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在非农社会里的低效使用

    凉山彝族的土地大多处于山谷山坡上，彝族人在50年代还很少拥有像样的农具，如今也谈不上精耕细作，还在用很多木头犁，种些土豆、玉米和荞麦，连牛羊粪便也懒得收集积肥。这里没有从事农业的商人，没有任何独立经济部门的商品交换。彝族的土地每家耕种不多，极少有集中的大片土地。

　　尽管有半个世纪没有终止罂粟，彝族人依然对土地只有基本生存需求。贫穷是凉山农业化程度低的结果。常见的农村发展方式，大面积集中耕地，采用更高效的种植手法和选择更有经济价值的作物，走向市场，这些在凉山完全无法推广。“把彝族农业推向市场是最危险的做法。”侯远高说。他是第一个梦想破灭的先行者，2007年他向尔古村租了130亩土地，全部耕种韩国品种的辣椒，一株能产十几斤，是高效益良种。他说：“给他们种子绝对不会种，我们先带头种，他们看到效果就会来学。”然而，他的凉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几十个职工自己耕种和贩卖，却无法制止老乡们蜂拥而至的偷盗。再加上2008年地震，辣椒价格一落千丈，第二年辣椒价格上涨，侯远高告诉村民不能拿没有育种能力的二代辣椒籽再去种，“韩国种子要年年买的，可是老乡不相信，种了什么也不长了，就更没人种了”。

　　土地的低效使用，毒品泛滥，使农民和市场无法关联。尔古村有人贩毒赚到了钱，开了土豆淀粉加工厂，投资100万元，然而厂子还没投产，老板又开始吸毒，而后死亡，厂房至今仍废弃在田野中。国家给予的补贴也有，然而却并不针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形态。寡妇吉克希提家里抚养了6个孩子，除了她自己的一儿一女，还有妹妹的一对儿女，她们的丈夫都吸毒感染艾滋病死亡，妹妹改嫁了。此外还有一个邻居阿妈的孙子，也是父亡母嫁，阿妈失去了照顾能力，就和孙子一起到吉克家来。还有一个叫阿勒的孩子，父亲吸毒死亡，母亲改嫁，孩子就也到吉克家来吃饭。40多岁的吉克自己没有低保，又没有一个孩子是能够达到国家给予的孤儿补贴条件，一大家子完全靠她一个人，土地也是她一个人种。最大的孩才9岁，为了多一口吃的，也跟着妈妈下地干活。

　　像这样临时组建、拼凑的家庭，在昭觉、美姑、布拖三个县随处可见。土地虽然都被荒弃，可是土豆玉米和荞麦带来的收入仅够糊口。对于这些人口，家支也越来越没法子。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到村里去，必然看见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孩子，中青年男人极为罕见。我们走过的三个县的几个村庄，总能见到几个已经感染艾滋病的幼儿，也不乏男人死亡的消息。艾滋病在这里从来都是被公开谈论的，因为政府免费的治疗，使大多数患者有所缓解，他们熟悉死亡。

　　“我们这里不歧视艾滋病，因为不管什么病都会死。”大多数人说不清亲人怎么死的，有肺炎死的，有胃病死的，也有因为山路险峻遭遇车祸的，最匪夷所思的是村里不到两米高的泄洪道，里面还有很多落叶枯枝，过年喝了酒回家路上摔下去就死了。他们不会说汉语，进医院更视若畏途，大部分人在乡上看不好就放弃了，回家听天由命。彝族有很多治疗方式，让得病的人蹲在大蒸笼里，用大锅烧开水蒸，笔摩念完经一袋烟工夫，病人才能出来。一位母亲拉扯三个孩子，丈夫艾滋病死了，大女儿背着弟弟，还患有心律失调，母亲从没带她上过医院，她以为现在医院还是要先交押金看完病很久才能报销，并不知道可以直接交很少的部分。他们更习惯的方式，是找笔摩来念经驱鬼。河沟处有一些枯枝捆成一束束，上面挂些破鞋子，就是为了把鬼打跑。而死亡最简单，找笔摩算好方位时间，直接堆柴火葬。

