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选民距离越近，议政越有底气"

　　"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每年提出约五百件议案，很大一部分由一些“明星”代表包办。每个“明星”代表的背后，有着优于一般代表的物质和智力保障，更重要的是，与选民有更近的距离。"

　　本届全国人大到了最后一次大会，2012年参会的2830名代表，一共提出并被采纳489件议案。

　　几位“明星”代表持续发力。浙江团被采纳72件议案，仅企业家周晓光就贡献了33件；湖北团被采纳14件议案，8件出自周洪宇教授；黑龙江团被采纳28件议案，孙桂华和迟夙生两个法律人提交了7件。

　　年年如是。周晓光每年提交的议案都维持在30个左右，几乎占据了浙江团的半壁江山，这一数字也超过多省代表团议案总和；过去十年，她被采纳的议案已达203件。同样是两届代表的湖北学者周洪宇，有201件议案被采纳。

　　梳理可见，“明星”代表以企业家、学者和法律人士为主，他们充分利用了与其职业相关的物质或智力支持。在浙江团，同样是企业家的赵林中，2012年带到北京的议案建议也多达66件。

　　按照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可提出全国人大职权范围的相关议案，比如法律案、选举案、监督案、质询案、罢免案、重大事项决定案等等。本届人大五年来，2541件议案中的98.6%为法律案。

　　提得狠，不如提得准

　　"既能挠到这个社会的痛处，又不越敏感议题的雷池一步"

　　作为浙江义乌一家饰品企业的老总，周晓光的议案从不限定于经济领域，在2012年33份议案中，既有民间借贷法，亦有关乎民生的博物馆法、见义勇为法。

　　紧盯热点，偏重建设性，这是周晓光给自己定下的准则。

　　在周晓光印象中，唯一一次冒进的经历，是有其他团的代表找周晓光联名一个议案——修改计划生育法。按照规定，全国人大的议案必须由30人以上联名才能提交。

　　议案的大意是，允许多少收入以上的家庭生二胎。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找到周晓光时，她立刻收回了这个议案。“他们说计划生育是国策，我后来一想确实考虑问题还不够全面。”

　　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舒，议案的心得则是强调精准。2003年，陈舒提出建议对收容制度进行专项调查，恰逢孙志刚案发酵。不久，国务院就撤销了收容遣送办法。“国家之大，要解决的问题之多，要理性思考哪些问题是最紧迫的。”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当了十年全国人大代表，每年的议案和建议都在20件左右，其中一半跟教育有关，通过率约70%。

　　周洪宇觉得，除了专业性强之外，跟他“不赶趟”的思维有关；自2001年从政后，他更意识到，既要考虑政策，又要考虑资源。比如义务教育法要一下子通过比较难，他就建议分四年逐步推进。2006年义务教育法获得通过。

　　两年前，周洪宇提出关于校车安全的议案，同样延续上述思路。2011年12月，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显然与2011年的几起严重校车事故直接相关。

　　“明星”代表们说，不可能提一个议案就能马上立法，但一定要锲而不舍，呼吁的人多了，很可能就会破题。红十字会法在颁布之前，姜健连续提了四年，而2012年也已经是周晓光连续第五年提民间借贷法了。

　　律师迟夙生9年前开始建议删除刑法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引发社会对“卖淫合法化”的争议，议案三次被退回。人大称，不符合国情。迟没放弃，她去中国政法大学读了博，请教艾滋病专家，去北京公安局查一年有多少凶杀案件跟卖淫女有关，甚至远赴重洋考察国外红灯区。

　　“在每个议案上花的精力不亚于打一场官司。”迟夙生说，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在发生。“譬如过去公安局办案是以安全套的减少作为衡量组织卖淫嫖娼的一个标准，甚至用这个来处罚你，但后来变了，不但不用这个惩罚，安全套的放置也无形中多了很多。”

　　顾问+外脑

　　"请“秘书”甚至成立“顾问团”反而应该是人大代表积极履职的体现"

　　周晓光2012年有好几个关于医保的议案，都是杭州一位外科主任提供的。每年两会前夕，成百上千条意见就会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来访等，汇集至义乌建设大楼的907房间。

　　这是周晓光设在当地的一个联系点，已经运转了将近十年。这期间，周晓光收到的来信、来电、来访近万个。最初，周晓光只聘请了当地几位退休老干部作为固定顾问班底。到后来，当地的官员、外地的法学教授、省委党校的老师、外省公检法负责人，也慢慢加入进来，成为兼职智囊。“目前跟我们固定联系的单位和个人已经有八十多个。”周晓光说。

　　每年10月，义乌市人大会帮忙组织当地各界召开座谈会，谈谈他们这一年最关心的问题。11月份，周晓光与顾问团集中讨论两三天，哪些适合提，然后顾问团成员分头找材料、研究法律、调研，完成初稿。

