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说：“除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那种总把水电认为是‘清洁能源’的观念也必须调整，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快了，国内发再多电也觉得不够用，只好出国去‘抢电’。”

　　他表示，目前已经有许多国际组织尝试着与中国水电企业进行沟通，尤其倡导后者遵守一些国际公约和规则，帮助其成为正规化的国际大企业。

　　“自从缅甸的密松大坝被搁置后，中国企业变得越来越愿意学习，也越来越愿意接受批评了，这是非常好的情况变化。”来自美国的一名环保学者说，“经济损失太大令中国企业也受不了，而且还有许多政治上的副产品，因此它们现在已经放下身段，愿意与公民社会打交道了，而不仅仅是与政府和官员来往。”

　　他表示，目前缅甸国内正在推动环保法，刚成立了新的森林资源和环保部，所以将来环境意识会越来越高，“现在缅甸本土组织没太多关心怒江开发，他们更多关注是密松水坝以及其引发的冲突和其针对缅甸最重要的伊洛瓦底江的影响，但下一步的情况就很难说”。

　　“在中国的水坝建设中，获利的首先是电力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在现行体制下，老百姓很难参与到这个利益分配过程中去。”范晓说，“企业的效益真是代表国家利益吗？谁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决策者应该代表公共利益，而不能只代表公司的利益。”

　　中国从1997年就开始了电力改革，成立了中国电力总公司，过去的能源部撤销了，走向了公司化。后来从国家电力总公司分出几大家公司为了发展，为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储备，纷纷到各地区圈地圈水，将其变成公司自己的资产。

　　赵坚说：“作为以经营、利益为主的企业，它们很难有兴趣，也没有义务去考虑建电站所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把国家和人民的将来寄托在这些企业身上显然是不太明智的。”

　　未来开发矛盾更多

　　2011年8月，在距清迈边界140公里的萨尔温江上的塔桑，四名中国水电勘察技术人员还被不明身份人员绑架，扣留了近3个月后才释放。同年11月，中国技术人员重新回到当地进行勘测工作。按照缅甸少数民族武装掸邦南部军透露的消息，在这个7110兆瓦228米高的水电站计划工程中，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拥有51%的利益，泰国的MDX占有24%，缅甸是25%。

　　“这样的情况显示出中国企业如果开发萨尔温江会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当地人的对抗，这样的原因在于与当地沟通不够，或者说对当地人利益的考虑不够。”缅甸一名民间环保人士说，“当地人的生活被影响，环境被改变，不应该被看成一些小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往往会选择到一些尚有争议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因此遭遇的矛盾更多，更难处理。”

　　他认为，任何一项工程建设，如果拥有足够的知识，应对其进行社会、环境影响的评估；在目前尚未掌握足够知识的情况下，则应该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否则将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许多外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往往只注意让政府受益，但对当地人的教育、医疗和卫生方面的保障考虑得很少”。

　　在泰缅边境的索朴湄村，由于泰国和缅甸的一些河流保护组织经常前往宣传，使当地民众“对水电站的危害有了很多了解，并积极出面反对”，也因此该村上游大约20余公里曾经计划建造的横跨泰缅两国的两座大坝已经被否决。一名泰国环保人员拿出地图表示，后来有关企业决定改到下游缅甸境内修建，但是那里的克伦族反政府武装也在抵制，“泰国人还必须关心以后水会不会淹上来”。

　　在泰国民间组织公开展示的资料中，中国境内怒江及下游萨尔温江计划修建的多个水电站位置一目了然。显然，上游的怒江和下游的萨尔温江渐渐成为了一个共同话题，并不因为其涉及中缅泰三国而各说各话，相反因为各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变得越来越需要全面、完整的阐释。这样的情况至少排除了以往独自行事的方式，并使各个国家政府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形成了压力。

　　云南省怒江州的一名官员说：“问题是被一些所谓的环保人士和新闻媒体复杂化了，他们的行为甚至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注意。我就想不通，以前我们怒江人过了这么多年的穷苦日子他们并不关心，现在我们想通过开发怒江过点好日子他们却特别关注—一致反对了，似乎我们怒江人就不该向往过好日子。”

　　2004年前后，怒江州全年的财政收入仅为1亿多元，财政自给率不足20%，而有关方面就怒江水电项目开发作了一个估算：“全部梯级开发后每年可创造产值340多亿元，直接财政贡献可以达到80亿元，其中地方税收可以增加27亿元。”其对怒江州及其开发企业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对于建设水电站，贷款银行、投资企业会有利益，政府会有税收，所以政府肯定会保护企业的行为，总之这三者就决定了是否修建电站。在所有的水坝决策中，几乎听不到水坝建设最大的利益相关群体—原住居民的声音，以及民间组织的声音。

　　东南亚一些国家正在出现的情况与中国很类似。缅甸的民间组织人士说：“政府应该对缅甸的水电发展有一个综合的规划，即究竟需要发多少电，能够卖多少电到国外，而且这样的规划里应该有当地人的意见和声音。否则我们担心每一条河流的命运都会很糟糕，每一个相关地区的老百姓也很糟糕。”

　　美国的一些环保组织证实，世界银行曾经在印度、孟加拉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建设了许多水坝和水电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水坝认识的不断提高，当地人渐渐发现这些工程给他们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生态环境被改变，人民更加贫困，第三世界国家背上沉重的银行贷款债务，于是反对的声音不断传出。

　　随后，由世界银行、世界保护联盟等多家机构赞助成立的“世界水坝委员会”经过长期的调查后作出报告认为：大量建设水坝和水电站的确存在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公民社会和当地人民的反对，在近10年时间里，世界银行基本上退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电站建设。

　　在东南亚发生的一些情况也令人担心。例如泰国反坝的力量很强，所以泰国境内几乎无法修建水坝了，只好是到周边国家去修建。

　　一名泰国的民间组织人员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泰国民间组织也觉得很内疚，因为我们在泰国力量比较强，泰国公司都跑到稍微弱一点的缅甸或老挝去修坝。就是这个原因，泰国环保组织认为有义务在老挝和缅甸反对泰国公司修的坝，毕竟他们把公司从泰国赶走了，不能让旁边的国家这样受影响。”

　　“移民总是被看成是水利工程的附带问题，是单纯的经济补偿问题。”范晓认为应该把移民视为一种经济行为，即建立一个政府与移民之间合法、合理，也合情的讨价还价机制。

　　在加拿大和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考虑到生态资源一直是当地居民在使用，所以采用居民以生态资源入股的办法，大约占30%左右。

　　“但是中国和东南亚的居民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待遇，他们的一切都被政府和企业合伙谋夺了。即便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计划，也要尽力影响它们。””一个泰国的环保组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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