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中国文明史

　　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

　　文 | 孙皓晖

　　不同的文明目光，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评估，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曾经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具体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给予了自己的评判。他是这样说的：

　　“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

　　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完一个人的悲剧后，就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相反，19世纪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评价。他这样说：

　　“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盗窃杀人是社会罪恶，西洋各国的盗窃案杀人案却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在政治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

　　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方文明。

　　对不同文明的各自评价，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人类文明的标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冲突总是基于文明的差异而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类每次大冲突的背后，都埋藏着文明差异的根基。有许多冲突，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时代，文明差异直接引起冲突的现象尤其普遍。

　　中国春秋时代，周边游牧族群不断入侵华夏腹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基于文明冲突的长期战争。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北方匈奴与诸胡严重地侵犯华夏，再次爆发长期的文明大冲突。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种不同民族的文明冲突，在中国及其周边大地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环境中，马其顿民族对古希腊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的远征，古印度佛国的突然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突然灭亡，罗马帝国的解体星散，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等等，也无不因为各民族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而生发出来。

　　历史的逻辑是：越是相互处于闭塞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于文明差异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虽然没有终止，但显然呈现出大为减少的趋势。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处中越来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西方对中国文明的困惑

　　那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无侵犯、无冲突的安全环境了吗？各民族的文明，已经可以不受威胁、不受制约地自由发展了吗？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种种动荡与冲突的后面，似乎总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因素。

　　西方诸多学者，力图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去解析当代世界冲突。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有不同的声音，力图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事变与结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年末，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检讨“究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思潮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长长的《对华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企图找出问题的核心所在。

　　主编这一长篇文件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该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高度的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 19世纪中叶，这座中国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以前的外国入侵者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与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果，但仍然已成定局⋯⋯”

　　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当年的美国政府对中国文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其结论是多么的背离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只归结为“三千余年以来”？为什么一种立足于中国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结论却如此经不起事实验证？

　　中国文明的奥秘究竟隐藏在哪里？

　　苦难与复兴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 1840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