　　碰到一些财税专业问题，周晓光说，当地的财政局长、工商局长都会倾力相助，“他们看到了实效”。譬如她提的义乌国际自由贸易区改革试点议案最终获批。这位义乌女商人还提出“气候变化应对特别法”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作出相关决议。

　　周洪宇是全国人大代表开辟议政网站的鼻祖。2003年9月以来，他的“洪宇在线”已有将近4万人次的浏览、留言、投诉。网友出了很多点子，比如“关于禁止虚拟财物与现实货币交易”的建议，最早由一位IT男提出。

　　涉及更加专业的，教授周洪宇也会像周晓光一样寻求专家协助，包括他自己所擅长的教育研究。提义务教育法那会儿，周洪宇不清楚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该怎么算，于是想起了主管全省教育经费的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

　　“义务教育的单有多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所擅长的学理研究正是结合了路钢厅长的财务概念，结合了自己的行政工作实践，才变成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议案。”周洪宇回忆，路钢是留英数学博士，他提醒可考虑借鉴人均GDP与生均财政经费的国际平均数，周洪宇一算，得出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大致需要875亿元，如果仅限贫困县，则只需200亿元，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

　　对于代表们而言，更大的麻烦是写法律条文。2005年，全国人大将议案与一般建议批评严格区分，提高议案门槛。议案确认工作前移，一般如果已在立法或列入近期立法规划，应附法律草案。

　　2007年，周洪宇第四次提交反就业歧视法，为了弄清什么是歧视，什么是合理差别，他请教了不少法学专家，包括2010年11月过世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陶双文。最终的立法建议稿，是在陶双文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

　　来自安徽的全国人大代表左延安是一家企业老总。他每年多达十份的议案，源自公司法律顾问、专职法务人员，还有常年合作的律所。

　　即使是法律界代表，也会借助“外脑”。迟夙生的“班子”是她律所的所有下属。2009年底，她接到退休干部李明的电话，希望推动二次房改。2010年元旦，律所二十多个律师没休息，逐条研究，写出一个完整的法律草案。3月，议案提交人大；5月，住房保障法纳入立法规划。

　　民意的力量

　　"让选民能叫得出名、找得到人，议案自然源源不断"

　　2004年3月5日，关于设立司法鉴定法的议案被人大采纳后，周晓光立刻给这个议案最初的提出者——北京石景山区一位素不相识的男子，打去电话表示感谢，结果对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一连五六声谢谢。

　　周晓光说，碰到这样的事，她都会这么做。“我会告诉对方，他做的贡献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整个国家。”回到义乌，她还会吩咐顾问团的工作人员，给那些对“两会”议案提供帮助的单位个人一一寄去感谢信。

　　尽管有顾问团协助，调研的时候，周晓光还得亲自上阵。“如果你不是人大代表，很多部门不会接待你。”周晓光说，她一年花在履职上的时间不下三个月。就拿司法鉴定法的议案来说，她既要跑到省市两级公检法查材料，也得下到农村核实每项内容，企业的事情只能在晚上和休息日处理。

　　对于“明星”代表们来说，一种无形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常常忘却兼职的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回到家乡，一般各种荣誉评比都会找上门。迟夙生统统拒绝。“我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提议案)上边，不干别的。”

　　迟夙生的许多议案，都来源于办案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以及持续了18年的免费法律咨询。比如提“卖淫合法化”议案，就是因为平常经常代理卖淫女被杀的官司，有失足青年哭诉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惨痛经历。

　　民意的力量，让“明星”代表们的发言更有内容，也让他们更有底气。

　　有一年的两高报告，几百代表投了反对票，其中一个就是迟夙生。“只要你无所顾忌，也就不存在任何阻力。”还有一次因为新拆迁条例的事，她和住建部的人在电话里争吵了一个小时。

　　在列席常委会讨论个税改革的一次会议上，浙江“明星”代表赵林中“炮火”很猛：3000元合理，还是4000元合理？这个讲不清楚，但是这个民意我觉得需要重视，否则以后我们有重要的法律出来前，还征求不征求意见？有的老百姓说“人大”是“大人”。

　　根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所提的议案主要应为全国性议题，但普通人管不了这些，人大代表在他们眼中个个都是包青天。

　　周晓光的办公室，是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联络点。到访的人里边，有不少是上访户。这9年里，光接待来访客人用的纸杯就花了6000个。

　　“我们毕竟不是司法机构，只能帮他们解压，告诉他们解决这个事情正确的渠道。”周晓光的助理徐军说，某种程度也是帮政府减压。

　　2010年8月，代表法修正案规定，代表不设个人工作室。周晓光征求了义乌、金华、浙江三级人大的意见。他们明确答复：你们这个是我们支持成立的，你照常运作。