价格配给，在商业银行大多是国有的情况下，非价格配给的信贷只有国有企业等根正苗红的企业才有资格获得。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真实利率获得的信贷，也即获得了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的价格优势。这一优势构成了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先天优势。据天则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平均实际利率为1.6%，而市场利率则估计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水平，国有工业企业同期需多支付27539亿元，占同期其名义净利润的68%。
以土地和资金成本这两项计算，国有企业无疑占了极大的优势。国有企业甚至还利用资金价格的优势进行扩张，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之后，在江浙一带民营企业主动要求被国企并购、戴红帽子，看重的无非是国企的这些优势。
税收的制度性歧视
经过千辛万苦、企业正常运转后，民营企业还需要面对沉重的税收。近些年来国家税收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3万亿增长到2011年的10万亿，年均增长近20%，为同期GDP增速的2倍。这也意味着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不断增加。就具体的政策实施来看，民营面临比国企高的税负，在2010年3月的数据中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而同期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高出国企14%。
在税收优惠更远逊于国有和外资企业，例如对技术开发费、技改的所得税抵扣，创办企业的所得税减免起征年份认定等。除此以外，国企还享受为数甚巨的财政补贴，如对石油系统的补贴，天则统计，从1994年至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亿元。仅2007年至2009年的国有工业企业就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亿元。
由于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较低的起征门槛、较高的征缴力度以及“核定征收”的滥用，客观上造成中小企业的较高的税收负担。2011年10月浙江织里抗税事件深刻地映射了税负之重。除了林林总总的税及附加费与基金外，还有年检、卫生许可、牌照换证、报刊等行政收费与摊派，其总量并不弱于正规的税收。
市场的魔力在于优胜劣汰，在于技术、管理的创新与成本降低，以此提升社会的总福利。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民营企业激活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是今天社会物质生活丰富的主要推手。但改革到今天，经济增长要得到进一步提升，就必须给民营企业一个更好的环境。因为市场准入和要素配置的扭曲，使得民营企业乐于模仿，而怠于核心竞争力的发掘；因为融资结构的约束，使得民间高利率借贷成为民企融资的主要渠道；因为市场准入的灰色地带，使得走关系、权钱交易成为拿项目的重要途径。所有这一切，背后所暗示的都是不健康的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
要破除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就需要知道它源于何处？一旦当国有企业代表的是政府而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时，民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从根本上破除民营企业的制度性歧视，就必须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
从短期及政策的可行性上来看，要改善民企的生存环境，决策层需要明确方向，将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到与外资企业相同的位置上，全面复制引进外资的各项政策，这是短期内将口号喊到“天上”的民企促进政策“落地”的最佳途径，也是短时间内有效地整合、调整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及工作思路的最佳手段。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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