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游开放仍需积极和审慎
把旅游业与第三产业融合起来衍生就更多了，比如各地搞得一些有声有色的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等。这次习近平副主席到访美国观看的NBA篮球比赛，这本身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更是美国文化体育产业的体现。去年，我们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意见》。最近七个部委联合下发了《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我们还在推动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上市融资，推动“中国旅游卡”以及广东、山东等地旅游金融产品的研发应用，进一步丰富覆盖旅游活动各环节的旅游保险产品都是与第三产业融合的表现。
总之就是我们现在由一个被动的需求阶段转向一个主动地推动和开发阶段，我们要把需求告诉各行各业。我们旅游部门主导搭建了两个平台，一个是在天津办了一个旅游产业博览会，主旨是推动大型旅游制造业为主；我们在浙江义乌办了一个旅游小商品博览会，从研发开始搞各种各样的旅游小商品，2011年有28个国家来参展；我们在苏州也搭建了一个旅游服装博览会平台。
为加快旅游业向现代服务业迈进，我们在工作中注重了三个方面：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旅游业。二是加强与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重点推动与信息、金融产业融合发展。三是抓一批城市和企业试点。两年来，我们重点推动北京、江苏的南京、镇江、苏州等有条件的省市开展智慧旅游城市试点。积极推动将智慧旅游初期成果直接应用于旅游产业要素，一批智慧旅游景区、智慧旅游企业快速成长，旅游电子商务业务成为多数旅游企业新的赢利方式。还注重运用现代最新科技提升旅游服务和行业监管水平，积极推进“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建设，努力转变旅游监管方式，提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水平。
旅游业要真正成立一个战略性支柱产业要10年或更长间，我主张打牢基础，不要急于求成。科学发展需要打好基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要太急，要在短时间内变成战略性产业是不现实的。
出境游开放仍需积极和审慎
《财经国家周刊》：大陆居民赴台湾个人游已经启动，分别开放了北京、上海、厦门三个城市，第二批城市正在酝酿；包括在港澳个人游的开放上，我们感觉作为旅游监管部门来讲总体上的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您是如何考虑这一问题的？
邵琪伟：确实是这样。积极和审慎是一条原则。在这个进程的选择上，我们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有业务方面的考虑，需要两方面结合起来。从目前情况看，现在团队出游台湾每月已超过10万人次，个人游才刚开始；去年到香港个人游达到1834万人次，到澳门个人游达到659万人次。对台湾以及香港和澳门，我都会跟对方讲一个观点，就是既要有利于市场健康的发育和成长、有利于市场监管，又能够长久的保持适当的增量，能使得这条线平稳的往上增长，不要出现大起大落。保证有序、有规划的增长，对两岸和两地关系都是好的，对市场监管也是好的。
《财经国家周刊》：在这方面，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团单管理”，我们也注意到，赴港旅行中会发生一个实际问题，在很多没有开放自由行的城市，游客只需要旅行社一张团单证明就可以出行，其本人未必通过旅行社旅游，这样在实际操作上能不能起到您说的团单管理的效用？
邵琪伟：我觉得我们要承认两条，第一，旅游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游客是自己拿钱出去消费；第二政府必须有管理，政府应该用政府这只手把政府该管的管好，市场上发生的问题更多地应交给市场去处理。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出境游的人数越来越多，而相当多以购物和观光为主，您认为应该如何促进多层次的深度旅游，使得中国国民融入世界？另外您觉得我们国家的旅游产业发展处在哪个阶段？
邵琪伟：小平同志1979年登黄山时提出旅游业要加快发展。中国旅游业从小平同志倡导开始起步，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中国旅游业真正进入到产业化发展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在这之前只是把旅游业作为一个事业来发展，最早是为外交服务的，那个时代人均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旅游，老百姓要先考虑的是温饱问题。
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推向战略性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阶段，这和全球是同步的也是领先的。其他国家的旅游业确实比我们早发展了，但是中国有强劲的后发优势，起点就很高了，特别是运用现代交通工具和现代信息工具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出国出境旅游还在第一阶段。尽管人出去了，但是我们很多游客到了国外还不知道怎么旅游，有些游客出去花相当多的时间去购物，而没有去欣赏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当然也有一些专门在一个地方慢慢欣赏的人群。我觉得当我们国家的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时，我们旅游业的管理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都会慢慢的成熟和理性起来。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的旅游者大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加快旅游业市场化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30年来，中国旅游从增量改革逐步转向存量改革，逐步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旅游市场，面对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作为政府旅游部门，如何借鉴旅游发展的“国际经验”？
邵琪伟：从国际上看，旅游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在旅游综合立法方面。西方旅游发达国家现代旅游业始于二战之后，其旅游立法进程与旅游业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法国、西班牙等旅游强国其旅游法律体系都由欧盟的统一法令、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三部分组成，他们的旅游法律既有综合性法律又有大量的单项法规。另据世界旅游组织介绍，旅游法律已成为各国的立法热点，越南、巴西、意大利近年来都出台了新的旅游法。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旅游法，与我国世界旅游大国的地位身份非常不匹配，同时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矛盾问题都对旅游综合立法提出了需求。
在旅游促进方面，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成员国对旅游业的投入一般都纳入国家和地方预算，主要旅游大国赋予旅游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对外宣传推广，有的国家甚至将旅游形象塑造上升到国家整体形象战略中进行考虑。
