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名顾客在贵州茅台酒厂的专卖店选购茅台酒

　　三公消费，又成为两会一大关注焦点。和往常一样，两会上形成了代表、委员们在追，政府在躲的局面。三公消费的公开难，控制更难，是条件不成熟，难度太大，还是另有原因？

　　本刊记者  杨政文  发自广州、深圳

　　“三公消费一定要控制住，但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 针对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的《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表态。

　　2012年3月，贵州茅台的股价再次突破200元关口。茅台酒的终端零售价已经接近两千元，还不一定能买到真货。

　　茅台酒并没有成为日常消费品，礼品和招待才是主要用途。在贵州省省委书记栗战书的眼里，茅台酒成了老百姓对三公消费不满的替罪羊。他认为政府采购茅台“无可非议”，让大家“不要把茅台酒和公款消费必然联系”。

　　一笔“糊涂账”

　　九三学社向全国政协递交的提案指出，全国三公消费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高达3000亿。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00亿即可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个数字虽然是推测的，但也是可信的，《学习时报》数据显示，中国三公消费可能高达9000亿元。”行政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告诉本刊记者。

　　三公消费到底花了多少钱，学者在猜测，媒体在猜测，社会各界都在猜测。“了解情况的只有核心的头头，我们都在猜，因为不知道真实数字。”广州市预算公开的民间推动者、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吴君亮无奈地表示。

　　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吴君亮曾向政府部门发出了查看预算报告的申请，只有深圳市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查到了市财政局的《深圳市本级2008年部门预算》。而他向十几个部委发出的申请，被以各种理拒绝。

　　2011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记者发现，2010年98个中央部委中，能够查询到已经公布的有94个部门。其中，国税总局超支最多，达21亿，公车消费1.5亿。排名第二的海关系统超支5亿，公车消费占超支部分的九成。排名第三的是质监总局，其中公车支出占66%。

　　针对公布的情况，吴君亮提出疑问：一是数据到底对不对，大家不知道，“从公布数据的标准来看，政府是否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社会也并不清楚。也许每一家都一样，也许不一样，标准也许有，也许没有，即使有，也是很粗糙的东西。”

　　从账面上看，部委三公消费公开的加起来是五十几个亿，有的部门多，有的部门少。为什么有的多有的少？吴君亮摇摇头：“我们看不到解释。”

　　被掩盖的账单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曾解释，过去财政预算编制科目中，三公消费每年没有单独的预算会计科目，所以很难一目了然地看出来。

　　记者了解到，在预算科目的功能分类表里，也就是第二本账，账目很粗，看不出具体问题。

　　王锡锌透露，2011年财政预算分类科目表里，有了第三本账，也就是预算经济分类表。这个表增加了通常说的三公科目，这就比原来的功能分类表详细得多。

　　为什么不能公开更细的账目，追问了数年的吴君亮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懒散，再就是对他们自己不利，公开的账目越粗糙，越不清晰，对他们来说就越方便。”

　　对于部委公开的材料，社会大呼“看不懂”。吴君亮直言：“三公消费公开如果长期如此，起码不够严谨、不够诚意，再不改正，就是搪塞。”

　　三公消费的公开在技术上是否真的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王锡锌认为并不存在：“如果真想公开，只需在键盘上敲两个键，数字就都出来了。”

　　王锡锌的结论，直接来源于上文提到的第三本账——预算经济分类表，这个表可以让代表们看懂，社会也能读懂。王锡锌和吴君亮都认为拖拖拉拉是因为相关部委都不愿意。

　　王锡锌举例说：“比如给地震局拨款100万用于抗震救灾，从功能上，就叫地震研究和预报，这就看不出这100万干什么去了。如果是经济科目分类表，就要解释这笔钱到底是干什么了。比如100万里，20万发工资了，10万用于做调查，有的可能拿去做接待了，还有的可能是用来购置物品了，比如购买汽车。”

　　事实上，经济科目分类表要做的，就是将资金按照购买的商品和劳务来列支，而社会关注的三公消费，正好就是商品和服务。

　　“这样的表，谁都能看得懂。” 王锡锌肯定地说。

　　虚假的发票

　　“现在我们公款吃喝，有几个不喝茅台的？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通过做假账解决。”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上一语道破机关。

　　《新世纪周刊》资深财税记者王长勇告诉本刊记者，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三公消费了，而是涉及到腐败和违法犯罪。假账和发票制度是公款消费泛滥难禁的制度根源。走假账，公款消费可以转移到别的账目报销不受追究，特别是走预算外的灰色渠道，甚至直接转嫁到企业和下属机构。这已经超出了制度内三公消费的范围，成为腐败和犯罪。

　　事实上，三公消费预算也成为公务人员享受的福利。湘西某县局机关工作的吴某告诉记者，县里的下属企业不多，不过在报销的额度内，三公消费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些福利，平时花不完的招待费、出车费，可以用发票冲账，钱归自己。

　　“三公编制是什么标准，为什么会有公款吃喝这些项目。为什么和别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某些项目需要这么大。国外不是没有政府接待，但标准很严。”吴君亮对政府开列出三公消费这个账目本身的目的也表示怀疑。“现在公开的部委还没包括党务系统。”

　　为什么不能一票否决？

　　2011年的三公消费，多部委都出现超支的态势。王长勇说，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超支的部分怎么处理，还没有问责，此外，部委也可以去年预算不科学为由要求追加预算。

　　王锡锌希望预算的调整应该在严格的预算法制化的前提下，比如超过1个百分点，常委会可以决定，超过太多必须由特别会议来决定，亦即所谓的刚性预算。“我们现在的预算是弹性预算，或者叫柔性预算，这里最主要的是到底谁控制钱袋子的问题。假设人大来管，政府超过预算就必须得到人大的批准。人大不批，那政府就只好关门，这在国外经常发生。”

　　王锡锌建议，在预算公开方面，必须引入推进机制、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要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将公开的行动具体化。“对于积极公开的部门有奖励，对于不公开的部门，或者公开的数字文不对题的，部门首长必须问责。能不能搞一票否决制，我们不是动不动就搞一票否决吗？”

　　“预算公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中国社会与政府顶层合作的结果。公民社会的力量，产生的作用非常关键。民众的参与和推动，才是可持续的动力。”

　　广州成为最早公开预算的地方政府。“出头鸟总是有风险的。广州可以带头做，但没有别处跟进的话，这个地方也会成为孤军作战，会受到各种潜规则的压力。现在广州公开预算的部门比原来的114个有所减少，这个现象很值得关注。”王锡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