　　基础教育的薄弱

　　在都是孤儿的爱心班，一样的嘈杂快乐。侯远高总是很大声地说：“答应我了啊！必须上中学！”他是最乐观的、充满精力和勇气的人。大多数孩子虽然看上去很瘦小，七八岁看起来还像四五岁，但都入学时间很晚了。有的小学六年级就18岁了的，叔叔们希望女孩子赶紧回家去嫁人，好得到一份身价钱。我们到达时正赶上美姑县300多人的头人聚会，叫做基各蒙格，讨论的议题却充满现代色彩。彝族婚嫁，女方的身价钱是头等大事，留过学的女博士身价钱达到100万元，在城市生活的彝族女孩身价过高，是目前彝族婚嫁最困难的问题，这种上涨带动的农村彝族女儿的身价也往高冲，所以头人们的决定是农村至多2万元，城里10万元，这个价格对于那些抚养孩子的叔叔或其他亲族家，已经足够有说服力。男孩子自然从十四五岁接受全家支的劝说，快点进城去打工。

　　已经在学校读书的孤儿们，遇到的是社会化的问题。已经上了初高中的孩子，一方面难以考上最好的学校，一方面是如果上大专或三本，费用难以负担。何况他们上小学往往是“睡过来的”，乡村校的教育质量让很多十几岁的孩子还不太会讲汉语。家里有父母的，也只是勉强念到小学毕业至多初中，就会出去打工了。孩子们分散在凉山州几个县各个乡的中小学里，以班为单位，爱心班虽然设在普通学校里，自带管账的管理员、生活教师和厨师。每个孩子每月160～200元的生活标准，都来自于一对一的赞助人。一年赞助费2600元，但凉山本地农产品单一又昂贵，侯远高还得到处化缘。除了每星期两次吃肉，一个学期发两套衣服，也要支付一个厨师、一个管理员的1000元工资。食宿和学习是封闭式管理，无论多小的孩子，一般不允许请假，平时他们也没有路费回家。

　　孩子们吃着米饭和土豆酸菜汤，有时饭碗里只有几块沾了辣椒的魔芋，只有城里的来客才会认为伙食不好，对于他们来说，吃饱就已满足。一个一年级看起来非常小的孩子脊骨突出，穿着单层的宽大西服里面却几乎没穿衣服。因为回答不上来客人的问话，一会就独自背对人们开始哭泣。近千名孩子的家庭情况都被凉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老师一一核实家访过，导致村里的人一听是中心来的人，立刻以为就能把孩子接走，都纷纷上来用彝语诉苦。

　　送走之后也只是希望孩子吃饱穿暖，在学校住几年，现在凉山即使乡里的中学都面临大批学生流失的问题，用教育改变命运的只是极少数人。“乡一级的中心校现在的师资都是关系户，待不长，想调走的，考公务员的，工资太低，流动性太大了。”课程和书本虽然看起来与城市无异，但乱糟糟的声音和讲台下呆呆的目光，却说明很多孩子连普通话都听不懂。凉山州有彝语编写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罗庆春对于母语的教育丧失深感失望：“过去村里老教师还知道教彝语的读写，可是会写彝语，却得不到什么彝语的教育，电视台最近开播了彝语频道，而高考却只是给少数民族降多少分。对于那些已经高度汉化的当然很好，对于凉山那些世代只会说彝语，基础教育又差的，小学三四年级以后，差不多才能听到老师在说什么，高考优惠多少也是考不上。”

　　采访中碰到一个想要投资建学校的香港基金会，对于彝族孩子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观念：“教导本民族的自尊，同时对家庭进行整体教育。”他们的做法不是投钱了事，而是要求当地政府按照比例对半承担经费，在侯远高所说“公办民助”的模式下，成立针对孤儿学校的校董会。凉山2.5万失依儿童，解决了上学问题的只有3000人，越来越多的未到学龄的孩子即将长大，而优势教育资源的紧张和短缺，使这些先天不足的孩子更加难以找到合适的学习环境。政府拿出最好的一块地皮和人员配备，却再也拿不出经费，侯远高乐观地大包大揽下来，他说：“我来找另一半资金，1000人的学校要9月份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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