在旅游教育方面。中国作为世界旅游大国，目前已有1968所旅游院校(系)，但还没有一所像美国康奈尔大学、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这样知名的旅游院校。此外，旅游发达国家旅游教育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职业教育非常发达。目前，中国旅游职业教育出来的学生反而比旅游本科、硕士抢手，好多还没毕业就被旅游企业预定一空，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旅游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方面。我有一次去瑞士出访，在一家五星级宾馆中见到一位年过六旬的服务员，他一辈子都在这个岗位上为顾客服务，每天都衣冠楚楚、开开心心，他的理念就是“我以绅士的态度为绅士淑女们忠诚服务”。他们都是以终身从事旅游行业为荣。我们国家服务业整体都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再加上薪酬机制、激励机制、职称机制等不够健全完善，所以如何提高我国旅游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也是当务之急要研究的问题。
在体制机制构建方面。旅游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构建，主要围绕如何运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作用，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同时注重中介机构的行业促进和行业自律作用。比如德国在联邦议会中专门设置了旅游委员会，由议会各党团代表组成，并由一名国务秘书负责联络工作。瑞士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联邦政府层面专门成立联邦旅游委员会，负责旅游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而旅游市场推广则由半官方协会性质的瑞士国家旅游局负责。各国旅游体制机制改革的共同特点是适应了旅游作为综合性产业的特性，不断增强对旅游业发展协调作用和旅游安全质量秩序的监管作用，强化综合协调和市场执法，以促进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对于这些经验和做法，我们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吸收其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北京市、海南省等地都都成立了“旅游委员会”，各地为了促进旅游业更高层次的发展都做了一些探索，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保障这个行业的更大发展？
邵琪伟：现在海南省、北京市都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完全是这两个省市旅游业快速发展带来的，需要成立这么个机构，才能完成其管理职能。比如，北京市旅游委员会的职能较为完善，北京市经济结构的76%是三产，奥运会之后，旅游业对北京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除了专职主任、副主任以外，各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担任旅游委的副主任或者委员。这个体制接下来我相信会体现出他们优越的地方，不仅是促进产业的发展，而且是促进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和提升。体制机制作为一个上层建筑，它应该适应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财经国家周刊》：国民对旅游的参与越来越多，同时对旅游市场存在的服务质量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有意见，今年春节出现的三亚宰客事件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您认为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旅游市场监管到位？
邵琪伟：我们国家旅游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像春节期间三亚和一些地方出现的投诉，变相强迫游客消费，这种行为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现在中国还没有《旅游法》，我们一个法治国家，这样大的市场无法可依绝对不行，老百姓这方面对我们这个行业有意见，我接受。值得欣慰的是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相关部门参加起草的《旅游法》已经有了较好的一个草案，经过立法程序后，将尽快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当然也有执法不严的问题，由于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我们规范市场还需要时间，市场发展太快，我们的人才储备也不足。在旅游的高峰时期供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市场上就发生种种不规范的事情，这与我们行业的诚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也有很大关系。游客遇到问题，应该告状有门，投诉有门；但是反过来讲，用我们行业里的一句话就是，旅游企业要诚信经营，旅游者也要理性消费。
我们这个服务行业要让它真正规范有序地建立起来，它需要一套非常有序的法律法规直至至行业规范。比如，我们国家服务费制度不完善，基层服务人员收入不高，这样服务人员就很难提高职业荣誉感和尊重感，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旅游大行业内需要推进的具体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近些年旅游地产取得了快速发展，您认为这是否促进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会否造成以旅游为旗号，行地产发展之实的情况？
邵琪伟：其实“旅游地产”，政府规范性文件没有采用这个概念，而是市场上客观存在的现象。比如搞一个旅游景区，其环境价值上升了，周边的房地产就很容易升值，当地获得了效益，于是当地政府将旅游景区与部分房地产开发捆绑起来招商，这大概就是旅游地产的由来，一部分高尔夫球场的资金也都是类似这样引进来的。
我认为这些行为可以更多让市场去配置，政府主要去规范政府需要去规范的事情。比如，是否违反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影不影响整个城乡规划。美国也有这样的事情，奥兰多的迪士尼建立起来，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就赋予了迪士尼公司某些管理权，当然它是经过地方立法的。因此市场配置了这个资源，产生了这样的景区，带来了效益，对当地老百姓和经济发展都是好事情，我们认同它从而规范管理它，让它给政府纳税，解决就业问题，这不是很好吗？
邵琪伟简历
男，汉族，1953年11月出生，浙江湖州人，2004年中央党校政治学专业毕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70年4月〜1978年2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师2团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云南国营东风农场四分场指导员、分场政治办公室主任、农场宣传科干事；1978年2月〜1978年9月云南省委党校学习；1978年9月〜1979年11月 云南省委办公厅一处秘书；1979年11月〜1984年7月 云南省昆明市委办公厅秘书、秘书科副科长；1982年9月〜1984年7月在云南省委党校学习；1984年7月〜1991年3月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委书记；1991年3月〜1992年5月 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1992年5月〜1994年9月云南省昆明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工委书记；1994年9月〜1998年5月 云南省临沧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代理书记、地委书记；1998年5月〜1998年5月 云南省省长助理；1998年5月〜2005年3月 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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